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梁启超，他虽然没有留下关于明治维新的大部头专著，但是明治维新对他的影响，或远远超过黄、康二人。他自己也说：“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每日阅日本报纸，于日本政界学界之事，相习相忘，几于如己国然。盖吾之于日本，真所谓有密切之关系。”[23]与直接涉及明治维新的相关论著相比，其传授学习日文经验的《和文汉读法》一书，或更有影响。他在《论学日本文之益》中现身说法：“学日本语者一年可成，作日本文者半年可成，学日本文者数日小成，数月大成。”对于所辑《和文汉读法》，更是胸有成竹，谓“学者读之，直不费俄顷之脑力，而所得已无量矣。”之所以认为容易，也是由于多看到中文与日文的相同之处。如他所言：“日本文汉字居十之七八，其专用假名，不用汉字者，惟脉络词及语助词等耳。其文法常以实字在句首，虚字在句末，通其例而颠倒读之，将其脉络词语组词之通行者，标而出之，习视之而熟记之，则已可读书而无窒阂矣。”[24]这种读法，他自己也曾在《东籍月旦》中解嘲说是“一急就之法，殊未可厚非也。”[25]

梁启超的论著中涉及日本幕末维新之处不少。首先，他也认为日本明治维新之成功，乃是幕末诸豪杰之所赐，而其中尤其推崇吉田松阴。在梁启超的思想变化中，无论是倾向于革命还是倾向于立宪改良，吉田松阴都是他重要的思想资源。当他的思想倾向于革命的时候，他认为吉田松阴“打破局面”的破坏精神是日本维新的主动力；而他的思想回归到立宪改良的时候，还编译《松阴文钞》（1906年）来为立宪派助威。在《松阴文钞序》中他强调“日本维新之业，其原因固多端，而推本其原动力，必归结吉田松阴。松阴可谓新日本之创造者矣。”甚至“虽谓全日本之新精神，皆松阴所感化焉可也。”这种“新精神”是什么呢？他在这篇序文中没有明说，只是提到“事业与学问皆枝叶也，而有为事业、学问之本原者。本原盛大，则枝叶不必出自我，而不啻出自我；而不然者，日修其枝叶，本则拨矣，夫安所丽？”[26]这个“本原”借用吉田松阴的话说就是需要刻意厉行的“勤王敌忾”精神，对此，梁启超批注曰：“此言不啻诏我辈。”[27]在他看来，维新中国的创造也要在维持既定“国体”这个本原的前提下进行。

梁启超的明治维新论，最精彩之处当在其《日本预备立宪时代之人民》一文，而此文实为一篇“明治政党史纲”。1906年9月1日，清政府颁诏预备立宪，声称“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这篇文章正是因此而作，目的在于借鉴日本的经验。总体而言，他认为明治宪政得以成立，是政府和人民双方力量相互“借重”、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尤其强调人民的要求具有决定性意义。日本宪法之运用，其成绩斐然可观，明治宪法，从形式上看虽是钦定宪法，但从根本上看，其动机发自人民。因此，日本的成功是日本国民努力的结果。效法日本，就是要效法其国民。他强调：“凡善良之政治，不可不求其基础于国民。”如果“国民政治不发生，而欲国家即于盛强，是又欲入而闭之门也。”[28]而中国当时的国民都将“政治”作为“政府当道者之专有物”，[29]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消极态度，敬而远之。国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淡薄，即便政府颁布预备立宪上谕，也将难见成效。

梁启超虽然没有一部专门的明治维新著作，但是他曾直接参与了大隈重信所编《开国五十年史》（汉文版在1909年9月由东京印刷株会社出版发行）汉译稿的校对。[30]该书汉文版发行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中国能够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这与梁启超等立宪维新派的思路是一致的，因此他也对此书极力推荐，说“兹编所记载，皆出彼都元勋硕儒自举其所阅历者，以资其后昆及与国之法戒。欲知日本之所以有今日，舍此殆无其途焉。”[31]针对那些主张直接学习欧美，认为日本一切制度学艺皆裨贩欧美而不愿做再传弟子的观点，梁启超主张“吾苟诚求而善学者，则日本已足以资我而有余。若其不能，则事事模仿欧美，而画虎类狗之丑态，必更甚于今日数倍，有速其亡已耳。”[32]怎样才称得上是“诚求而善学”？我们学习日本为什么会出现“拟之也弥似，而去之也弥远”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