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与中国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备受关注，形成了“思想史热”[1]相对照，近二十年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日本思想史研究且不论其是否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但确实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关于日本思想史研究，在1960年代初，丸山真男说“思想史”这门学问在日本“还没有作为独立的体系取得市民权”，而且“能作为学界的公共财产而被认可的方法几乎还没有诞生”。[2]而新中国的日本思想史研究正是在1950年代后期和1960年代初才起步的。从新中国第一部日本思想史著作——朱谦之先生（以下敬称省略）的《日本的朱子学》（1958年）出版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为了这门学问在中国的发展，其研究传统虽然不长，但对一些问题也还是值得进行学术史的总结。卞崇道和王家骅已经在这方面作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3]本文参照这些成果，以方法论问题为中心谈一点观感。

实际上，谈方法论是一个很难的话题。因为无论是什么学问，实际的研究者未必要是方法论方面的专家。何况本人在日本思想史这个研究领域还是初出茅庐，没有什么研究经验可言。但是不可否认，无论是对于总结学术史，还是对于推进实际研究工作来说，方法论的自觉都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