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梁漱溟依然颇受日本学界的关注。对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日本学者认为像梁漱溟、张东荪这些在现代中国具有代表性的“东洋思想”主义者，他们如何批判原有的思想、如何评价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是意味深长的事情。[21]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第一本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现代思想史专题研究的著作，对梁漱溟的生平和思想也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强调他的“乡村自治”是“力图以儒教的道德秩序去从事农村的复兴”的“独特的农本主义”运动。[22]在五十年代，日本学者对梁漱溟的论述中已经注意到梁漱溟思想在日本的影响。比如福井康顺的《现代中国思想》一书中论及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就指出“其视野广阔，而且还引起了日本学人的议论，在当时是具有轰动性影响的著作。”[23]同时，福井康顺还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和以缪斌等为代表的“新民主义”相提并论，说梁漱溟“以乡治作为拯救中国的途径，而参与这一运动。其全貌可以从他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得知。”对于“新民主义”，他指出其“宋学的立场”，认为“从中国思想史上看，后世可以评价其为一种宋学的复活。与冯友兰的‘新理学’的立场是相关联的。”[24]后来山口一郎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一书中对此有进一步的发挥，明确地将梁漱溟与冯友兰的思想作为民国时代思想史中“新儒教主义的展开”来加以论述。[25]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随着梁漱溟的主要著作在日本翻译出版，梁漱溟研究在日本学界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八十年代以来，梁漱溟著作之所以在日本得以如此顺利地翻译出版，景嘉（1914—1986）起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景嘉为八旗名门之后，1934年受溥仪派遣同溥杰等一同留学日本，1939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同时入京都大学，1942年毕业回国。1945年到台湾，1956年又来到日本并定居下来，直到去世。在日本，有人将景嘉视为“日本最高的梁漱溟研究家、信奉者”。[26]他之所以要介绍梁漱溟，一方面，据他自己说是“自稍知人事以来，就喜读梁漱溟的著作，虽然未谋一面，确是神交已久。”[27]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最近五十年来，在中国只有梁漱溟可以代表东洋的学问。[28]而且梁漱溟的理论和运动对中国的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呼吁海内外的知识分子对此加以认真的探讨。[29]他于1980年与亚洲问题研究会的和崎博夫等筹划编辑翻译出版了梁漱溟的父亲梁巨川的遗书。他想通过表彰先人的遗志来消除中日两民族之间存在的无形的裂痕。[30]1987年，亚细亚问题研究会出版了梁漱溟《人心与人生》的日文译本。梁漱溟为此写下了《人心与人生日本译本弁言》：

拙著《人心与人生》一书如一九七五年书成自记之所云：早在一九二六年春即以此标题曾为一次公开讲演，兹于一九八四年乃始以积年底稿付印出书，求教于国人，盖慎之又慎矣。今复承池田笃纪先生翻译成日文，景嘉先生审订之，将更加得友邦人士之指教焉，曷胜感激。谨致衷心感谢之忱如右。一九八五年七月八日梁漱溟识于北京。[31]

景嘉在为此书日文译本所写的长篇序言中称该书为梁漱溟平生著作及思想的“总结论”，并且在序文的结尾向日本友人提议：“梁先生一生的著作在日本都可以搜集到，而且也有的被翻译成日文。敬爱梁先生的人如果将其编成全集，使其论旨一贯，这必将成为二十世纪极为重要的指针。”[32]景嘉的这篇序文作于1985年6月21日，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开始筹备编辑《梁漱溟全集》是在1988年秋，1993年出齐八卷。虽然至今还没有日文译本的《梁漱溟全集》，但是从梁漱溟逝世的1988年开始，亚洲问题研究会每年要举行一次“梁漱溟先生纪念研讨会”，[33]从1997年1月开始的亚洲问题研究会的月例研究会，梁漱溟的思想与著作经常成为讨论的议题。1991年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由池田笃纪、长谷部茂重译由亚细亚研究会出版，2000年农山渔村文化协会再版。长谷部茂翻译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也于2000年由农山渔村文化协会出版。这一年还出版了第一部日文的梁漱溟研究专著。[34]

宇野精一在《乡村建设理论》重译本《序》中开篇就说，“作为邻国一后学，我从心里敬慕梁漱溟先生”，并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与毛泽东的农民运动进行了比较，认为现实中虽然以儒学的民主精神和自由立国为乡村建设的基础的梁漱溟败给了以阶级斗争论为基础的毛泽东等的农民运动，但是就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困境，他呼吁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梁漱溟所致力和向往的世界。认为重新出版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崎博夫在该书的书带上写道：“在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体制解体之际，我们推举此书作为东方馈赠给现代世界的一本合时宜的书。该书记述了对民族传统不断地反躬自问、以伟大的孔夫子的儒学身体力行而投身于中国农村实践的近代中国巨人梁漱溟先生的深厚的学问与热诚。”称此书为“中国思想史上不朽的名著”。可以说梁漱溟的影响在日本是越来越大了。

