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几个事例为中心 （一）引言

明治维新距今已150周年，关于明治维新的研究，这两年又掀起一个热潮，一些专业学术刊物和面向一般知识界的大众读物先后组织了专栏，[1]零星散篇论文和评论也时常见于报刊。而且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这两年在中国翻译出版的也比较多。[2]关于明治维新的国际会议，我也有幸参加了2017年9月耶鲁大学举办的“明治维新及其影响——社会变迁与政治意义”的会议，并且将沃尔索尔在会议上的报告《明治维新：过去与现在》安排翻译成中文刊发出来了，[3]使我们对美国学界的相关研究有了一定的了解。2018年7月28日至29日，南开大学也举办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明治维新与近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既有对明治维新的历史性透视与断面性分析，也有理论化、系统化叙述；既有对明治维新中的精神构建与思想渊源的探索，也讨论了明治维新对世界及中国的影响。[4]

从总体上看，对明治维新研究的倾向，或可以用从注重其性质的讨论而具体到对其史实、过程和影响的阐明来概括，研究越来越深入。当然这种概括只是粗略的，作为“文明”输出的明治维新，这个话题，广义而言，可以说是明治维新的影响，但是以往对明治维新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的影响的研究，[5]很少从这个视角去看。作为“文明”输出的明治维新，既有一般意义上的学术交流的层面，也不可忽视这种作为“文明”输出的明治维新，还是日本官方当作近代日本“国家战略”的重要一环来有意识地推动的。“明治维新”使日本成为东亚第一个近代“文明”国家。在明治时代，日本为了证明自己是文明国家，一方面要继续不断地向西方学习，以求得西方的认可；一方面向世界特别是东亚输出其“文明”，以寻求“东亚盟主”的地位。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日本将“明治维新”作为“文明”输出到中国，既有学界的作用，也有官方的背景；既有“输出”方面的动力，也有接受方面的需要。重野安绎的《大日本维新史》和大隈重信的《开国五十年史》就是很好的例证。从“文明”输出的视角来看明治维新，可以加深对明治维新及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