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隈重信编撰的《开国五十年史》，比《大日本维新史》的篇幅更为宏大，不仅有日文版，还有中文版和英文版，是将明治维新的成果作为“文化”向全世界输出的浩大工程。对此，曾在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马冰洁，做过这方面的研究。[33]这里仅介绍该书的中文版及其一些相关的基本史料，以具体说明其“文化输出”之用意。

首先来看看大隈重信的《开国五十年史序》（1909年9月）。该序开篇即盛赞明治维新的伟大功绩：

呜呼！世运之变有出于人意表者。我日本开国以来，凡百制度取法于西洋，废置变革，细大并举，武威文物，骎乎日进，国运之昌，振古所未曾有也。

尽管如此，在多变的国际形势中，还是抱有一种危机感，所谓“国家前途尚远，而形势之变不知所穷。”他尤其担心“西白东黄人种之争，孰能保其必无乎？”面对西方的“黄祸论”，他主张：

彼已自限其种，我亦不得不同种相恤。东亚大国与我同种者为清，唇齿辅车，休戚相关，故宜左右提挈，御侮于千里之外。而其国不幸内外多故，祸将不测。我以善邻之谊，虽竭力扶持，一发千钧，改亦岌岌矣。故吾为清国计，莫如先务自立。自立之道如何？亦在仿我日本开国进取之道而已矣。

应该如何模仿效法呢？《开国五十年史序》汉译的意义何在呢？他说：

清国之宜学者，神也，非形也；意也，非迹也。夫两国人同其种，书同其文，地相近，俗相类，本非欧美之比。然国势民情未能尽一，则取于此而施于彼者，亦安得不异哉？我尝取西洋文化，察焉，精择焉，严稽以时势，断以国体，变而通之，杼轴由己，此其所以浑然无迹也。……我之文华致今日者，岂朝夕之故哉？清人乃观其既成之迹，为可袭而取，亦已过矣。苟欲取则于我，则莫如审我实势；欲审我实势，则莫如考其沿革；欲考其沿革，则如此书者，亦必在其所取也。盖彼天时人事所以相为经纬，外患之所以变而为福，中央集权之所以成，新旧之争所以归一，立宪之所以合国体，大略备乎是。今译以汉文者，为友邦谋也。清人诚能以此推彼、以异济同，改革之事，思过半矣。[34]

可见此书的目的在“为清国计”“为友邦谋”，其言辞之恳切，颇得同时代中国知识分子之共鸣与同情。

汉译本还有鹿传霖、袁世凯、徐世昌三人的序和荣庆的题词“治具毕张”。这三篇序，[35]研究者似很少注意到。首先是鹿传霖（1836—1910）的序。鹿传霖曾任两江、两广总督、军机大臣，该序作于1907年12月。其序中盛赞“大日本得海邦之形胜，以地利兼人和，数十年来臻于强盛，进为文明。而大隈伯以杰出之才，建不世之勋。复于暇日纂修编辑，作开国五十年之史，尤能以蔚起之人文为方舆之实录。”认为这部著作将“传诸后世”，成为人们认识明治时代日本的“信而有征之基础”。袁世凯，无需赘言。其序文（1907年10月）也盛赞日本幕末维新时期舍旧谋新，“万矢一的、万众一心”，历尽千辛万苦，“鼓**于惊风骇浪之域，而酝酿为文明璀璨之花”。文中特别强调：“向使维新诸杰，永守其嘉永安政之故习，终古不变，其何以国？大隈伯者，维新诸杰之一也，将纂开国五十年史，书来问序于余。余观其编纂诸公，非躬亲其事之大臣，即有名于时之学者，而伯实总其成。是书一出，其助我东洋之进步者，岂浅尠哉？”充分肯定这部书对我国的积极意义。最后一篇是徐世昌的序，[36]作于1908年2月。其中也赞扬“日本大隈伯，以东邦人杰，主变法、负重望，为政治家之泰斗，尽瘁国家数十年如一日。”说大隈“与维新元老及诸当世名士编纂开国五十年史，举内政外交军事财政法制教育文学实业，下逮医药方伎音乐美术之属，一一备载，事赅而义富，其为宝贵宜何如也。”徐世昌的序，不仅肯定该书对于记录当世的意义，而且有垂范于后世的价值，即所谓“异日者穷古今之变，通欧亚之邮，举我东方数千年相传治道之本原，发挥而光大之，以成最近世史之巨帙者，舍伯爵其莫属矣。”

