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谦之的《日本的朱子学》（以下简称“朱著”，此书1958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初版，2000年由人民出版社再版，本文引此书者皆出自再版）与井上哲次郎的《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以下或略称“井上著”。朱著所列参考书为该书1924年7月东京富山房第14版，笔者所持为1923年9月第13版）的关系，[15]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1.朱谦之对井上哲次郎相关研究的总体评价

井上哲次郎相关研究的总体特点，朱谦之在其著作中实际上已经说得非常明白：

关于儒学东渐的研究资料，可举者甚多，尤以井上哲次郎与西村时彦的著作，尤为重要。井上为研究此学权威。惟于朱子学之起源，所述甚少，大阪朱子学派及水户学派，则几无叙述，且其所论在伦理格言，引证多汉文和译，似不如原始资料之可据。[16]

首先，朱谦之充分肯定“井上为此学权威”。“此学”，无论理解为“日本儒学”“日本哲学”还是“东洋哲学”都不为过。井上的日本儒学研究三部曲，即严绍璗反复提及的《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1900年）、《日本古学派之哲学》（1902年）、《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1905年），如其与蟹江义丸所编《日本伦理汇编》中那样对日本儒学派别的划分、各派主要人物及其基本著作的整理，无疑对于后世日本儒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朱谦之的日本儒学研究无疑也受到他的影响。

但同时，他也看到了井上对日本朱子学研究的不足，即“于朱子学之起源，所述甚少，大阪朱子学派及水户学派，则几无叙述”。与其说是不足，大概不如说二者研究的侧重点不同更加准确。朱著的主要目的，如其所言：“本书注重叙述朱子学在日本之传播与发展，但亦注重选录日本朱子学派及与之相关的原始史料，使中国研究者得以直接与此原始史料相接触。”[17]其用意也在“为研究中国哲学者参考之用”，他认为“中国哲学对于日本的影响，亦为中国学者研究日本哲学史特别主要的任务之一。然而不幸即此种研究工作，在中国今日尚属创举。”[18]因此，朱著分为“前论”和“本论”两大部分，前论“日本朱子学之传播”，从《论语》《千字文》传入日本到奈良平安时代汉文学的兴起，经中世禅林宋学传入，到江户时代朱子学的兴盛，清晰而系统地描述了中国儒学传入日本的基本轨迹，可以说是一部完整的中国儒学东传日本简史。这方面，在日本学界，同时代和岛芳男的《日本宋学史之研究》（吉川弘文馆，1962年）和《中世之儒学》（吉川弘文馆，1965年）可以说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向了深入，而中国学界，尽管后来也有一些研究，比如有提出“日本早期儒学”的，最近从事五山文学研究的学者增多起来，但是从总体上而言，可以借用严绍璗的话说“因为没有有效地组织成相应的体系……也难以使人形成较完整的学术印象。”期待着后来者能够尽快“超越”朱谦之的这前半部书。

井上哲次郎的《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是他的日本儒学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他研究日本儒学的目的在于通过“阐明德教的渊源”，来“医治现今社会的病根”，“培养国民的道德心”。[19]而朱子学派，他认为是“德川时代最具势力的重要哲学派别”，[20]他重视的是“朱子学派的道德主义与当今所谓的自我实现说，即便其形式不同，而其精神几乎如出一辙”。[21]他认为：

朱子学派的学说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固然不少，然至于其实践道德，值得学习的更多。特别像藤原惺窝、林罗山、木下顺庵、安东省庵、室鸠巢、中村惕斋、贝原益轩诸氏，其人格之清高、其品性之纯洁，可以说是我邦朱子学派之代表，足以永垂其道德模范于后世。当今日俄战争已告终结，随着我邦之威光大显于宇内，欧美学者渐欲究明我邦强大之缘由。值此之际，德川三百年间我邦实行教育主义，对在国民道德的发展上受到伟大影响的朱子学派的历史研究，岂可一日怠慢？有志于德教之学者，都应该对此进行深入研究。[22]

