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一些参考资料

新世纪十年来，“日本马克思主义”再次引起学界关注，从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主持的“广松哲学系列”翻译到清华大学韩立新教授主持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译丛”，他们共同的目的，就是想向中国学术界，主要是向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界推荐一个新的学术前沿领域。虽然他们对这一领域的命名不一样，或曰“日本马克思主义”，或曰“日本新马克思主义”，但都是指20世纪60年代日本出现的以广松涉、望月清司和平田清明等人为代表的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群体，张一兵主张用“日本新马克思主义”这一称呼，是为了突出自觉地把自己区别于“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以及日本正统马克思主义“教义体系”即日共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学说的重大意义。[1]而韩立新明确主张“日本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流派，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并总结出日本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特点，即重视文献考证和原始文本解读的“学术性”、横跨多种学科领域的“综合性”以及丰富和敏锐的“时代感觉”，呼吁“尽快在我国确立起一个日本马克思主义范畴。”①由此，学界也开始关注：“日本马克思主义”能否在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像“西方马克思主义”那样，构成一个独立的学术范畴？

日本马克思主义在新世纪中国学界引起关注，这与中国学界在新的历史时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研究需要深化、需要从原始文献出发加强学术性研究等动向是紧密联系的。实际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形成时期，很大程度上就受到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不是一个新名词，上述对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的特点的总结，事实上也适应于此前半个世纪就出现的日本马克思主义，比如对原典的重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从1927年到1935年由改造社翻译出版了27卷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由于二战之前马克思主义在日本作为一种“反抗的哲学”而受到帝国主义的打压，所谓“日共马克思主义”常常处于分化状态，很难说什么是日本正统马克思主义“教义体系”，到二战结束之后才“作为一种理论和意识形态”在日本取得合法的地位。回顾一下民国时期中国学界所受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及对它的批评，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而且对于认清民国时期中国学界对同时代日本思想研究的状况也不无裨益。

1926年6月6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汉俊《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其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一文，其中提到（书名后的数字为引者所加）：

在我们中国，现在关于马克思学说的书很少，我们将所有的照易难的次序分别列出来罢：

关于全豹的：

一、近世经济思想史论（河上肇著，李培天译）[2]

二、共产党宣言（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②

关于唯物史观的：

一、唯物史观解说（郭泰著，李达译，中华书局发行）③

二、经济史观（塞利格曼著，陈石孚译）④

三、社会主义与进化论（高畠素之著，夏丐尊、李继桢合译，新时代丛书社）⑤

四、达尔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新时代丛书社）⑥

关于阶级斗争的：

一、阶级斗争（柯祖基著，恽代英译，新青年社发行）⑦

关于经济学说的：

一、马克思资本论（马尔西著，李汉俊译）⑧

二、工钱劳动与资本（马克斯著，袁让译）⑨

三、马克斯经济学说（柯祖基著，陈溥贤译）⑩，此外还有高畠素之著李达译的社会问题总览（11），和生田长江、本间久雄合著周佛海译的社会问题概观（12）里面，也有关于马克思学说的部分叙述，也可以作我们研究的参考。

