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输出，只要以文明的手段进行，客观上还是能够起到促进文化交流、增进相互理解的作用。《开国五十年史》的中译本，在中国发行的，一直未见一个与1909年在东京“开国五十年史发行所”发行的一样的完整的译本。最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影印本虽然保留了大隈重信的自序，但是三篇清末重臣的序文不见了；而1929年的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连大隈的自序都删去了。就在此“万有文库”本10月初版的一个月之后，即1929年11月，日本外务省已经在开始办理直接派遣教授到中国讲授明治维新的手续，这就是1930年12月成行的京都大学教授三浦周行来华讲授明治维新的活动，其成果结集成《明治維新と現代支那》一书，1931由刀江书院出版。类似的活动，还有1941年东京大学中村孝也来华讲授宣扬明治维新，不过到这时，尽管日本的媒体也将其视为“送往南方共荣圈的文化使节”，而讲述者却已经自觉地把自己打扮成为一名“国史学中‘大陆进出’的战士”[54]了，大概这才可以称得上是“文化侵略”。因为篇幅的关系，这两次活动只能留待今后再探讨了。

七七事变前，胡适在1937年4月25日给蒋廷黻的信中说：

关于日本，我近一年来真成了一个“反日者”，因为我渐渐觉得厌恶，轻视那一个民族了。……天下尽有笨干而有小成的，决没有笨干而能大成的。日本人的成功已超过那个民族的本领的限度，此时真有人才寥落之感。若再不悔祸，我看终有大坍塌。

两个多月后，胡适终于没有看到日本的“悔祸”，中日全面战争终于爆发了。我们应该如何认识日本“那一个民族”？以文化和文化交流史为线索，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日本人的成功”和日本“民族的本领的限度”？这在今天，也依然不仅是认识日本，也是认识我们自己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附录：《开国五十年史》序文三篇

一、鹿传霖序

大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序

夫灵书八宝，玉券十华，史氏所编，由来尚已。然上下数千年，纵横数万里，非不极博奥之观，而非目所及见，耳所共闻，于取信之道，殊觉阙如。此讨于古不如论于今，取诸远不如征诸近也。

大日本得海邦之形胜，以地利兼人和，数十年来臻于强盛，进为文明。而大隈伯以杰出之才，建不世之勋。复于暇日纂修编辑，作开国五十年之史，尤能以蔚起之人文为方舆之实录。披而阅之，今日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是即众所共见共闻者，笔之于书，非如子虚乌有。诸人使考稽者，无从指实，亦不至如残编断简所纪，使捃摭搜集者疑信参半也。叨承遗书远征拙笔不揣固陋，聊缀芜词，庶几表扬大文，传诸后世，以为信而有征之基础云尔。

大清光绪丁未年嘉平月定兴鹿传霖拜序

二、袁世凯序

《道德经》谓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其在易咸之象曰：君子以虚受人，惟其虚也，是以能受。若夫深闭固拒，颛颛焉守一家之言，以应无穷之变，此于治身且不可，奚能治国？吾观日本自孝德以来，凡八省百官之设，租庸调之赋，礼乐刑政之大，一以唐为师。汉学倡于王仁，佛学来于百济，程朱阳明之绪，大昌于明季。惟其不耻相师，故能洗筚路蓝缕之风，蔚然成东方君子之国。倘所谓虚受者非耶？迨夫安政以后，外患内讧，岌岌不可终日。痛国耻之未雪，慨乎悟攘夷锁国之不足自存。德川氏势力既衰，而萨长肥土诸藩，群起而乘其敝卒之。尊王倾幕，遂以雷霆万钧之力，舍其旧而新是谋。盖自明治八年三月定立宪政体。以五事誓于神明，迄于二十三年开设国会，其渐渍于西洋主义者为多焉。遂乃万矢一的、万众一心，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鼓**于惊风骇浪之域，而酝酿为文明璀璨之花，使旭日徽章照耀于太平洋岸。何其盛也！非所谓江海善下故为百谷王耶？向使维新诸杰，永守其嘉永安政之故习，终古不变，其何以国？大隈伯者，维新诸杰之一也，将纂开国五十年史，书来问序于余。余观其编纂诸公，非躬亲其事之大臣，即有名于时之学者，而伯实总其成。是书一出，其助我东洋之进步者，岂浅尠哉？伯自述其生平，最初为攘夷党，寻而悔悟，乃一变为开国党。其后辗转经时以成为改进党，由是为宪政党、为宪政本党，则皆改进党名义之变迁耳。呜呼！易之为道，变动不居，与时偕行。传称百川学海而至于海，是尤伯之所以自处也夫。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大清国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序