由此，也就可以看出朱谦之以“其所论在伦理格言”几个字便简明而又精辟地概括出了井上著作的特点。至于其“引证多汉文和译”，可以说是为了日本读者的需要，似不必苛求。

对日本儒学派别的划分，朱谦之几乎完全遵照井上哲次郎、蟹江义丸所编《日本伦理汇编》的划分，同样计划在完成这“叙述朱子学的影响”的“第一册”著作之后，准备“第二册叙述朱子学以外诸学派的影响，包括古学派、阳明学派、折衷学派、考证学派及老庄学派。”[23]这第二册，便是后来的《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一书。虽然大的派别框架是继承了井上之说，但是在具体的派别的内容上，朱谦之也有很大的补充，比如朱子学派，井上就根本没有提及大阪朱子学派，而朱著中专门用一章的大篇幅来叙述（正论第五章）。朱谦之《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中说：“关于哲学史方面，古学派及阳明学派尚少专著，惟井上哲次郎所提供资料尚可用，而立场、观点不同。”[24]这也同样适用于他们二者的朱子学著作的关系。反对功利主义的井上哲次郎，或许是有意忽略了大阪的朱子学者，而在当时弘扬唯物主义哲学传统的中国学界，朱谦之重视大阪朱子学派也自有其道理。他说：

大阪朱子学派从三宅石庵开始，盛于中井竹山、履轩兄弟，其学派分布遍全国，到了富永仲基、山片蟠桃更完全走上唯物主义路上，这不但标志了日本资本主义生长过程中的上升的现象，而且也标志了朱子学在日本的影响，从唯心主义而至唯物主义的一种转移。[25]

可见，他是把大阪朱子学派作为一种进步的社会现象来看待，并充分肯定其在日本唯物主义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意义。

2.《日本的朱子学》对《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的引用分析

我们再具体通过朱著中与井上著有关的注释，来看看两者的关系。

朱著一共有1127条注释，绝大部分是原始材料的出处。其中与井上著有关的一共只有18条，其中两条是引用《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的。16条井上著注释中，出现最多的“前论第二章朱子学之传播”中占了7条，但是其中三条（注释66、97、98）的前两条注释分别是与川田铁弥的《程朱学派之源流》、西村时彦的《日本宋学史》对举，第三条则是将井上著与川田、西村著三者并举。“本论第四章海南朱子学派”中出现三条相关的注释，其中注释28是与和辻哲郎《日本伦理学史》下卷相对举的。也就是说，即便从形式上看，井上著在朱著中也不是什么绝对性的存在。

朱著中有关井上著的注释大概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表示赞同的观点或重要史实。这时候往往与其他文献并举共证，以上所列均属此例。

第二类，表示需要补充或延伸。如在叙述楠正成思想成因时，朱著先提起：“正成的忠诚义烈，在日本史上放一大光辉。但他的思想，是否由于崇奉朱子学的结果，尚成问题。如西村时彦《日本宋学史》、井上哲次郎《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均认此为牵强附会。”[26]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宋学史》后也有注释26，或意欲以此说明这种观点已经颇具“权威性”。正因为如此，他才觉得有进一步搜寻史料，展开分析加以补充的必要。经过他的论证，他最后的结论是：“正成的纯忠至诚，虽其天性，而其所得于孔孟之教，尤其是朱子学的忠君爱国观念，这大概是尚有痕迹可寻的了。”[27]无论如何，朱著是用史料将这些可寻的“痕迹”表述清楚了的。

