书名中“文化交涉”“交涉史”的提法，早已有之，并非标新立异。我用这个提法，更多地是想感谢以日本关西大学陶德民教授为创始会长的“东亚文化交涉学会”所提供的这个学术平台，本书中的多篇文章起初都是为参加该学会年会而写的。如陶教授所言，交流“在现代语境里往往指对双方都有补益的接触和互动。可是，事实上交流不一定给双方都带来补益，也可能造成矛盾冲突、伤害和负面后果。”用“交涉”一词，“就是要表明必须站在中性的立场上对各种各样的文化接触和互动现象都要进行客观的研究”（陶德民：《“東亞文化交涉學”的關鍵詞——全球化時代文化硏究的視野與新視角》，《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 東アジア文化研究科開設記念》，関西大学東アジア文化研究科，2012年3月）。我也比较认同这种观念。

这本书是为“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而编的。本来，在我的研究计划中，有“湘学与日本”“日本近代思想与儒学”“日本近代思想中的中国因素”等这些专题，而每个专题研究都还在探索的路上。未等这些工作完成后分别整理成相关专著，就将各专题中的“半成品”搜集起来以这种“大杂烩”的形式献丑，颇有些难为情的。不过，基本的模样已经在这里了。丑，也是自己的丑，无处可逃。

不知不觉，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一路走来，似乎是不知不觉，其实也并不容易。

每个人的路都不同，各自的易或不易只有他本人或其周围的同伴最感真切。贵在坚持，只要走下去，且心术正、方法得当，就一定能找到或形成队伍，融入更大的“流”中，在寻找的路上暂得一份安宁，这就是历史，一同随历史延伸、翻腾，这样看人看事，就如同看风景。不知不觉，自己的动静也在风景中。

有时候常想，要是按照母亲的意愿，作为一个女儿身来到这世界，会怎么样呢？好在母亲并没有把我当作女儿去养，其实，小时候家里穷，父亲“吃国家粮”，工作离家远，母亲在生产队起早贪黑赚工分，“半边户”，一年到头，生活也在平均线以下。对于我们的教育，除了用吃苦耐劳来以身示范之外，基本上都是“放养”。直到大学阶段，都没有什么明确的专业意识，可以任性地将青春涂抹在涂了又抹抹了又涂的“新诗”上、消磨在刻了又磨磨了又刻的“印章”里，尽情陶醉，忘乎所以。

后来大学毕业去工作，两年后，蒙周德丰先生不弃，考回南开读研究生。当时哲学系的中国哲学专业，是全国“现代新儒学”研究的重镇，学术气氛非常活跃。在方克立先生的支持下，我们自办刊物，刘泽华先生更鼓励我们并以“哲学少年”相期许，真是**燃烧的岁月。1994年毕业后，各种因缘际会，留在了“小白楼”刚刚落成的“日本研究中心”，中心主任俞辛焞先生也借给了我一间研究室，正好在王家骅先生的研究室隔壁。大概因为硕士期间选修过王先生的课，加上第二年其新著《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出版了，没想到王先生会鼓励我为其写书评，而且是对其日本儒学研究的总括性评论。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后怕，那时我对日本儒学可以说基本上还是门外汉，竟然敢对在今天依然是中国学界日本儒学研究的经典之作品头论足，而且一连写了几篇！王先生大概是以这种方式引导我入日本研究之门，以此开启我的日本研究之路。

1996年我有幸去日本立教大学留学，在中国哲学专家森秀树先生门下。森先生研究荀子，也研究老子、嵇康，包容儒道佛，是一位温厚的哲人。先生的书斋名为“霁月庵”，很可见其个性。森先生的朋友卞崇道先生有一首《赠霁月庵主人》（2010年10月11日）曰：

三木搭草庵，霁月挂树间。求道非作秀，退隐不休闲。

我在森先生门下留学十九个月，一面在大班里学日语，一面参加他的《周易》研读班，还要为自己关心的“近代日本儒学”相关问题收集资料，非常充实。

第一次留学经历中有许多记忆犹新而印象深刻的事。比如日语课的老师是著名的“巴黎通”早川雅水先生。结课后，同学们被邀请到他府上作客，早川先生的一举一动、家里的一草一木，都给人优雅闲适之感。立教的棒球队很有名，或许与卖力的啦啦队不无关系吧，我见过其啦啦队的排练，那种“声援”是恨不得扯破嗓子的、发自肺腑的声援。打工的经历也很难忘。第二年没有奖学金了，在同学的帮助下，找到在东京七环上一个拉面店的工作。在店里，我逐渐熟悉了从进货、熬汤，到煮面、煎饺子等每一项工作，甚至可以一个人独自完成一天的工作。店面虽然小，只能坐十几个客人，但是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不仅能够亲密地接触从国内来的背景各异的工友，而且可以近距离地与各类食客交流，这样的收获是在校园里得不到的。留学期间，父亲去世了，儿子降生了，远隔重洋感受了亲人的死与生。而“赤门落第”的挫折，成为日后我感悟中日学术研究差异的契机，而将失败的教训化作积极的正能量，主观努力固然重要，良师的引导也难能可贵。