三、徐世昌序

开国五十年史序

晋荀悦有言：立典有五志，曰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后之言史法者，莫能外也。惟夫英君谊辟，创制显庸，功在当时，声施后世，垂诸简策，传之无穷者，何代蔑有？然而太常太史博士所守，延阁广内秘室之藏，并世者或不知焉。若夫故书雅记，私家著述，网罗遗献，蒐采旧闻，作者盖繁矣。未有遭遇明盛，建树宏阔，与夫同时瑰才硕彦，溯其生平事实，自为叙次，以存一代之掌故，成千载之信史者，斯其为书，不重可宝贵欤？日本大隈伯，以东邦人杰，主变法、负重望，为政治家之泰斗，尽瘁国家数十年如一日。凡维新以来一切大政事大兴革，未尝不资其擘划。其高掌远跖，雄谋伟略，固已不可及矣。经世之心老而弥笃，以为日本自废封建，尊王室，锐意改制，廓然更张，其间匡时济变之才朋兴辈作，先后相望，用能转移国势，驯至富强，匕鬯不惊，宗社如故，以有今日之盛，其制度本末炳焉具存，阙而不书，来者何述？爰与维新元老及诸当世名士编纂《开国五十年史》，举内政、外交、军事、财政、法制、教育、文学、实业，下逮医药、方伎、音乐、美术之属，一一备载，事赅而义富，其为宝贵宜何如也。夫以一姓相承之统，传世数十百，历年数十载，中更时变，幡然与民更始。曾不再世武功文治方轨列强，可谓难矣。不知穷变通久，事理之常，有国者鉴风会之递嬗，作旧邦之新命，中兴再造，亦将视此传。不云乎，殷忧所以起圣，多难乃以兴邦。箴盲起废，发愤为雄，亦惟二三仁人君子心力之所为而已。又闻之晚近泰西学者谓世界文明之发生，自东方始，中国与日本同处一洲，有数千年之历史，政教文物自古称盛。海通以还，风气大开，循是推之，世局日恢，东西文明必有渐相切近而同趋一轨之日。伯爵更历事故，淬炼岁年，慨然以东方大局为己任，有所造述，鸿编立就，然则异日者穷古今之变，通欧亚之邮，举我东方数千年相传治道之本原，发挥而光大之，以成最近世史之巨帙者，舍伯爵其莫属矣。质诸东方贤士大夫，殆不以余言为河汉乎？大清国光绪三十四年二月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天津徐世昌拜序

（本文相关内容曾在2018年10月29日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1月14日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17—18日中山大学历史系主办的“知识迁移与近代东亚的政治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12月14—16日日本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世界史中的明治/对世界史而言的明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报告过。此稿是根据上述报告修改而成。载《历史教学》2019年第6期。）

注释

[1]如《日本学刊》2018年第3期的专栏发表宋成有的《明治维新若干问题的再思考》、崔世广的《明治维新与近代日本》、戴东阳的《论黄遵宪对日本明治维新的认识》三篇论文；《日本问题研究》2018年第4期的专栏发表了宋成有的《从幕末改革到明治维新：连续性与变异性的互动》、李小白和周颂伦的《明治维新所见近代日本的国家意识》、宋志勇的《明治维新与日本近代外交体制的形成》、张晓刚的《明治政府一元外交制度的确立过程刍议》、张东的《革命的冻结与激活：明治维新中的一君万民构造》五篇论文。另外在北京三联书店的《读书》杂志2018年第4期上，也刊发了戴宇的《明治维新的“过错”与阴影》、张明杰的《日本谋华：明治维新的再认识》；另外2018年1月8日出版的《三联生活周刊》第970期，发表了两篇关于明治维新的专访，即王新生的《明治维新无法用简单的因果关系进行说明》和孙歌的《明治维新并非值得中国人羡慕的现代化转型方式》。

[2]如三谷博的《黑船来航》2013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初版，2017年再版；坂野润治的《未完的明治维新》2018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英国学者比斯利（William G.Beasley）的《明治维新》2012年收入江苏人民出版社“西方日本研究丛书”出版，2017年又再版了。还有戈登（Andrew Gordon）的《日本的起起落落：从德川幕府到现代》2008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到2017年又将书名改回与英文原著更接近的《现代日本史：从德川时代到21世纪》，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关于明治维新研究的详细情况，可参见秦莲星、刘岳兵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明治维新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8年第12期。

[3]安妮·沃尔索尔（Anne Walthall）:《明治维新：过去与现在》（费清波译），刘岳兵主编：《南开日本研究2017》，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

[4]参见刘轩：《近代世界转型下的明治维新——“明治维新与近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历史教学》，2018年第18期。

[5]如吕万和的《明治維新と中国》（六興出版，1988年）、王晓秋的《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2年）及《近代中国与日本——互动与影响》（昆仑出版社，2005年）、戴东阳的《晚清驻日使团与甲午战前的中日关系（1876—189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6]湖南省政府主持的“湖湘文库”收录多种王先谦著作，研究著作有孙玉敏的《王先谦学术思想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程天芹的《王先谦的外国史地著作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中收录有王维江、李骛哲、黄田编：《王先谦 叶德辉卷》（2015年）。

[7]塩谷温：「湖南の老儒と其選著」，『東亜研究』第三巻第一号，1913年1月。“专念”亦作“专意”。

[8]松崎鶴雄：「湖南の純儒王先謙」（1934年3月），『柔父随筆』に収録，1943年座右宝刊行会，第97页。

[9]杨布生：《岳麓书院山长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35页。

[10]吴荣政：《王先谦》，徐泰来主编：《中国近代史记：1840—1919》（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4—26页。

