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撰写《日本源流考》，王先谦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其序文开篇即说：“先谦录日本开国以来迄于明治二十六年癸巳，采历代史传暨杂家纪载，参证日本群籍，稽合中东年表，为《源流考》二十二卷。”[14]研究表明，“日本群籍”包括《古事记》《日本书纪》《续日本纪》《神皇正统记》《大日本史》《和汉年契》《日本政记》《日本外史》《日本通鉴》《大日本维新史》。[15]这些书籍是怎么得到的，或许每一种都有一个故事。这里只是就我所知，考察《日本源流考》与最后一种即《大日本维新史》（引用时“大”字删去了）的关系。其关系，实际上王先谦自己已经讲了一半。1907年刊行的《虚受堂书札》中收录其《复日本宗方北平》并附来书。《宗方小太郎日记》翻刻发表和翻译出版之后，这个故事基本上就可以讲得完整了。

宗方小太郎（1864—1923），[16]号北平，熊本人。1884年来上海学习中文，此后一生直至1923年在上海病逝，主要在中国度过。甲午战争期间为收集中国方面的情报尽心竭力，因而受到天皇的接见。对中国问题之熟悉，被誉为“日本志士中的一座高峰”，以其“为对华国策而鞠躬尽瘁”，死时“叙正五位，赐勋三等旭日中绶章。”中国学者也认识到其作为“大陆政策急先锋”的面目，[17]其具体活动，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的中译本得到详细的了解。

从日记看，那是1899年12月21日，其中这样记述：

是日致书当地绅士王先谦，附送《同文会规》，求会见，外出不在。王氏乃翰林出身，前任江苏学政、国子监祭酒。前年以来，执保守党之牛耳，所谓新党之士，悉为此人排斥驱逐，屏息敛气，不能伸展手足。将来若欲开湖南之风气，有所设施，必先游说此人，使其成我囊中之物，非此，则几乎无从下手。予之此行，所以欲先见此人者，实为此也。致王氏之全文如下：

……鄙人现在汉口总办东亚同文会事务，专依《汉报》倡言宗旨，力图中东两国联络。月前（随会长近卫公爵南京拜）南洋谒刘岘帅，鄂省见张香帅，以申同文会之旨。二公许为美举。顾阁下三湘重望，省之内外，事无大小，一呼可办。仆此行实有为东方时局所求于阁下也。……我两国须及早释嫌猜，去畛域，上下一致，通力合作……唇齿辅车之情，同文同种之谊，……[18]

次日，《日记》记载：

午前……往至北门内叩王先谦，旅行尚未归来云。……夜王先谦回信至，其全文如下：

……今日在东言东，非如尊论两国上下一致通力合作，别无固圉边陲良策，此不易之至言也。贵国与中国，因甲午朝鲜之事，致启兵戎，和好之后，气谊犹昔。联合之旨，朝官疆吏多以为言，似与贵国人情尚不相远。但邦交之固，权在朝廷，草莽之臣，心知其意，而未便身预其事，此则与贵国情形不无稍异者也。贵国历代以来，权归方镇，自西人构衅，强藩退位，势定一尊，封建之区，俄为郡县，殆运会之所开，不尽由于人事。改制之后，殚精工艺，并心一力，遂分西国权利之重，而开东方风气之先。积富成强，操之有要，此我中土所急宜步趋则效者。先谦虽身处田野，不能一日忘矣。……近因病苦，杜门却轨，虽亲知不相过从。惟平生耽嗜文艺，一息未死，犹思有所述作，以诒方来。曾为贵国源流考一书，根据中国史志，参稽贵邦图籍，颇有斐然之观，惟明治以来，蒐讨不悉，迟为授梓。阁下东邦巨擘，博及群书，尚乞将来有以惠我。高轩之过，敬以疾辞，愿托神交，附于海外文字契好之末，如何？[19]

宗方来见王先谦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鉴于王先谦在湖南文化界的重要地位，为了日本将来控制这一地区，力图“使其成我囊中之物”。而王先谦则敬而远之，以书信的形式一方面对日本的改制成功表示赞赏，一方面对政治问题表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是对于为自己正在撰写《日本源流考》谋求资料，则表现了强烈的求知欲。宗方也不负所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即1900年1月19日的日记里记载：“是日赠王先谦《日本维新史》一部，托原某赴湖南时捎去。”[20]就是说至少在此时《日本源流考》的明治时代部分的主要资料才到手。有意思的是，1907年《日本维新史》的作者重野安绎经欧洲来华游历，宗方在9月6日的日记中记载：“至丰阳馆访西村（天囚）、重野。赠重野成斋翁长沙王先谦所著《日本源流考》一部。”[21]遗憾的是不知道重野是如何看待《日本源流考》的了。

值得一提的是，《大日本维新史》在1899年12月5日印刷（印刷者为野村宗十郎，株式会社东京筑地活板制造所印刷）、13日发行（发行者为东京的善邻译书馆和国光社）。另外，还有一种的版权页上未标印刷者，但标有“上海北京路商务印书馆代印”字样。1900年4月1日，宗方还给王先谦寄过《国家学》，[22]虽然只有书名，但从汉文等角度考虑，应为1899年12月出版的伯伦知理著、吾妻兵治译、善邻译书馆出版的《国家学》。1931年10月上海华通书局发行（发行人王怀和）的《日本维新史》，那已经是三十年以后的事了。