大隈的书得到了三位清末的封疆大吏的序文（见附录），可以说宣传阵营是非常豪华的了。鹿传霖在1910年就去世了，而袁世凯和徐世昌，先后做过中华民国大总统，都与日本有比较密切的交往。从徐世昌的序文看，其所谓“东西文明必有渐相切近而同趋一轨之日”似乎与大隈的东西文化融合论属于同一论调。大隈重信因为后来的“二十一条”而臭名昭著，但是他在袁世凯去世后发表《弔袁世凯警告中华国民》一文在中国也颇有影响。1916年7月在《新日本》发表后，8月份就在《东方杂志》节译刊登出来。[37]到1949年，金毓黻的《静晤室日记》里还在说这篇文章，说“吾国之民性有好修饰之病”，为大隈“一语道破，足为吾国人之警惕，不得以其出自异国人而轻视之也。”[38]做到不因人废言，难得！

再来看看《开国五十年史》在中国的影响。其自序写成当月，下旬即刊登发表在中国的《北洋政法学报》第117册上。《北洋政法学报》1906年8月为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的“北洋官报总局”所主办，宣传君主立宪制，在介绍国外法学、法律和政治制度，尤其是日本方面的情况，有重要贡献。如吴兴让翻译了小野冢喜平次的《政治学大纲》、松浦镇次郎的《市町村制讲义》等，徐家驹介绍了《日本议院法》等。徐家驹在大隈重信的序文后有如下一段说明：

此文为日本大隈伯爵所著。大隈伯为日本中兴元勋，维新事业半成于伯爵之手。今虽退老林泉，而犹率宪政本党，讨论朝政，以达其进行之志，故其议论为朝野所推重。此文备说日本之所以兴，与我国所以效法日本之所在。言简意赅，其所以策我者甚至，而亦惠我良多焉。用载本报，以广流传。我知我国之考察日本国政者，当亦同拜伯爵之赐也。乌程徐家驹敬识[39]

“策我者甚至”“惠我良多”，是对这篇言简意赅的序文的评价。紧接着，还有《附录日本大隈伯爵呈书奏稿》。全文如下（标点引者所加，//为原文分行处）：

外臣伯爵大隈重信跪//奏。为进//呈外臣编修《汉译开国五十年史》，恭折仰祈//圣鉴事。窃外臣前将东文《开国五十年史》谨//呈//德宗景皇帝//孝钦显皇后，赐纳在案。今兹汉译方成，著派编修局员趋赴//贵国进//呈//皇上//摄政王，恭备//御览。盖//贵国变法自强，宪政肇始之端，确为建树。此书所载，敝国维新王政复古之掌故，与//贵国革故鼎新之道，大致相同。日本开国五十年间所为阅历，实与//贵国奎运宣扬之途，作为他山之石，区区微篇，万一有足取法，庶几藉资东亚和平之大局，外臣亦当不负为太平之民也。

所有进//呈《汉译开国五十年史》，缘由理合，恭摺具陈。伏乞//皇上//摄政王圣鉴。谨//奏//明治四十二年九月二十日[40]

由此可见，其文化输出的强烈愿望毋容置疑，但是由此推断《开国五十年史》中文版的发行有“文化侵略的性质”，[41]大概是有些敏感或解释过度了。

1910年正月十一日上海的《国风报》在创刊号上刊登了大隈重信的《汉译开国五十年史自序》（自序题目中“日本”二字删去）和梁启超的《读日本大隈伯爵开国五十年史书后》。梁启超不仅直接参与了汉译《开国五十年史》的校对，也是该书在国内最早的得力宣传者。梁启超对大隈重信的“策我国”之言，评价说：“可谓博深切明也已矣”。充分肯定“兹编所记载，皆出彼都元勋硕儒。自举其所阅历者，以资其后昆及与国之法戒。欲知日本之所以有今日，舍此殆无其途焉。诗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然则吾国人读此，又岂仅为周知四国之助云尔哉。”[42]将阅读此书视为了解日本之所以“富强”的最好途径。后来，胡适也在日记（1915年5月20日）中感叹：“近读大隈重信所纂《日本开国五十年史》（Fifty Years of New Japan.New York，Dutton 1909），深有所感。吾国志士不可不读此书。”[43]当时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应该读到的是纽约出版的英文版。[44]