简单的小结

对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在承认文化交流及其影响的双向性、相互性的同时，我们一般比较重视阐发近代日本的思想文化是如何影响中国、近代中国是如何学习日本或如何通过日本向西方学习的这一侧面，并认为这一方面是主要的趋向，[35]而很少有人注意近现代中国思想在日本的反响。本文通过揭示梁漱溟的思想与著作在日本的影响，旨在呼吁人们要重视研究长期以来易被人们忽视的历史的另一侧面，这对于我们全面地把握历史，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原载于王勇等著：《中日“书籍之路”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注释

[1]《支那学》是近代日本中国学的重要学派“京都支那学”派的重要学术阵地，从1920年9月1日创刊到1947年8月停刊，此期间出版十二卷五十期，发表439篇学术论文。关于这一学派的形成及思想特点可参见子安宣邦《近代知と中国認識――支那学の成立をめぐって》（岩波讲座现代思想15《脱西欧の思想》，1994年，第61—97页）、钱婉约《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刍议》（《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以及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刘岳兵《日本近代儒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等论著。

[2]岡崎文夫的主要著作有《魏晋南北朝史 内编》（弘文堂，1932年。平凡社东洋文库1989年再版）、《南北朝に於ける社会経済制度》（弘文堂，1935年）等。

[3]小柳司气太（1870—1940）在大学时代就力图用西方哲学的方式来重新解释传统儒学，1894年哲学书院出版了他的《宋学概论》。他在该书的《自序》中说：“是以今日之有志者，就支那学术之中取类于近世之所谓哲学者，而假其名者，盖欲仿泰西学术之分类以资世人之研究也。于是儒学再变而儒教哲学之名起焉。然则谓之儒教、谓之儒学、将谓之儒教哲学，唯由其时势之变迁而异其称呼耳。至其所基依然不出尧舜之道、朱泗之统也。顷日，余翻宋代诸儒之书，多会意，即沿流溯源，叙述其大旨。虽略而未详，庶几使乱麻得正其绪，以知儒教哲学之美于世欤！”“徒向世人而说儒教哲学之名也颇切，儒岂好用哲学之称哉，抑亦不得止也。何日得明尧舜之道以复朱泗之统乎！”

[4]清水安三：《支那新人与黎明运动》，大阪屋书店，1924年，第334页。

[5]清水安三：《支那新人与黎明运动》，大阪屋书店，1924年，第334页。

[6]同上，第341页。

[7]土田杏村：《日本支那现代思想研究》，第一书房增補版，1927年，第270页。

[8]神谷正男：《现代支那思想研究》，理想社，1941年，第23页。

[9]《支那精神·世界精神史讲座Ⅱ》，理想社，1940年5月。

[10]梁漱溟这方面的言论有《我们对时局的态度》（1936年）、《我们如何抗敌》（1937年）、《怎样应付当前的大战》（1937年）等，以上均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五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另外可参见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的最后一节“日本侵略与乡建运动的终结”。

[11]梁漱溟于1936年4月至5月间赴日作了一个月的考察，其详情请参见《梁漱溟全集》第五卷中收录的《我在日本参观后的感想》《东游观感记略》《中日农村运动的异同及今后中国乡村建设之动向》三篇文章。

[12]长谷部茂译：《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崎博夫《后跋》），农山渔村文化协会，2000年。

[13]安冈正笃于1931年创办成立“日本农士学校”，1933年组织“笃农协会”，宣扬农村自治和农村维新。

[14]朱经古与梁漱溟的关系，目前可以找到的只有以下两条。第一，梁漱溟1931年从河南赴山东搞村治时，初到济南，住在东鲁中学，朱经古为该校校长（孟宪光《回忆河南村治学院学习生活及商谈筹办山东乡建院经过》，载梁培宽编：《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参见第30页）。第二，朱经古陪同梁漱溟访日时，任翻译。有说朱经古是“山东乡建院干部”，有说“非乡建院干部”（李任夫《深切悼念梁漱溟先生》，载梁培宽编：《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参见第145页），也有说为“梁漱溟高足”（参见池田笃纪译《乡村建设理论》的绪论《梁漱溟氏的人物与思想》及《代跋》，大亚细亚建设社，1940年，第5页、第343页。又参见日译本《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所登载的当时梁漱溟等考察日本的照片的说明。农山渔村文化协会，2000年）。据梁漱溟之子梁培宽说，1950年代梁漱溟去山东考察时还念及朱经古，但是据说朱经古已经作为反革命被取决了。