上面提到12种书籍，其中①⑤（11）（12）四种的作者是日本人，占了三分之一。再仔细调查，其中⑧是上海新文化社1920年出版的，转译自日本人远藤无水翻译的《通俗马格斯资本论》（东京：文泉堂1919年出版），⑩是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出版的，乃转译自高畠素之的日译本《马克思资本论解说》（东京：大镫阁1920年版）。②③是参照堺利彦的日译本翻译的。该文作者李汉俊（1890—1927）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的代表，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是在上海法租界李汉俊的家里召开的。他曾经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在日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重要代表。由于与陈独秀、张国焘在一些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他后来虽然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但是如上文标题所示，仍然坚持主张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由上文可见，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家施复亮（1899—1970），对介绍日本马克思主义著作也有重要贡献。他1920年6月在上海参加起草党纲，参与筹建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不久，施复亮留学日本，担任东京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1922年他也加入了国民党。国民革命失败后，1927年8月，施复亮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之后他作为民主人士从事教育与文化工作，抗战胜利后，积极参与“民主建国会”的筹建。他翻译有高畠素之的《马克斯学说概要》（1922年）、《资本论大纲》（1930年），有河上肇的《马克思的理想及其实现的过程》、栉田民藏的《唯物史观在马克思学上的位置》（以上两篇收入范寿康等译著《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有山川均的《资本制度浅说》（1926年）、《辩证法与资本制度》（1929年）、《工会运动底理论与实际》（1930年），有石滨知行的《唯物史观经济史 中册 资本主义经济史》（1929年），有福本和夫的《社会进化论：社会底构成及变革过程》（1932年）、永田广志的《现代唯物论》（与钟复光合译，1937年）等等。他的翻译是有选择的、主动的，他的思想由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自愿变成一个“单纯的革命的国民党员”，是否与当时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有关，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李达（1890—1966）在译介日本马克思主义著作方面也功不可没。除了上面提到的《唯物史观解说》（中华书局，1921年）、《社会问题总览》（同上）之外，他还合作翻译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河上肇著，昆仑书店，1930年）、《社会科学概论》（杉山荣著，同上，1929年）等著作，以及山川菊荣的《劳农俄国之结婚制度》、《劳农俄国底妇女解放》、佐野学的《俄国农民阶级斗争史》等论文发表在《新青年》上，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积极作用。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对日本马克思主义论著翻译出版得最多的大概要数河上肇的著作，如温盛光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28年）、陈豹隐译的《经济学大纲》（1929年）[3]、周拱生译的《唯物论纲要》（1930年）、巴克译《唯物史观的基础》、郑里镇译的《唯物史观研究》、江半庵译的《唯物辩证法者的理论斗争》（1931年）、江伯玉译的《马克斯主义经济学大纲》（1932年）、邓毅译的《社会主义经济学》（1929年）等等。除了上面提及的之外，值得注意的还有佐野学的《无神论》（林伯修译，1929年）、《唯物论的哲学》（巴克译，1930年），堺利彦的《辩证法的唯物论》（吕一鸣译，1927年），河西太一郎、猪吴津南雄、向坂逸郎的《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发展》（萨孟武、樊衷云、陶希圣译，1929），平野义太郎的《法律与阶级斗争》（萨孟武译，1930年），猪俣津南雄的《金融资本论》（林伯修译，1928年），户坂润的《科学方法论》（谭吉华译，1935年），永田广志的《科学的历史观》（阮均石译，1937年），大森义太郎的《唯物辩证法读本》（罗叔和译，1934年；同年杨允修译）等等。日本马克思主义重要派别代表人物的著作，几乎都有中译本。还直接从日译本或参照日译本中转译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比如上面提到的《共产党宣言》，程始仁根据河上肇的辑本编译的《辩证法经典》（上海亚东书局，1930年，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十篇），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彭嘉生参考佐野文夫的日译本译出，上海南强书局1929年）、《反杜林论》（吴黎平据俄、日两种译本译出，1931年由上海江南书店出版）等。

中国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除了中国社会自身的因素之外，日本、苏联和欧美马克思主义三方面因素的影响、特色及其具体作用如何，还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这个问题，杨瑞六（1885—1966）早在1920年8月就提到。他说：“今不数年，而马克思之名喧传于全国。上自所谓名士，下至初级学生，殆无不汲汲于马克思学说之宣播。其原因果何在乎？岂有此俄国多数党之胜利有以影响于我国之思想界乎？抑西欧工党社会党之活动直接传布于我国之青年学子而后波及于全国之人心乎？两者均不似也。俄国之革命虽哄动全世界，且据报告所传，中国工人有在俄组织军队者，有组织工党者，然窃观今日学界所用以鼓吹之文字，似不自俄国直接输入而来。此固易解，因国人习俄文者不多，俄国革命之真象且不易了解，而况乎革命之原因与其动机乎？至于西欧工党社会党之活动，固欧战停止后惹人注目之事，而当战时，则均闻其无声也。即最近事实亦不若我国鼓吹之甚。岂耶稣死于小亚而生于欧洲乎？或释迦死于印度而生于中日乎？我不信传播如是之速也。或以为我国近来每事取自日本，社会主义亦不过其一例耳。此说或可征信，盖日本近年来鼓吹社会主义，可谓空前大活动。”（《马克思学说评》，载《太平洋》2卷7号）由此可见，至少中国马克思主义形成初期，日本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中国学界在接受和吸收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与日本学界在1927年之后开始围绕明治维新及日本资本主义性质进行论争几乎同步，中国学界也开始出现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力图运用所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具体问题，或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适合中国的实际。而值得注意的是在1927年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展开之前，以《孤军》杂志为阵地，以留日学生特别是京都帝国大学河上肇的中国学生，如杜国庠、王学文、萨孟武、周佛海、郭心嵩为核心从1923年到1925年进行长达两年之久的“经济政策讨论”。[4]经过讨论，在理论上出现了分化，加上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一些早期的中共党员也出现了“转向”。当然这种转向与以佐野学等为代表的许多日本共产党员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转向”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如果加以比较研究，也有耐人寻味之处。