[11]石原道博：「王先謙の日本源流考について」，『近代中国』第19巻，1987年。

[12]《王先谦自定年谱》，王先谦：《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年，第766、767页。

[13]王先谦：《日本源流考序》，王先谦：《日本源流考》，朝华出版社（“清末民初文献丛刊”，影印光绪二十八年思贤书局刊本，分为四册），2017年，第3—6页。王维江、李骛哲、黄田编：《王先谦 叶德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4—85页。

[14]王先谦：《日本源流考》，朝华出版社，2017年，第3页。

[15]《日本源流考》的资料来源及利用情况，程天芹的《王先谦的外国史地著作研究》一书中有详细研究。

[16]详情参见黒龍会：『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下巻），原書房，1966年，第377—379頁。

[17]冯正宝：《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宗方小太郎》，《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

[18]甘慧杰译：《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74—475页。

[19]甘慧杰译：《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第475页。大里浩秋：「宗方小太郎日記 明治32～33年」，神奈川大学『人文学研究所報』46，2011年10月，第146頁。

[20]甘慧杰译：《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第482页。

[21]甘慧杰译：《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第704—705页。

[22]甘慧杰译：《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第488页。大里浩秋：「宗方小太郎日記 明治32～33年」，神奈川大学『人文学研究所報』46，2011年10月，第158頁。

[23]狭间直树：《日本的亚细亚主义与善邻译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6页。

[24]《善邻有道》，《申报》1900年1月8日。转引自《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二卷，第2页。

[25]重野安绎：《大日本维新史序》（1899年12月），《大日本维新史》，善邻译书馆，1899年12月。

[26]狭间直树：《日本的亚细亚主义与善邻译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二卷，第6页。

[27]狭间直树著、张雯译：《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30页。

[28]狭间直树的《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的第七章即为“善邻译书馆”，并有长达130页的资料，即《附録 善隣協会、善隣訳書館関係資料――徳島県立図書館藏〈岡本韋庵先生文書 〉》。

[29]狭间直树著、张雯译：《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附录，第A128、A129页。

[30]狭间直树著、张雯译：《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第145页。

[31]甘慧杰译：《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第482页。

[32]吾妻兵治：《善邻译书馆条议引》，《东亚时报》第21号，1900年4月28日。

[33]马冰洁：《〈开国五十年史〉与明治日本的文化输出》，《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4期。

[34]大隈重信：《开国五十年史序》。大隈重信：《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2007年。大隈重信：《汉译开国五十年史自序》，《国风报》第一年第一号，1910年正月11日。

[35]大隈重信撰：『開国五十年史』，東京：開国五十年史発行所，1909年。

[36]此序以《开国五十年史 督宪之序文》为题刊于《吉林官报》，1908年第111—124册。

[37]张锡琛：《日相大隈重信对于我国之忠告》，《东方杂志》2016年8月号（第13卷第8号）。

[38]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卷第149，第9册，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第6756页。

[39]大隈重信：《汉译日本开国五十年史自序》（附言），《北洋政法学报》第117册，1909年9月下旬，第5—6页。

[40]大隈重信：《汉译日本开国五十年史自序》（《附录日本大隈伯爵呈书奏稿》），《北洋政法学报》第117册，1909年9月下旬，第6—8页。

[41]马冰洁：《〈开国五十年史〉与明治日本的文化输出》，《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4期。

[42]沧江：《读日本大隈伯爵开国五十年史书后》，《国风报》第一年第一号，1910年正月11日。收入《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三。

[43]胡适著、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44页。

[44]《日本开国五十年史》的英文版有1909年伦敦（London : Smith，Elder）和纽约（New York，E.P.Dutton）出版的两种。

[45]陈恭禄：《日本全史》（附录参考书目），长沙：岳麓书社，2013年（“民国学术文化名著”），第10页。

[46]正方：《介绍几本人人必读之书》，《学风》（安徽省立图书馆编印）第二卷第一期，1932年1月。

[47]沧江：《读日本大隈伯爵开国五十年史书后》，《国风报》第一年第一号，1910年正月11日。

[48]姚宝猷：《日本史的研究法及参考书目》，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三卷第三号抽印本（1935年3月），第22页。此文收入刘岳兵主编：《南开日本研究2017》（“民国时期日本研究文献”栏翻刻），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71页（翻刻时有误，以此为准）。

[49]姚宝猷：《日本史的研究法及参考书目》，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三卷第三号抽印本（1935年3月），第25页。参见《南开日本研究2017》，第273页。

[50]缪凤林编著：《日本论丛 第一册》（目录），南京钟山书局，1933年，第2—3页。

[51]大隈重信撰：《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下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2007年，第1338页。

[52]大隈重信撰：《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下册，第1346页。

[53]真辺将之：『大隈重信――民意と統治の相克』，中央公論新社（中公叢書），2017年，第282頁。

[54]中村孝也：『日華明治維新史』，東京堂，1942年，第1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