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对时局即抗日战争的看法[10]和他对日本的了解[11]或许是揭开此历史之谜的一条线索，对此本文不想太多涉及。下面这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或许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这段历史。

梁漱溟晚年在回忆1936年的那次日本之行时，说到：“访问日本时见到长谷川如是闲，得到一本《老子》的著作。记得好象会见过年轻的阳明学者，但具体情况忘记了。”[12]和崎博夫推测此阳明学者就是安冈正笃（1898—1983）。这种推测不无道理。这从安冈正笃当时的情况[13]及下面提到的此后梁漱溟方面与安冈正笃方面的人物与思想往来可以证明。

1940年8月23—25日，东洋农道振兴大会在日本农士学校召开。23日，在大会开幕式上，会长土岐章、日本文部、农林、拓务各大臣、埼玉县知事等发表祝词之后，一直被一些日本人视为梁漱溟高足的朱经古[14]作为“外地代表”致辞。24日上午，在安冈正笃发表《西洋文明的没落与农村文化》的讲演之后，朱经古作了题为《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报告。25日，会议在酒井忠正带领下，三呼“东洋农道万岁”而闭幕。[15]

朱经古访日期间，为菅原兵治[16]的《东洋治乡之研究》（刀江书院，1940年11月。该书序中，作者称朱经古为“指导中国乡村建设的权威人士”，并与之有“多年的交情”）作《跋文》曰：

昔仲尼有言：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诚以乡俗淳朴，人情厚笃，因其族党邻里之轨，沐以伦理风教之化，濡煦生息，而教养之仁政以成。是知王道以乡治为磐楚，乡治以王道为依归，辅车相倚，殆无许其偏缺焉。……

慨自欧风东播以来，机械文明波及远东。其于利用厚生，固无间然。而起兼并垄断之风，开阶级种族斗争之渐，举世嚣嚣，迄无宁戢。所谓王道霸道之得失，殆至此而昭然若揭。重农归乡之义，乃又见称于世人。近如中国之乡村建设运动、日本之农士学校及笃农协会运动，蓬勃兴起，蔚为风气，剥极而复。其我东洋王道精神浸盛之机欤？友人菅原兵治先生，近著《东洋治乡之研究》一书，详稽旧章，敷以新议，俾醉心于都市文明功利主义者惕然知所憬悟。叩清钟于午夜，作鸡鸣于风雨。余为菅原先生颂焉。是为跋。

菅原兵治的《东洋治乡之研究》第一章“东洋农村之本性”，在开篇就引用“乡村建设的实际指导者梁漱溟《中国（之）地方自治问题》”中的一段话：“新习惯新能力的养成，必须合乎中国固有的精神。如不合乎中国固有的精神，必不易养成。”这段引文是梁漱溟在谈到促成地方自治要注意的四个方面的第一个方面。关于这一方面，菅原兵治在随后的文章中几乎全部翻译了出来。[17]现仅将菅原兵治的引文中加上着重号而原文中没有着重号的地方抄录于此：

“中国的旧精神是崇尚情义的，社会的组织结构是伦理本位的。”[18]

“这完全因为中西历史不同，社会组织不同，所以合于彼者未必能合于此也。”[19]

“大家尤应注意者，今后中国社会如不恢复崇尚礼俗之固有精神，处人处己，如不出之以谦敬爱惜之情，而仍出之以抵制牵掣之法律态度，取法而遗情，重律而忽礼，则中国问题永无解决之日，中国社会仍无匡正之期矣！”[20]

菅原兵治引用梁漱溟的思想目的在于说明要做好农村的治理教化工作，不能够只是罗列一些被称为指导精神的概念或仅仅重视法律、机构、制度这些形式上的和机械性的办法，而是要重视情和礼这些有机性的、活生生的活动，认为这才是农村的本性所在，这才是农村最根本的重要问题。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与当时新民会的“新民主义”以及日本的乡治、笃农运动甚至“新村”建设究竟有什么异同，只有深入理解这些问题，才能够真正明白梁漱溟的思想之所以当时在日本产生影响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