当然，当时中国学界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也有各种不同的立场，甚至不乏批评之声。比如有站在向日本学习的立场上介绍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日本当代思想家的，也有想通过介绍日本当时思想界的代表人物来推测将来日本的走向和前途的。前者如郑里镇的《介绍日本现代思想评论家》，[5]其介绍的目的，是有感于“日本自维新以来，为时不过数十年，而已列入一等强国，与欧美先进各国争雄。虽曰全系战胜我国及俄国之成果，然其各种科学文化之发达，实有不可轻视者。……反视我国，其如何乎？我国所谓大学问家也，有价值书也，既寥寥可数，而副其实者，更少中又少，良可叹息。倘不急起直追，实事求是，借镜他人，取长补短，国家前途，殊为危险。日本现代之思想家评论家，容有尚不及欧美之进步，然较诸我国，实远出于其上。”其中介绍福本和夫时，指出他“为马克思主义之一主张者。其著作有《唯物史观与中间派史观》《社会之构成与变革之过程》《经济学批判之方法论》《无产阶级之方向转换》《理论斗争》等。其个人杂志《马克思主义旗下》已发行至六号，氏又为《马克思主义》杂志之一指导论客”。提纲挈领而且能够动态地把握其最新状况。

后者如高宗武以记者身份发表的《日本思想界最近代表人物》，[6]介绍了自己所关注的几位人物：佐佐弘雄、河上肇、大山郁夫、长谷川如是闲、山川均、土屋乔雄、有泽广巳、小船信三、高田保马。他认为“日本的社会，现在如何的变化，以及将来要走入如何的途径”，“当可由现在几位支配日本一般社会的思想家身上，推想出几分来。”如他介绍河上肇，一方面对他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之极有权威者”充满敬意，说“他的唯物史观的讲义，把日本青年学子的热血，沸腾起来，一时日本青年中之醉心马克斯主义者，因之多讴歌河上博士。”指出“现在我国陈豹隐先生所译的《经济学大纲》，或者可以说是博士在此二十年中所研究出来之结晶品。”另一方面也提及河上肇“博士与大山郁夫因劳农党的问题决裂之时，大山公然批评他说：‘河上生平，都是书本工作，重理论而漠视实际，此其所以不能与我们合作的最大原因。’记者对于博士的批评，与大山氏的意见大同小异。博士今后的生命，恐怕依旧脱不了书本生涯。反动思想的风暴一过之后，博士仍旧不失其为日本思想界中心人物的地位，这是我敢预断的。”而在介绍“攻击马克斯学说之小泉信三”中写道：“他平日与土方成美、高田保马两博士站在共同战线，努力于批评马克斯的经济学，他们的意思想从理论方面克服马克斯经济学，以维持其现存的布尔乔亚经济学，但是虽以他们天生的聪明，和经年累月的努力，结果终不能移动如妖怪般可恐憎的马克斯经济学理论的毫发。在反方面来说，就是证明布尔乔亚经济学的破绽，同时是表现他们之无能力，这是我们很值得注意的一回事。”

此外，还有站在“三民主义”的立场上，分析日本马克思主义的成因、特点及其善导的方法。陈彬龢的《日本思想界的危机》一文，是他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讲演，由江汇益笔记，分两次刊于《新纪元周报》1929年第8期和第10期。在第10期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日本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概括性分析。他说：“现在日本的流行思想是什么，那不消说自然是社会主义了。”接着他分析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原因，“在大战前后，日本的经济方面，已经逐渐趋于资本主义化；国内生产机关，发生为少数资本家独占的现象。至于政权，亦在军阀官僚的掌握内。资本家往往与政府狼狈为奸，因此政府所制定的法律，都与资本家有利，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造成社会不平的畸形状态。社会主义的思想，遂于此勃然而兴了。”而他明确指出所谓日本思想界的危机，就是指社会主义。他说目前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想有左倾的倾向，赤色倾向逐渐明显。他认为“我们不能怪日本青年们信仰马克斯主义，我们应该怪日本容纳这种主义的思想和条件。所以问题的症结所在，并不是怎样的压迫马克斯主义的发展，而应该是怎样的从理论上求一可以相代的新信仰，一面满足社会改造的理论体系，一面安排国家建设的实际方针。”最后他表示：“鄙人敢‘不揣冒昧’地向各位介绍敝国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这的确是世界最完备的主义，可以给贵国参考和模仿。不然若一味采取高压手段，表面上虽说排斥马克斯主义，而实际上反在帮助或促进马克斯主义的扩大，其前途的危险，真不少呢。”