1927年5月，中华书局出版的我国第一部以现代学术观念著成的日本通史——陈恭禄的《日本全史》，大隈重信的《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乃是其重要的参考书。陈氏评价此书为“大隈编纂元老长官及名士所著之关于开国后之发达历史；备载内政外交军备财政法制教育实业等，足为参考书之用。”[45]

1929年10月，《日本开国五十年史》被收录进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十三册），其影响也因此而更加广泛了。商务版《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当然也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甚至作为“人人必读之书”加以介绍。

此书系提出二十一条之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所编，共十三册，已由商务印书馆译出。关于日本军事、政治、财政、外交、教育、商业、矿产、农事、文学、科学、风俗、民性，无不兼收并蓄搜揽无遗。书中各篇虽多出自大隈重信之手，其他如伊藤博文、岛田三郎、副岛种臣、松方正义、山县有朋、三本权兵卫、阪本三郎之著述均列入，当此东邻紧迫、国难当前之际，我青年同志奔走呼号，唤醒民众卧薪尝胆，锻炼体魄之余，于日本之认识及研究，想亦孜孜探求，日无暇晷。该书自出自宰割我国之仇敌大隈重信之手，是不啻日本之小□（此字模糊难辨）、日本之口供，我青年同志为拯救当前之危急与预防暴日将来之侵略，而愿以研究之态度，解剖日本、化验日本者，此书能供我辈以丰富之材料。[46]

此文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紧迫感与危机感溢于字里行间。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似乎汉文版的《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是专为商务印书馆译出的，实际上当然不是。第二，大隈重信编撰此书时并不是日本首相，提出二十一条也是后来之事。第三，将该书作为“日本之口供”，无疑即是当作反面教材来加以解剖、化验，这样的研究态度，是否能够算得上是梁启超所说的“诚求而善学者”，这样的孜孜探求，会不会重蹈梁启超所说的“拟之也弥似而去之也弥远”的覆辙？[47]当然，这时已经与辛亥革命前梁启超推介该书时呼吁学习和模拟日本的时代不同了。国难当前，读此书的目的变成了利用其提供的“丰富之材料”来探求如何“拯救当前之危急与预防暴日将来之侵略”，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日本研究的普遍特征。

1935年3月，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三卷第三号，刊出了可谓民国时期最为详细的日本史研究参考书目，即姚宝猷的《日本史的研究法及参考书目》。姚宝猷在提示了各种各样具体的研究法之后，提醒“我们研究日本史应该注意的，就是不可心存轻蔑和怨愤，应以冷静的头脑，客观的态度，切切实实地研究它。”提醒“我们必须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日本的历史截然分开，不可混而为一；我们尤其要以冷静的头脑，客观的态度，平心静气地研究他的历史，然后才能够真正的彻底的了解日本历史的演进。”[48]这样的“研究法”指导下所列的参考书目中，当然也有《开国五十年史》，并且在介绍中文参考书缪凤林的《日本论丛》时指出：

缪凤林编著：《日本论丛》（民国二十二年，南京钟山书局出版）。

此书所收论文共十篇，前四篇及末二篇，为缪先生自作，其余五篇，则采自大隈重信主编的《开国五十年史》（汉译的）。缪先生论日本史每有精当的见解；而所录五篇，亦为《开国五十年史》全书的精粹，堪以阅读。[49]

