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是将它作为“明治维新史”来写的。1877年底黄遵宪任中国驻日本使馆参赞，1882年春离任时，有诗曰：“海外偏留文字缘，新诗脱口每争传。草完明治维新史，吟到中华以外天。”[3]这里的“明治维新史”就是指他的《日本国志》。如果将明治维新的下限划到1889年明治宪法的颁布，作为外交官的黄遵宪，不仅是明治维新的亲历者，因为他的积极活动，甚至可以说是参与者。因此，《日本国志》也可以说是中国的明治维新亲历者、参与者所撰写的唯一一部“明治维新史”。其撰述的旨趣，作者也曾忍不住透露出可以将这部“务从实录”的“史志”作为政治著作来读的隐秘心态。其《日本国志书成志感》有言：“改制世方尊白统，《罪言》我窃比《黄书》。”且在《黄书》下自注：“《王船山集》有《黄书》”。[4]众所周知，《黄书》作为一本政论著作，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先声。

黄遵宪对明治维新的认识，牵涉的问题很多，对明治政府实施的各项改革和制度建设，其态度也不都是肯定的。从整体而言，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的。

第一，他认为明治维新的动力是“处士之功”和“汉学之力”。他在《日本国志·国统志》中将日本历史变迁的“治乱之由”概括为四个环节，依次为“在外戚擅权，移太政于关白。”“在将门擅权，变郡县为封建。”“在处士横议，变封建为郡县。”“在庶人议政，倡国主为共和。”其中后两项即为幕府灭亡、废藩置县和明治政府的政治体制改革，都是明治维新的重要内容。是什么力量推翻了幕府呢？“幕府之亡，实亡于处士。”他认为：“独浮浪处士，涉书史，有志气，而退顾身家，浮寄孤悬，无足顾惜。于是奋然一决，与幕府为敌，徇节烈者于此，求富贵者于此，而幕府遂亡矣。”[5]而“处士”的思想基础，是《春秋》的尊王攘夷之说。早在1880年，黄遵宪在驻日期间为日本学者藤川三溪的《春秋大义》所写的序文中，对《春秋》尊攘之说在明治中兴之业中的关键作用已经作了精辟的解说。在《日本杂事诗》中也强调过倒幕“卒赖以成功，实汉学之力也。”[6]《日本国志·学术志》的“汉学”一章中也明确肯定明治中兴之功乃收汉学之效。

第二，他强调明治维新是一个“顺人心”“结民心”的渐进过程。首先，明治维新的各种改革措施不是一蹴而就的，“日本自维新以来，举凡政令之沿革，制度之损益，朝令夕改，月异而岁不同。”[7]不断损益、摸索，其轴心何在？他解释说：“尊王之说自下倡之，国会之端自上启之，势实相因而至相逼而成也。何也？欲亡幕府，务顺人心，既亡幕府，恐诸藩有为德川氏之续者，又务结民心。”[8]唯有顺应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改革事业才能最终成功。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国统志》篇末列举了日本朝野围绕是否应该速开国会的两派论争，“保守之说”另当别论，其概括“调停之说”所用之词句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非为一人，苟专为一人，有兴必有废，有得必有失，正唯分其权于举国之臣民，君上垂拱仰成，乃可为万世不坠之业”[9]云云，与王船山《黄书》中论“宰制”部分中所谓“今欲宰制之，莫若分兵民而专其治，散列繁辅而制其用”[10]的分权思想和“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11]的反专制论，何其相似。从他对明治政府“下诏已以渐建立宪政体许之民”的评价“论其究竟不敢知矣”这看似悬疑的八个字后面，“留心时务者”自当能察知个中是非曲直之究竟。

第三，倡导西学中源，为变法维新扫除心理障碍。主张西学中源者，自明清以来，至今仍不乏其人。在黄遵宪这本灌注了其“忧天热血”的《日本国志》中，为了倡导变法图强，也着力倡导此说。其《学术志》曰：“余考泰西之学，其源盖出于墨子。”不仅其立教源于墨子，而且还强调“其用法类乎申韩，其设官类乎《周礼》，其行政类乎《管子》者，十盖七八。若夫一切格致之学，散见于周秦诸书者尤多。”[12]等等。他更加关注的是“百年以来，西国日益强，学日益盛，若轮舶，若电线，日出奇无穷。譬之家有秘方，再传而失于邻人，久而迹所在，或不惮于千金以购还之。今轮舶往来，目击其精能如此，切实如此，正当考求古制，参取新法，藉其推阐之妙，以收古人制器利用之助，乃不考夫所由来，恶其异类而并弃之，反以通其艺为辱，效其法为耻，何其隘也！”[13]这方面，日本就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对于非其所固有的格致之学，能够“降心以相从”，发愤自强，因而骎骎乎有富强之势。因此他不厌其烦地强调：“况古人之说明明俱在，不耻术之失其传，他人之能发明吾术者，反恶而拒之，指为他人之学，以效之法之为可耻，既不达事变之甚，抑亦数典而忘古人实学、本朝之掌故也已。”[14]通过明治维新，“蕞尔国耳”的日本放下身段效法西学，已经从事实上证明这是一条可行的自强之路，何况这些格致之学本来源自中国，因此于情于理都没有不效法的道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