[15]安冈正笃先生年谱编篡委员会、安冈正笃先生生诞百年记念事业委员会编：《安冈正笃先生年谱》，乡学研究所、安冈正笃纪念馆发行，1997年，第76—77页。

[16]菅原兵治为安冈正笃的得意门生，曾任日本农士学校的检校（校长）。主要著作有《东洋治乡之研究》《农士道——东洋农道之教学》等。1939年9月28日至11月2日，考察朝鲜和中国的农村。在中国考察期间去济南访问了朱经古，说这是他此行的最大目的之一。菅原兵治说，朱经古于1936年曾去访问过他，并提及朱经古留学于九州大学受到过河村幹雄博士的熏陶。见《东洋治乡之研究》，第348—349页。

[17]《东洋治乡之研究》，第4—7页。

[18]《东洋治乡之研究》第4页；《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325页。

[19]《东洋治乡之研究》第6页；《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326—7页。

[20]《东洋治乡之研究》第6页；《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328页。

[21]中国研究所编译：《人間革命——中国知識人の思想改造》（前言），中国资料社，1952年，第1页。此书收录了梁漱溟、张东荪、沈从文、朱光潜、顾颉刚、冯友兰六位“可以说是给予最近思想界以最大影响”的“著名思想家”的“自我批判的代表作”（安藤彦太郎翻译），其目的在于通过这些文章弄清下列疑问：“其自我批判的根据何在？这些自我批判究竟意味着中国思想界的进步还是只不过是新政府的一种思想统制？”只要阅读这些文章就能够判断“这些自我批判是真心的还是假装的，是创造性的还是倒退性的，是自发的还是强迫的。”

[22]竹内好、山口一郎、斋藤秋男、野原四郎：《中国革命の思想》，岩波书店，1953年，第88页。

[23]福井康顺：《现代中国思想》，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55年，第136页。

[24]福井康顺：《现代中国思想》，第195、196页。

[25]山口一郎：《现代中国思想史》，劲草书房，1969年。该书第一章“民国时代思想史”的第四节为“传统思想的复活”，其中第二款就是“新儒教主义的展开——梁漱溟与冯友兰的思想”。

[26]长谷部茂译：《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长谷部茂《解说》），农山渔村文化协会出版，2000年，第269页。

[27]景嘉：《桂林梁巨川先生殉世遗言录序例》。梁巨川著、池田笃纪译：《一个读书人的节操：桂林梁巨川先生殉世遗言录》，亚细亚问题研究会，1980年，第136页。

[28]景嘉：《梁漱溟其人其学》，见《景嘉文选》（景嘉文选刊行委员会编辑刊行），1987年，第58页。

[29]景嘉：《梁漱溟其人其学》，见《景嘉文选》，第78页。

[30]景嘉认为这种裂痕就是“凡是接触过中国人的日本人，在有意识无意识、或习惯上，都存着一种无形的轻视中国人的心理。”“凡是接触过日本人的中国人，在有意识无意识或习惯上，对于日本人，都存着一种看不见的仇怨的心理。”景嘉：《桂林梁巨川先生殉世遗言录序例》。梁巨川著、池田笃纪译：《一个读书人的节操：桂林梁巨川先生殉世遗言录》，第138—139页。

[31]此处引自日文译本所影印的梁漱溟的手迹，与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568页中的文字略有出入。

[32]梁漱溟著、池田笃纪译：《人心与人生》（景嘉序），亚细亚问题研究会，1987年，第23页。

[33]宇野精一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日文译本的《序》中提到从梁漱溟去世之后即1988年开始的由亚洲问题研究会主办的一年一度的“梁漱溟先生记念研讨会”。该书附有“梁漱溟先生记念研讨会”的讲演集：第一次（1988年）：宇野精一《梁漱溟的一生》（以中国文化书院刊《梁漱溟先生生平记》为蓝本，宇野精一在东京举行的梁漱溟先生追悼会上宣读的悼词）；第二次（1989年）：汤一介《梁漱溟与中国文化》；第三次（1990年）：朱伯崑《中国现代人间研究的开拓者——读梁漱溟〈人心与人生〉》；第四次（1991年）：汤一介《中国的儒、道、佛与梁漱溟思想》；第五次（1992年）：朱伯崑《近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与梁漱溟思想——读〈乡村建设理论〉》；第六次（1993年）：朱伯崑《梁漱溟的儒学观》；第七次（1994年）：河田悌一《从传统向近代的摸索——梁漱溟与毛泽东》；第八次（1995年）：曹跃明《梁漱溟的文化多元主义——中国社会如何进行现代转化》；第九次（1996年）：王守常《梁漱溟的佛教理解》、韦政通《梁漱溟：其人格特质与生命动力》；第十次（1997年）：李善峰《梁漱溟思想的现代意义》、梁培宽《我的父亲梁漱溟》；第十一次（1998年）：王宗昱《现代中国梁漱溟再评价的思想背景——梁漱溟与科玄论争》等。

[34]中尾友则：《梁漱溟の中国再生構想——新たな仁爱共同体への摸索》，研文社，2000年2月。

[35]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2年，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