留学回国，带着几箱近代日本儒学与思想的相关资料，199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方克立先生门下，专业虽然还是中国哲学，但是方先生同意我以近代日本儒学作为研究对象。为此，方先生将哲学所的卞崇道先生和日本所的高增杰先生请到我的导师组里。为完成博士论文，2000年我得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有了第二次留学日本的机会。这次留学，我毅然选择东京大学池田知久先生作我的指导教授。池田先生让我在挫折之处奋起，成为我求学之路上宝贵的经验。从池田先生不认同我的开题报告到愉快地来北京参加我的论文答辩，东京大学一年的经历，我庆幸自己“顶”住了考验。亲炙池田先生“厉而温”的教诲，百倍地弥补了当时“赤门落第”的遗憾。

这次留学期间，令人痛心的是王家骅先生去世了。杨栋梁教授把“日本近现代思想史”这个课题交给了还是博士生的我，真是“十年磨一剑”，这个课题从东京的约定，陪我从杭州回到天津，我的角色“岗位”也完成了从哲学到历史学的“学科”转换。从哲学转到历史学科，具体而言是从中国哲学转到日本史、中日文化交涉史领域，2001年博士毕业到王勇、王宝平二位教授所在的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工作，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后来的所有工作，几乎都可以从在杭州积累的三年中找到端绪。那时，研究所的硕士点归属于历史系的“专门史”。专门史，像一个兜天袋，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比如日本神道、明治儒学、日本思想史，以及研究所最具特色的中日文化交流史，都装在那个袋子里。在那个敞亮的袋子里浸泡，虽然时间不长，耳濡目染，自然受其影响。这个集子里有两篇就是在那时完成的。

虽然我2004年9月调回了南开大学，但是与调去浙江工商大学的同事们一直保持着亲密的联系。十年之后即2014年10月，我鼓足勇气应邀到浙江工商大学王宝平、江静教授开设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课上讲了一次“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力图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一下这个研究领域的学术史，算是对这些年来交情的一种回报。反响还算不错，由此整理成文，第二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和中华日本学会主办的《日本学刊》上，全文三万来字，感谢李薇主编的信任和厚爱。到2016年，在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增设了“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博士招生方向，希望这个平台能够把在杭州燃烧的薪火接引一点过来。而这本自选集，内容虽然芜杂，也自信仍有其条理，如果能够作为火种，拓展王家骅先生在这里所开辟的日本思想文化史研究传统，则于愿足矣。

因为卞崇道先生的引领，我参加了一个全国性的日本哲学学会。最近听说有人嫌弃我不研究哲学，这使我想起许多年前曾给上海某高校历史学院投过求职简历，一位有名的历史学教授主管因为我的哲学专业出身而回绝了我。没想到在“历史学”里待久了，又有人对我提出“哲学”上的要求。其实，西田哲学不用说，如本书中论及的西晋一郎，也可以说是近代日本重要的哲学家。不过，我愿意将这种意见作为善意的鞭策，会和在我身边学习的博士硕士生们一起——很多时候可能是我督促他们——研读山鹿素行、山崎暗斋、平田笃胤、佐藤信渊、会泽安、加藤玄智、村冈典嗣……这些人物都是日本哲学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并且希望能够组织翻译好英文版的《日本哲学资料集》、译注好多卷本的《原典日本神道思想史》，接着朱谦之先生，为推进日本哲学史研究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我想这也是卞先生所期待的吧。王家骅先生曾经强调思想史研究要将哲学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结合起来，这也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无论是思想史研究，还是哲学研究或思想文化交涉史研究，希望中国的日本研究界保持良好的学风，方方面面，只有尊重传统，夯实基础，才能推陈出新，融入世界。要做的事一堆一堆，有力所能及的，有知其不可的，人的美丑不长在脸上，只要“活儿”干得漂亮，“人儿”自然就美。丑一点，又有什么要紧呢，只要心术正、方法得当，相信所有的“活儿”都可以越干越漂亮的。

不知不觉，恍然已经50岁了。

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天命是什么？

天哪，我还不知道啊！

2018年11月12日起稿于普陀山大酒店

11月26日完稿于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