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个问题，如果从当时的革命派来说，道理可能很简单。众所周知，比如章太炎就说立宪本来就不适于中国，因为在他看来所谓宪政，不过是“封建世卿之变相”罢了。中外历史及世界大势在他眼里，“欧洲、日本去封建时代近，而施行宪政为顺流；中国去封建时代远，而施行宪政为逆流。”[33]又说：“世人徒见欧洲、日本，皆以立宪稍致清平，以为四海同流，中国必不能自外，是但知空间之相同，而不悟时间之相异，其亦疏缪甚矣！”[34]就是说，方向走错了，当然是只能渐行渐远、越学越坏了。

不同的政治立场大概不足以拿来代替作为对这个问题的学理性分析。维新派的明治维新论还是可以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一些线索。如上所述，我们可以从中读到一些基本相同的理念。比如，他们都将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动力归结为豪杰之士（处士、侠士、志士）的英雄气概这种精神因素，而养成这些因素之土壤无不与汉学有关。又如，他们看到的多是中日文化相同的方面，甚至是中国优越于日本的方面，因此对于效法、学习日本的制度、语言都充满自信。他们的认识也各有特点，比如黄遵宪基本上属于传统知识分子的范畴，他写《日本国志》，虽然材料是日本的，但那是作为传统的中国史书来撰写的，如他在《日本国志叙》中所言：“今之参赞官，即古之小行人、外史氏之职也。”[35]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楚。而康有为的经世意识、帝师观念非常鲜明。他研究日本，并非对日本本身感兴趣，其出发点在中国。其《日本变政考》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我皇上阅之，采鉴而自强在此。若弃之而不采，亦更无自强之法矣。”[36]他也意识到西方的良法美意，一到中国就弊窦丛生，最终他将其归结于中国官制之积弊太甚。相对而言，梁启超或许要理性、严密得多。他到日本不久就意识到中国与日本有根本的不同，认为日本再好的著作也只能作为中国的参考，而不能照搬。在《东籍月旦》中介绍井上哲次郎和高山林次郎合著的《新编伦理教科书》时，他说“井上高山皆著名大家，其书亦精心结撰。但专为日本人说法，日本国体民俗有与我国大相反者，故在彼虽为极良之书，在我则只注供参考而已。”[37]这就是很好的例证。只是这种不同还没来得及仔细品味、研究，就很快因为应急、速成的现实需要而被表面上的似乎相同所掩盖，因此将对象简单化了。

梁启超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而给予这个问题以清晰解释的，或许要数周作人。他根据自己研究日本语言文化的切身经验，在1942年初发表的《日本之再认识》一文中强调：“如果只于异中求同，而不去同中求异，只是主观的而不去客观的考察，要想了解一民族的文化，这恐怕至少是徒劳的。”[38]他说：“我们前者观察日本文化，往往取其与自己近视者加以鉴赏，不知此特为日本文化中东洋共有之成分，本非其固有精神之所在，今因其与自己近似，易于理解而遂取之，以为已了解得日本文化之要点，此正是极大幻觉，最易自误而误人者也。”[39]可是到今天，还是有许多人不重视对日本作“客观的考察”，不去下功夫寻求“中国民族所无或少有”的“日本民族所独有之异”，还不时能够听到有人片面强调以中国人的主体关怀去读日本史，甚至说所有的日本史都是中国史。这种“‘中国式’日本研究”或认识，可否谓之“诚求而善学”，仍然还是一个问题。

（原文载于《日本问题研究》2017年第4期）

注释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三册（《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14页。

[2]相关研究可参阅王晓秋的《清末形形色色的明治维新观》（收入《世界历史》编辑部编：《明治维新的再探讨》，《世界历史》增刊，1981年12月）、呂万和著『明治維新と中国』（東京：六興出版，1988年）等。

[3]陈铮编：《黄遵宪全集》（全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05页。

[4]陈铮编：《黄遵宪全集》（全二册），第116页。

[5]陈铮编：《黄遵宪全集》（全二册），第929页。

[6]陈铮编：《黄遵宪全集》（全二册），第30页。

[7]陈铮编：《黄遵宪全集》（全二册），第821页。

[8]陈铮编：《黄遵宪全集》（全二册），第929页。

[9]陈铮编：《黄遵宪全集》（全二册），第930页。

[10]王船山：《黄书》，《船山全书》第12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508页。

[11]王船山：《黄书》，《船山全书》第12册，第519页。

[12]陈铮编：《黄遵宪全集》（全二册），第1414页。

[13]陈铮编：《黄遵宪全集》（全二册），第1415页。

[14]陈铮编：《黄遵宪全集》（全二册），第1415页。

[15]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四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74页。

[16]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四集，第48页。

[17]同上，第274页。

[18]同上，第105页。

[19]同上，第104—105页。

[20]同上，第274页。

[21]同上，第137页。

[22]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四集，第196页。

[2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七册（《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86页。

[2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一册（《饮冰室文集》之四），第81页。

[25]同上，第83页。

[26]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60页。

[27]郭连友：《吉田松阴与近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48页。

[28]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第387页。

[29]同上，第389页。

[30]马冰洁：《〈开国五十年史〉与明治日本的文化输出》，见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第11届博士生日本研究论坛资料集《东亚视阈下的日本与中国》，该论坛2017年3月18日在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举行。

[3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三册（《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15页。

[32]同上，第114页。

[33]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徐复点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96页。

[34]同上，第397页。

[35]陈铮编：《黄遵宪全集》（全二册），第819页。

[36]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四集，第274页。

[37]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一册（《饮冰室文集》之四），第87页。

[38]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日本管窥》，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92页。

[39]同上，第92—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