有些还表现在意义的延伸，甚至是引申和发挥上。比如，在本论第三章海西朱子学派中论安东省庵时，说“省庵在世界观方面，则更进而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倾向，与贝原益轩相同，且皆得力于罗整庵，这可以说是海西学派的特点。”[28]接着在引用一段省庵的著作之后，评价说：“井上哲次郎指出省庵这种理气合一论，是理随气而有，与气一元论的见解甚为接近。★换句话说，也就是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的思想了。”[29]井上著中的原文为：“省庵超脱区区朱陆二派的争论，而欲接圣学渊源之意气诚可敬佩。其就理气而取理气合一论，以理为随气而具者，几有进于唯气一元见解之痕迹。”[30]由“唯气一元”，自然地就引申出“换句话说，也就是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的思想了。”

也有对井上著中的史料所在作补充的。比如，义堂周信的著作，朱著中说“《空华日工集》抄录三卷，收入《续史籍集览》。”[31]对此下一注释：即注释66:“井上哲次郎谓全书不传，但据川田铁弥《日本程朱学之源流》第41页作五〇卷，并云全部藏京都南禅寺。”[32]井上著这样记述：义堂“所著有《空华集》二十卷、《空华日工集》（详称《空华日用工夫集》）若干卷，可惜《日工集》全书不传，唯《续史籍集览》收载《空华日工集》的抄录三卷。”[33]

第三类，订正与质疑、讨论。

订正，比如在叙述贝原益轩的思想变化时，朱著中说：“及至读陈清澜《学蔀通辨》才一变而为纯然朱子派的人物。”[34]接下来引用《益轩先生年谱》中相关段落，[35]引文结束后下一注释，即注释17:“参照《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第266—267页，惟井上氏以《学蔀通辨》误为陈白沙撰，应予改正。”[36]井上著原文为：“益轩初好陆王之学，然及读陈献章《学蔀通辨》，遂弃陆王之学而成纯然朱子学派之人。”[37]朱著指出《学蔀通辨》非陈献章（即陈白沙）所撰，而为陈清澜（陈建，号清澜）所撰，订正了井上著之误。

质疑或讨论，也体现在朱著的相关部分。如在论述林罗山的理气关系论时，强调林罗山受王阳明所言“理者气之条理，气者理之运用”的影响，主张“罗山否认朱子的理气二元论，主张理气合一，性情合一，他这种思想虽依据于王阳明二语，实际上却与张横渠的气一元论相同。”[38]朱著一方面指出“罗山是一个极尊崇朱子的人”，但是其目的似乎更看重他“在世界观方面，宁可违背了朱子之意，这就可见他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拥护朱子而并不埋没于朱子的圈套中。理气之说颇推崇阳明，而不属于阳明学派。”[39]接下来，对井上著的质疑或讨论就出现了：

阳明学乃朱子学公开的敌人，但罗山却能于此有所选择，这是日本朱子学之一大特色。佐藤一斋《言志晚录》颇知此意，而近人如井上哲次郎在《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中反为抹煞他的优点★，可怪。[40]

“优点”后下一条注释，即注释42:“《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第64—65页。”[41]翻开井上著对照，相关的部分是井上将惺窝、罗山与暗斋三人对朱子学的态度及器量进行比较，说“罗山之崇奉朱子学远比惺窝峻峭明快，尽管如此，又不像山崎暗斋那样陷入偏固狭陋。”[42]接着，井上引了两段佐藤一斋《言志晚录》中的话，即：

博士家古来遵用汉唐注疏，至惺窝先生，始讲宋贤复古之学。神祖尝深悦之，举其门人林罗山。林罗山承继师传，折中宋贤诸家，其说与汉唐殊异，故称曰宋学而已。至于暗斋之徒，则拘泥过甚，与惺窝罗山稍不同。

惺窝罗山课其子弟，经业大略依朱氏。而其所取舍，则不特宋儒，而及元明诸家。鹅峰亦于诸经有私考，有别考，乃知其不拘一家者显然。[43]