查看1933年缪凤林编著的《日本论丛》（第一册），可知所收录《开国五十年史》的五篇为：大隈重信的《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序论》、岛田三郎的《开国事历》、久米邦武的《神道》、井上哲次郎的《儒教》和高楠顺次郎的《佛教》。缪凤林在目录的后面介绍了每篇的主旨，说“《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序论》则代表日人对于本国史之见解。……《开国事历》叙日本近世开国之经过与因果。《神道》《儒教》《佛教》三篇略可窥见日本民族精神生活之基础。”用“亦为《开国五十年史》全书的精粹”评价这五篇，是缪凤林自己的评价，事实上亦不为过。接着，缪凤林评价说：

自《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序论》以下五篇，皆采自大隈重信主编之《开国五十年史》。原书有英文日文汉文三本，英文本未见，日文本明治四十年（清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出版。汉文本译自日文本，明治四十二年（清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出版。卷首有大隈自序，言：“吾为清国计，莫如先务自立。自立之道如何？亦在仿我日本开国进取之道而已矣…苟欲取则于我，则莫如审我实势；欲审我实势，则莫如考其沿革；欲考其沿革，则如此书者，亦必在其所取也。盖彼天时人事所以相为经纬，外患之所以变而为福，中央集权之所以成，新旧之争所以归一，立宪之所以合国体，大略备乎是。今译以汉文者，为友邦谋也。呜呼！清大国也！其动必大，一旦乘势，云蒸龙变，岂可测哉？余虽老矣，请刮目而待之。”大隈之编译此书，虽富宣传意味，入民国后，且为二十一条之主动者。然此序言，亦殊有相当的善意也。汉译本大致与日文本密合，惟较日文本少《教育琐谈》《高等教育》《欧洲学术传来史》《医药及卫生》《新日本知识上之革新》《政论界之于新闻纸》《染织业》《北海道志》《台湾志》等九篇。亦系有意识的缺略也。全书各篇，撰述者多系当时名宿，惟大致终于明治三十八年日俄战时，在今日已大半成为明日黄花。兹所录五篇，为全书之精粹，且较少时代性。商务印书馆出版之万有文库，曾翻印全书，标明汉译世界名著，而悉删其卷首序文，一若全书即为该馆翻译者。恐读者误谓诸篇录自商务翻印之书，特说明原委如此。[50]

缪凤林的这段说明，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对于大隈的自序，虽然后来有“二十一条”之举，但是不能因人废言，一方面看到这本书“富宣传意味”，一方面也肯定了“此序言，亦殊有相当的善意也。”第二，具体说明了日文本和汉译本的区别，且指出汉译本删去九篇“亦系有意识的缺略也”。第三，指出商务印书馆的翻印本与汉译本的区别，且对“商务翻印之书”颇有微词，因其“悉删其卷首序文，一若全书即为该馆翻译者。”所以特别指明所录诸篇不是来自商务版。

《开国五十年史》的编纂，开始于日俄战争之际，成书于日俄战争之后。与同时期由于战争胜利而片面强调日本文化、日本精神的独特性、优越性相比，大隈重信得出的是动态的“东西文明调和论”的结论。他在《开国五十年史结论》一章中指出：“本史已叙日本五十年之进步，而表颂其美善之绩，然其本旨则在令国人鉴于既往益求其将来，不安于现时之情势，而更进以步趋于文化之邦。”[51]其结论为：“日本文化在现时之发畅一因于外交，莫非接触泰西文化之效。今复益图其进步，则宜致力于外交，自立于和平竞争之中，以接泰西文明，采其长学其善，而勇往买进其向上之一路。日本既在代表东邦文明之地，而更有天职可将西邦文明介绍布植于东亚数邦。故勉令东西文明相融合者，实为其所带之使命。”[52]如真边将之所言，“《开国五十年史》认为此前日本的发展最多不过是西洋文明导入的结果，因而排斥自以为是的文明观，论述诸文明的调和才是重要的，而日本文明的发展尚不充分，还存在许多缺点，阐明其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需要克服缺点，这些方面与自画自赞的日本文化论划清了界限。”[53]但是我们也不可忽视大隈所强调的实现“发挥文明之真意义”而“能全此重大使命者，舍日本国民其又谁属也”，也就是说只有日本人才能承当起东西文明融合的重大使命，这种优越感，与前述善邻译书馆的以日本和西洋文明为标准而将其文明“输诸清韩”的“文明输出”论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