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读读康有为的相关论述。在第一次向光绪皇帝上呈《日本变政考》的一个月之前，他为其女康同薇的《日本变法由游侠义愤考》（戊戌春月上海大同译书局印）所写的序（1898年3月16日）中力说日本明治维新的原动力是由“处士浪子发愤变政”、由“义士游侠热血涨力发蹈之所成”。而其《日本变政考》所述，如康有为在跋文中所言，“其变法之次第，条理之详明，皆在此书。其由弱而强者，即在此矣。”[15]该书实际上就是一部编年体的明治政治史。在康有为看来，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个不断“刮垢除旧，改良进步”的过程。作为维新最终成果的明治宪法，也是“经百十之阻挠，过千万之丛弊”，[16]“几阅欧美之考求，几经再三之改错，而后得此。”[17]而且康有为特别强调其起步与过程之艰难，正是因为日本经历了如此艰难而获得了成功，因此可以成为中国变法维新可靠的向导。如果按照他的思路效仿日本，他甚至为光绪皇帝列好了时刻表：“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18]其自信的基础，是因为他看到了中国的各种条件比日本都优越，如在自然和社会方面，“我广土众民，十倍于日，皇上乾纲独揽，号令如雷霆，无封建之强侯，更无大将军之霸主，片纸涣汗，督抚贯行，四海无虞，民罔异志。”而经济上，“就今岁入，已逾万万；若括陋规，必可得倍；若正经界，更得倍蓰；若善银行之用，则不可思议也。”加上与日本文化、习俗相同的一面，所谓“彼与我同文，则转译辑成书，比其译欧美之文，事一而功万矣。彼与我同俗，则考其变政之次第，鉴其行事之得失，去其弊误，取其精华，在一转移间；而欧美之新法，日法之良规，悉发现于我神州大陆矣。”[19]而且进一步在《日本变政考》跋文中强调，因为“其守旧之政俗与吾同，故更新之法，不能舍日本而有异道。”[20]就是说中国也只能效法日本，舍此别无他途。而其有效性的根据是建立在对中日文化共性的基础上的。

康有为也思考过明治维新的各种变革和新政，最根本的是什么？中国学习它应该从何下手？他认为首先是制度的变革，具体而言是官制的变革最重要。制度建设固然重要，康有为也认识到更重要的是要有能够执行新法的新人。“执旧例以行新政，任旧人以行新法，此必不可得当者也。故惟此一事，为存亡强弱第一关键矣。”[21]尤其他注意到基层的行政执法者的重要性。“今日百政，皆下知县。而知县选之甚轻，捐纳军功皆可得；任之甚重，兵、农、学校、赋税、讼狱、皆责于一人。彼未尝读其书，立此志，如之何而责其行也？知县不奉行，则无一政能逮于民者，如此而望新政之行、自强之效，岂非却行而求及前哉？日人新定府县制，而尽废旧制，诚得变法之本矣。”[22]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说的都是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