对此，井上评价说：“这虽原本出于一斋为自家所取首鼠两端的地位做辩护之意，也未必能否定罗山没有被完全埋没在朱子圈套中的愚（痴）。然其作为朱子学派的旗帜决无暧昧模棱者也。一斋将惺窝与罗山一视同仁，于宽宏之度而不计异同，此论可谓未得其肯綮”。[44]井上认为佐藤一斋的学问性格就是属于“阳朱阴王”首鼠两端的，所以觉得佐藤对林罗山的评价缺乏原则性，未得要领。他也认为林罗山在理气关系问题上“背朱子而与阳明，是其未全埋没于朱子圈套中之处也。”[45]而且与朱著重视林罗山的唯物倾向相比，井上更注意到林罗山将“理气一而二二而一”之意“要之归乎一而已矣，惟心之谓乎！”[46]的归结与感叹，并分析说，“其‘归乎一而已矣’意味着一元，其‘惟心之谓乎’意味着唯心，如此，若他进一步深入考察而至主张唯心的一元论，那将会在哲学上产生许多最有意思的结果，但是他最终没能够在此更进一步。”[47]最终井上的结论是：“罗山在理气之说上不满足于宋儒之说，反而采取阳明的一元的世界观，然于其他学问全体上，全然崇奉朱子，决非如阳朱阴王而取首鼠两端的地位。”[48]这也是对佐藤一斋的一种回应。

对佐藤一斋的学问，朱谦之在《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中专门有论述，就其“阳朱阴王”，说这“并不是诽谤，而是历史事实如此。”甚至说：“既然朱子学的元祖都兼取朱陆，那么一斋在林氏教团之中，讲些阳明之学有什么关系呢？”[49]联系起来，就不难理解他对井上著的相关评价为什么感到“可怪”了。一个敢于在“公开的敌人”阵营中“有所选择”地吸取自己认为正确的思想因素，打破学派壁垒而“追求真理的人”，这样的“优点”当然是不容“抹煞”的。况且，如朱著中已经提到的，林罗山在少年时代就具有“‘抗颜讲新说’的革命精神，所以在他早年学说里，便充满着朴素的怀疑主义与无神论的思想。”[50]这些都是作为一种可贵的品质，值得抒发和发扬的。

实际上，朱著也通过与井上著相关观点的讨论，而突出了自身的特点。比如对日本朱子学理论个性的看法，井上认为朱子学派的学者很少有自己的创建，只是忠实地崇奉朱子的学说，最终不得不成为“朱子精神上的奴隶”。[51]朱谦之看到了井上著的这一点，一方面给予肯定：“正如井上哲次郎所指出：在古学派及阳明学派中所见的豁人目惊人耳的壮绝快绝的大议论大识见，在朱子学派中竟绝不可得见。”[52]此处下一注释，即注释1:“井上哲次郎：《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第598—599页。”[53]对此，朱著展开了一段较长的评论，朱著自身的特点也在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曰：

但虽如此，拿这些话来评判暗斋学派及宽政以后朱子学者自无不合，拿来说明海西学派，便觉有些不合。至如井上氏就没有注意到的大阪朱子学派，传至中井履轩、富永仲基就也何尝没有壮绝快绝的令人惊心怵目的大议论大识见呢？即在暗斋学派之中也有佐藤直方不信神、不信卜筮，因此竟被削弟子籍。宽政以后朱子学者，也有赖山阳竟指斥宋儒之病，在造立名目。由于以上事实，可见日本朱子学派即使不免于千篇一律，而其特出的人物，却也不少，尤其是这些特出人物，许多可以说是接近于唯物主义思想体系。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朱子学在它产生的本国，已濒于衰颓的命运的时候，而在日本反而蓬蓬勃勃一时出现灿烂开花的异彩。[54]

以上是朱著引用井上著的基本情况。虽然在整个朱著的注释中，井上著出现的频率非常低，但是基本史料方面，井上著已经提供了一个比较扎实的基础，因为井上著面对的是日本读者，故而将原本为汉文的史料翻译为日文了，而朱著则根据“原始资料”将其还原为汉文，“使中国研究者得以直接与此原始史料相接触”。[55]当然，从资料的“原始”性而言，无疑也更为“可据”。