而在民国时期能够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纳入到整个日本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中加以定位的，还是朱谦之。他在1931年所发表的论文《日本思想的三时期》[7]中对日本思想史上第三时期“社会科学时期”的代表性思想家中的“社会主义派”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他说：“现在日本思想界最有影响的，确是那介绍辩证法的唯物论同情于布尔札维克革命的几位思想家，如福本和夫、佐野学、大山郁夫等。他们前前后后一面从事实际的政党活动，一面专心著译。”并且举出三位代表辩证法、唯物论的代表加以分析批评，即福本和夫、河上肇和三木清。如他评价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基础理论》说：其“上篇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可算日文中关于历史唯物论的最好参考书了。但是河上氏因他始终带着理想主义的倾向（堺利彦也这样说他），其所谓唯物史观，究竟是否和马克思、燕格尔的唯物史观完全一致，很是问题。”并且还进一步论到其辩证法，他根据日本思想家土田杏村的批评，而对河上肇的“辩证法，是否真是唯物辩证法？”发生怀疑，又根据三木清对河上肇的批评，而感到“在我国思想界所认为日本数一数二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辩证法的唯物论，也是不可靠极了。”但是他最后表示：“我很相信日本思想界在最近的将来，应该有个新的发展，只要日本思想不是‘开倒车’，便只有更彻底地倾向于实践与理论合一之真正唯物辩证法的革命思想了。”表现出来对这一派思想的同情。

中国学界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介绍大体可以分为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期间和21世纪以来的新时期三个阶段。在民国时期，中国对包括日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思想的研究和介绍，有各种不同的立场和出发点，可以说抓住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不同的侧面。但是总体而言尚不够深入，而且其批评，很大程度上受到日本学者的影响。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那时的学者不论是否信奉马克思主义，大多能学术地对待，重视学理的研究，注意收集最新的研究成果与文献资料。如朱谦之1929年去日本留学，当时的中央研究院还可以给他一个“社会史观与唯物史观之比较研究”的课题，而他也不惜重资搜集历史哲学相关资料，他后来回忆说：“如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我现藏即有中苏英日四种版本，而山川均、大森义太郎的日译本，尚是我在1929年7月9日在东京岩松堂夜间购得，时距该书发行日尚差一日，是值得纪念的。”[8]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也经历从民国时期的“反抗的哲学”到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意识形态”的巨大转变。而新世纪以来，学界又开始大量地译介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论著，这为我们研究新时代的日本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系统的文献资料。而重视文献考证和原始文本解读的“学术性”被视为日本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独立的研究范式”的主要特点之一。这种从文献出发的科学态度，被认为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反省自己走过的和将走的道路”“一定是大有裨益的”。[9]新世纪出现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无疑表现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进展，如果具有民国时期相应的学术史视野，我们就能够对这一新进展的某些关联看得更加清楚。我相信这种新进展的重要成果，不仅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大有裨益，而且对中国的日本学研究者也同样大有裨益。

附录一、增补参考资料

1.据《游学译编》第三册（光绪二十八年12月15日发行）所载图书广告，其“觉民译书社豫告”中有“《现时之社会主义》，日本民友社编”（《游学译编》，“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影印本，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总页码第284页）的信息。

2.《民报》第二号（1905年11月，东京。中华书局2006年影印）发表蛰伸（朱执信）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马克思及其《共产党宣言》相关内容。（收入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

3.据张申府回忆，1920年8月，“对于建党一事，我们有了统一的认识，便开始分头活动。陈独秀热情极高，他说干就干，在上海首先找了一些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人，其中有周佛海、田汉、李达等，还发展了当时在沪的施存统、沈雁冰、沈玄庐等。此外，陈独秀同胡汉民、戴季陶、张东荪等人也谈过此事，他们没有同意。由于陈的多方推动和组织，终于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所忆》，《张申府文集》第三卷，第474—475页。）在另一处，他回忆自己在1920年11月间“再到上海准备赴法。”“到上海后，我仍住在法租界渔阳里的陈独秀家里。这就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筹备时期的中央所在地。这时在上海的党员，我所记得的除陈独秀以外，还有施存统、沈雁冰、杨明轩、沈玄庐、陈望道等。”（同上，第540页。）

4.侯外庐：“廖梦醒精于日文，她曾花不少时间，拿我的译稿和高畠素之翻译的《资本论》进行核对。核对以后，她对我说：和日文版比较，中文意思表达得可以。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对我来说胜过任何褒奖，我的信心由此倍增。”（侯外庐：《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23页。转引自杜运辉：《侯外庐先生学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4页。）