宗方送给王先谦的两本书都是善邻译书馆出版的著作。关于善邻译书馆，根据狭间直树的研究，“善邻译书馆的创立意图，在于通过提供汉译书籍这种形式的文化携助，使维新以来的日本文明成就能够有助于清韩两国的革新。”[23]而重野安绎正是善邻译书馆的核心人物。《申报》1900年初即报道过此事，说：“日本文学博士重野诚斋，鸠集同志诸君，创设善邻译书馆，取和文西文书籍之切于世用者，译作华文，礼延四明王黍园明经，为之润色，刻已刊成四种。”[24]重野诚斋即重野安绎，其所著《大日本维新史》的目的就是面向中国，其《序》中说，明治三十年来“锐意励精，刮刷振作，骎骎乎日进，国威耀于海外”，歌颂其“乾纲广运，日新不息，新政之美，将相继而无穷也。”并引用《教育敕语》中的话，说五伦之道，是“祖宗遗训，通之古今而不谬，施之中外而不悖”，认为“明治中兴”“通于时变”，“即孔子言所因所损益百世可知者矣。”[25]如狭间直树所言，“其言外之意是在炫耀这是些有助于中国改革的著作。”[26]或者说，“是确信明治维新的变革是顺应时代要求的正确历史发展路线，其他国家也会走这条道路。虽然没有明说是中国改革，但字里行间都在表达这个意思。”[27]

根据狭间直树的研究，善邻译书馆的基本情况已经比较清楚了。[28]但是如何评价，狭间强调“善邻协会和善邻译书馆是甲午战争后，中日两国对等性合作具体化的一种形态”，“与后来表达蔑视和侵略的日本‘优越’性立场相比，还是截然不同”，[29]因此积极评价其“将日本文明的成功经验提供给近邻诸国的这项计划，并没有辜负善邻译书馆之初衷；以对等关系为前提将自身‘盈利的事业’转变为‘国家的事业’并付诸实践的尝试也值得后人关注。”[30]但是，在日本近代，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与中国有关的“事业”（所谓对支事业、对华事业），个人和国家的因素如何分别？以及在中国与日本两国间如何分别“对等性”与“优越性”？这些问题都是非常考验史家见识和功力的。比如狭间也提到在创立译书馆之初（1899年），就有外务省的大力支持，后来改组为株式会社（1901年），也是自觉地将自身的商业性盈利作为“国家性盈利”，从而与日本的国家战略自然地结合起来了。

《大日本维新史》是译书馆中“发行行情看好”的一种，狭间注意到该书有“清国翻刻的盗版”，不知是否指“上海北京路商务印书馆代印”的那种，如果所指是这种“代印”版，是否有“代印”的手续，如果有，是否可以称为“盗版”，或许还可以进一步考察。1900年1月上旬，译书馆的发行代表松本正纯及干事吾妻兵治携《大日本维新史》等“数万部”来上海推销，据白岩龙平的日记记载，1月5日、7日、8日均有过往。又查宗方小太郎日记，正月17日“松本正顺来访，身带善邻译书局之业务，本日抵达者也。”又见19日所记，有“松本正纯等来访。松本赠其所管之译书局装订之译书数种。”[31]接下来，也就在同一天，就有上述宗方赠王先谦《大日本维新史》的事了。

善邻译书馆的旨趣，其干事吾妻兵治特在中国的刊物上发表《善邻译书馆条议引》以为宣传，对于理解是否“对等”、何者“优越”，应该最能说明问题。曰：

……我国（日本）自古忠厚成俗，风庞俗美。及中世通好隋唐三韩，传周孔之教。制度典章，灿然具备，其德不可谖也。晚近气运一变，泰西诸国，技艺迭兴，通商互市，日臻富强，骎骎乎驾轶东土。我皇上登极之初，广察宇内之情势，取彼之长，补我之短。锐意革新，力求自强。乃得与泰西各国并驾齐驱，以卓立于东海之表者，三十余载于兹矣。独惜清韩两国，尊内卑外，守旧不移，以致忧患荐臻，国势日蹙是殆不知变者阶之厉也。若不及今为之计，或恐有虎狼乘其釁者。虢亡虞及，此忧国之士所日夜寒心弗措也。于是奋然决起，于新报、于政论、于工商，务讲彼我之公益者，接踵相望。此等事皆为今日急务，不可废一。而更有一事尤急焉者，译述新书以启迪两国士庶者是也。周公制礼，鉴于二代以定损益；孔子论为邦，夏时殷辂周冕，并垂法则，洵为千古之善变者也。今二国独拘末节，事虚文，宜乎与时背驰，而不能奏革新之功者，不大可惜哉！然则如之何而可？亦惟博采他邦之实学，以长其才识，旁求近世之新说，以启其知见。其法莫如译述我国及泰西有用诸书，以传播之也。使彼得启发新智，通晓时务，则旧习积弊，自然釐革，而富强文明之功，可期而待矣。吾侪窃有见于此，因欲译述新书，以输诸清韩，以表善邻之谊，是所以纠合同志，创立本馆也。[32]

简而言之，就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已经“卓立于东海之表”三十多年了，清韩二国则守旧不移，国势日蹙，因为列强虎视眈眈，唇亡齿寒，当务之急有许多可以做的事，而其中尤为紧要的是使之转变观念，具体的办法“莫如译述我国及泰西有用诸书，以传播之也”。这样，“富强文明之功，可期而待”。可见日本和西洋已经成为“文明”的标准，那么译述日本和西洋有用的新书“以输诸清韩”，即向中国和朝鲜输出“文明”即是善邻译书馆的主要目的，而《大日本维新史》这部“行情看好”的著作也就成了作为“文明”而向中国输出明治维新的典型之作。

《大日本维新史》是王先谦的《日本源流考》明治维新之后部分（卷二十、卷二十一）的主要资料，特别是最后的明治十四年至二十六年，成为其唯一的资料来源。尽管他在序文中批评“维新史”之类书籍“扬翊过情，观之徒乱人意，不可概执为兴邦之要道也”，但是因为没有其他资料可用，也只能接受这份输出的“文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