3.两者“结论”的比较

前面就朱著与井上著两者在总体上和细节上的关系做了一些简要的梳理，我们再看看两者的“结论”。两本书都专门有结论部分，这里只是以井上著中提到部分与朱著相关的部分做一个对比。

第一，从发生学的意义上看，井上著只是着眼于日本的朱子学从佛教脱离，其先驱者敢于“打破僧俗的隔离”，把目光从生前死后的世界拉到现实生活世界，所讲日常彝伦可以作为国民教育之资源。随着由僧侣所倡导的朱子学的影响日渐增大，到德川时代儒教逐渐代替佛教成为时代精神的主潮。而朱著，如前所述，是将叙述中国哲学对日本的影响作为“中国学者研究日本哲学史特别主要的任务之一”来看待，这样在井上著中作为附录的部分就变成了朱著中的主要部分。如果说井上著注重儒佛关系的问题，朱著则侧重于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关系问题。如果说井上著旨在阐释传统思想资源为国民教育服务，朱著则是以日本为例揭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哲学路线在日本的斗争过程和发展规律。正如朱著结论部分开篇所言：“哲学史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这在日本，也并非例外。”[56]

第二，日本朱子学的发展状况与阶段，井上著分为三期：

第一期自虎関玄惠至藤原惺窝凡二百七八十年间，是为准备之时代。第二期自藤原惺窝至宽政三博士凡一百九十余年间，是兴隆之时代。第三期自宽政三博士至王政维新凡七十余年间，是复兴之时代。维新以后之朱子学不过第三期之余势。第二期之兴隆时代因有两种源头，自分为两大系统，即惺窝的京学系统与时中的南学系统……此二大系统之外虽有中村惕斋、贝原益轩之徒，此等与惺窝之京学系统有同一性质。第三期为第二期两大系统合一而成复兴时代之朱子学。复兴时代的朱子学排斥一切异学而作为唯一的教育主义，其实际势力虽然相当大，但是作为学问仅仅是第二期的微弱的反响，没有留下任何伟大的业绩。总之，我邦朱子学于第一期发其萌芽、第二期开其春花、第三期结其果实，其果实恰逢维新之暴风雨而不知其去向，然朱子学决非全然谬误，特别不可否定其伦理说中存在永远不灭的真理。由此可以想见其隐然在影响人心、培养国民道德上关系不一般。[57]

朱著对日本朱子学的总体发展面貌，也有详细的论述：

朱子学在日本的发展，也是一切都依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的。先就条件说，五山禅僧之传朱子学，和博士家不同，博士家和公卿派接近，却又与林氏家学不同，林氏家学又与市民社会的思想家所倡导的儒学不同。即以大阪朱子学派为例，它的进步性是伴着那时候商业资产阶级的兴起而来，这完全是反映阶级的社会关系。朱子学反映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亦反映封建社会之内部的进展。如封建社会之从割据到统一的局面，在水户学的思想中就很具体地反映出来。由此可见只要与其相联系的那些条件不同，朱子学的派别也就不同。

次就地方来说，京师朱子学派和海西朱子学派不同，海西朱子学派和海南朱子学派不同，大阪成为全国“町人”之都，因此也发生了代表町人文化的朱子学派。可见地理环境虽不是主要的有决定性的作用，却确实影响朱子学的发展情况。[58]

接下来：

再次，就时间来说，例如江户时代朱子学的发达，大致可细分为五个时代。

宽永时代==庆长（1603）——正保（1647）

元禄时代==庆安（1648）——宝永（1710）

享保宝历时代==正德（1711）——宝历（1763）

明和宽政时代==明和（1764）——文化（1817）

文政天保以后==文政（1818）——庆应（1867）[59]

