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谦之在中国的日本哲学思想研究领域的地位,日本学者铃木正早在1985年访问中国后,就撰文将朱谦之在北京大学开创的日本哲学史研究团体称为“朱学派”,[8]后来卞崇道的《日本哲学研究四十年》[9]和王家骅的《中国的中日思想交流史研究》[10]等文章中也都对朱谦之的学术贡献作了充分的说明,本来这些是有目共睹、没有争议的。
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我曾将他在日本哲学思想研究领域的开创之功或研究特色,概括为以下四点:“(1)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研究日本哲学思想的先河;(2)系统地梳理了日本哲学史、儒学史;(3)重视中日思想交流和比较研究,特别注重中国思想对日本的影响;(4)重视原始资料的搜集与整理。”[11]并对此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
同时也注意到对朱谦之如下的否定性评价:
严绍璗在为王青的《日本近世儒学家荻生徂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所写的序言(第7页注释⑥)中提到:“自从1958年三联书店刊出朱谦之先生的《日本的朱子学》以来,继后有196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1964年三联书店出版的《日本哲学史》,我国关于日本思想的研究基本上笼罩在这些著作表述的范围内,很少有能出其左右者。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中国版的《日本的朱子学》和《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的基本观念和学术体系,则来自于日本东京富山房出版社在20世纪初期连续出版的由著名哲学家井上哲次郎撰著的《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1900年第一版)、《日本古学派之哲学》(1902年第一版)和《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全)(1909年订正三版)。1964年三联刊出的《日本哲学史》的基本观念则来源于上述井上哲次郎与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1999年10月15日《光明日报》在《理论与学术》版上有文章说:“(朱先生的)《日本的朱子学》和《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是用马列主义观点研究日本哲学的典范,受到日本学者的高度评价”云云。该文作者及作者所说的“日本学者”可能都没有阅读过日本井上哲次郎与丸山真男的相关著作,所以这个书评便说了些不三不四的话,让研究者不知所云莫名其妙了。”如果真是这样,朱谦之日本哲学研究的特色可谓一目了然。朱谦之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程度、其自身学术特色在日本哲学研究中的体现,还值得进一步研究。顺便订正,上述《光明日报》上的文章,据查应是2000年8月29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署名“于光”的《百科全书式学者——朱谦之》。[12]
严绍璗是国内日本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在日本汉学、汉籍与中日文学交流史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其意见当然值得重视。而且这篇序言以《日本江户时期汉学家最后的学问》为正标题,收入其《比较文学与文化“变异体”研究》一书中,[13]这种意见或已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无独有偶,他在2006年为王青的另一本著作《日本近世思想概论》所写的序文中,也提到类似的话题。序言正文中说:
学界众人对于日本文化的真实面貌,例如关于学界经常挂在嘴边的“日本儒学”层面,国内的“儒学家”、“哲学者”很难就“中国儒学传入日本”的真实轨迹和“日本儒学”的真谛说出个有模有样的“子丑寅卯”来。(中略)中国学术界至今也没有一部在真正意义上可以称之为“日本思想史”或“日本哲学史”的著作,更未见有断代史的研究呈现于世,零星散篇的研究当然存在,有些表述在文献方面也相当丰厚,在思考方面也相当地深入和深刻,但因为没有有效地组织成相应的体系,所以常常不为有关研究者注目,也难以使人形成较完整的学术印象。
“学术印象”后面又特别做了一个注释。曰:
1964年三联书店有朱谦之著《日本哲学史》刊出,1989年山东大学出版社有王守华、卞崇道著《日本哲学史教程》的出版,读者如果阅读过20世纪初期日本井上哲次郎关于日本的“朱子学”、“阳明学”和“古学”的三部著作以及丸山真男的关于日本思想史的研究著作,则前书称为“著作”就不尽合适。而王、卞二位先生的著作作为大学教程,有急补学界缺漏之功。[14]
由此可见,严绍璗对朱谦之日本哲学思想研究的评价,几乎是全盘否定的,认为其《日本哲学史》甚至连“著作”都称不上,其《日本的朱子学》和《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也不过是20世纪初井上哲次郎的《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日本古学派之哲学》和《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三部著作的“中国版”,且断言朱谦之日本哲学思想研究的“基本观念和学术体系”都来源于井上哲次郎和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包括朱谦之在内的“日本儒学”研究,没有就“中国儒学传入日本”的真实轨迹和“日本儒学”的真谛“有效地组织成相应的体系”,这样的著作不能说“在真正意义上可以称之为‘日本思想史’或‘日本哲学史’的著作”。对这样的评价,中国的日本哲学思想界一直没有做出什么回应。我想这既是对朱谦之的不尊重,也是对严绍璗的不尊重。
因为严绍璗的意见中涉及的问题较多,下面主要以朱谦之的《日本的朱子学》与井上哲次郎的《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为例来加以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