就中宽永时代至享保宝历时代，可以算做朱子学的上升阶段，也可以说是兴隆时代。宝永时代有惺窝（1561—1619）门人的林罗山（1583—1657），元禄时代有木下顺庵（1621—98）、安东省庵（1622—1701）、贝原益轩（1630—1714），享保宝历时代有新井白石（1657—1725）、室鸠巢（1658—1734）、雨森芳洲（1668—1755）、三宅观澜（1674—1718）、五井兰洲（1697—1762）均可代表那时代之进步思想方面。到了明和宽政时代，朱子学便进入下降阶段。这时除大阪朱子学派异军特起，对朱子学既是肯定又是否定之外，有名的所谓宽政三博士，如柴野栗山（1736—1807）之流，都是陈陈相仍，这不是朱子学的复兴，而是朱子学的回光返照。这时代替它的主导思想是古学派和折衷学派。所谓水户学派在文政天保以降颇吐光辉，但它仍是朱子学的变种，也可以说是朱子学的历史哲学与徂徕学派的合流。由此可见日本朱子学的发达趋势也是因时间的具体条件而有所不同。它的上升阶段产生了具有进步思想和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但他的下降阶段却产生有许多唯心主义倾向和教条主义者。我们只要注意日本朱子学派的发达，如何依条件、地点和时间而转移，便可以理解朱子学在日本发展之客观的真正原因。[60]

朱著对日本朱子学学派进行划分时，对社会阶层的因素、地域的因素等历史条件分析更为周密细致。井上的文章中虽没有明显表现出历史升降的史观，从总体上看两者的发展阶段的划分基本一致，但是很显然可以看出朱著更加细分化、条理化。思想上的“唯物”“唯心”与历史进程的“上升”“下降”有怎样的必然关系且另当别论，研究历史，“我们只要注意日本朱子学派的发达，如何依条件、地点和时间而转移，便可以理解朱子学在日本发展之客观的真正原因。”这样的指导思想，今天应该说仍然适用。

第三，日本朱子学的优缺点。所谓优缺点，当然是相对而言的。井上从涵养国民道德的角度，指出“朱子学的伦理学说中具有普遍性的价值”，“与西洋理想派的伦理学说有共通之处”，“朱子学派足以成为儒教诸派中最安全、稳健的教育主义”。这些都被视为优点。还有，他特别提出在宇宙论上，日本朱子学者相对于朱子的“理气二元论”，或倾向于“唯气论”（林罗山、安东省庵、贝原益轩）或倾向于“唯理论”（三宅尚斋），认为这是哲学上“进步之征兆”。但缺点，认为主要是单调、有千篇一律之感而缺乏变化，好像是同一个模子铸出来的，究其原因，则归结为“教育上的划一主义的结果”。[61]

朱著的结论部分也有一节“判朱子学的优劣点”。首先指出“日本朱子学派虽也有不少狭窄的宗派主义，但就大体来说，尚能对异派取兼包并容的态度。”随着其思想意识形态化的加强，排斥异学的倾向也越来越明显，以至于宽政之后“愈缩愈小，跼蹐到不能自容，而因此当兰学在日本初步发展的时候，朱子学便成为与之对抗的反动力量。”[62]如何对待西学成为评价的一个标准。最后他举出“在朱子学派之外，号称独立思考的独立学派，如安藤昌益、三浦梅园、山片蟠桃、司马江汉等，因他们不受朱子学的束缚，所以均能最高度地去接受西学，而且倾向于唯物主义哲学。两相比较，此亦可以判朱子学的优劣点。”[63]

第四，朱著与井上著作最大的不同，在于井上仅仅停留于学派的划分、史料的罗列，[64]而朱谦之以自己的史观将这些人物及其思想和当时社会历史的关系联系起来探讨，是一种真正的历史研究，是一种有特色的思想史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