1932年初春，侯外庐受聘北平大学法学院教授，“该校教授先后有李达、陈启修（陈隐豹，1886—1960，四川中江人）、陈翰笙、许德珩（1890—1990，江西九江人）、章友江（章裕昌，1901—1976，江西南昌人）等人”。（杜运辉：《侯外庐先生学谱》，第31页。）

“日译本中高畠本，是根据第四版译的，我们自然也要参考。但对于河上宫川译本对于高畠本的改正处，以及二氏最近改造社版对于岩波文库版的自己的许多改正处，我们亦斟酌采用。老实说，在中国译书界不采用日译的用语的，实在鲜有，驯至大多数专门用语，都已日本化了。所以我们的翻译在便利上以及惯用上，都得求助于日译，甚而至于应该改正的名词，亦沿用一般的借用语，如‘相对的阶级形态’与‘等价形态’，本可译为‘价值的分见’与‘价值的相分’。但我们为通俗计，仍沿用着前者。”（王慎明、侯外庐译：《资本论》第一卷上册“译者的话”，北平：国际学社，1932年，第1—2页。转引自杜运辉：《侯外庐先生学谱》，第35页。）

“如果说，大革命时期，李大钊同志曾经是指引我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老师，那么，从三十年代初开始，我已经把郭沫若同志看作是指引我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的老师。”（侯外庐：《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223—224页。转引自杜运辉：《侯外庐先生学谱》，第39页。）【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批判》，郭沫若译，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年12月初版。1932年再版。上海：言行出版社1939年5月重排出版（著者名译为“马克斯”）。】

5.资本论的第一个中译本，是陈豹隐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1930年3月上海昆仑书店出版。该书的原本虽说德文版的考茨基国民版第八版（1928年），但是参照了两个日文版（1927年河上肇、宫川实的岩波文库版和同年高畠素之的改造社译本），而且为了更好地理解《资本论》，译者还在译本前附有河上肇的《〈资本论〉在马克思经济学说上的地位》及他与宫川实所译日文版第二分册第一篇的解题。陈隐豹译有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1929年4月，上海：乐群书店初版。

6.张申府主编《大公报》“世界思潮”第5期（1932年10月1日）和第9期（1932年10月29日）的《出版界（一）》和《出版界（三）》，介绍李达等译的《辩证法的唯物论教程》（转移自日文[10]）等著作和日本哲学界的情况。（收入杜运辉编：《张申府集》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2017年。）“世界思潮”第45期（1933年7月6日）和第71期（1934年5月3日）刊出《唯物辩证法》（一）和（二），介绍日本学界关于辩证唯物论方面的翻译及著作。（收入杜运辉编：《张申府集》中册，河北人民出版社，2017年。）

附录二、增补汉译日本相关著作[11]

幸德秋水著：《社会主义神髓》，高劳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12月初版。（1925年6月三版。）

堺利彦著：《妇女问题》，康伯焜译，上海：民智书局，1922年6月初版。（1927年6月五版。）

堺利彦著：《妇女问题的本质》，吕一鸣译，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6月初版。（同年，上海：民智书局。）

堺利彦著：《现代社会生活》，高希圣译，上海：光华书局，1945年前版。

山川菊荣著：《妇人与社会主义》，祁森焕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11月初版。（1926年再版。）

山川菊荣著：《妇女问题与妇女运动》，李达译，上海：远东图书公司，1929年1月初版。

山川菊荣著：《社会主义的妇女观》，吕一鸣译，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再版。（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

山川均著：《劳农俄国底劳动联合》，陈望道译，《新青年》第8卷第5号，1921年1月1日（收入《陈望道全集》第七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

山川均著：《苏维埃研究》，王文俊译，北京：新知书社，1921年8月初版。

山川均著：《资本主义的解剖》，崔物齐译，上海：光华书局，1927年2月初版。

山川均著：《资本主义的玄妙》，吕一鸣译，北京：北新书局，1927年6月初版。

山川均著：《马克思资本论大纲》，陆志青译，上海：未明社，1930年8月初版。

山川均著：《资本论大纲》，傅烈译，上海：广州方圆社，1930年。（上海：辛垦书店，1930年3月初版。）

山川均著：《农政法与资本主义》，施复亮译，上海：新生命社，1945年前版。

考茨基著、石川准十郎改编：《资本论概要》，洪涛译，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年6月初版。

石川准十郎著：《资本论入门》，洪涛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49年。（上海：社会科学研究社，1949年4月初版，6月再版。）

小泉信三著：《资本论》，霜晓译，北京：青春书店，1930年5月初版。（济南：尚志堂，1930年。）

考茨基著、高畠素之译：《资本论解说》，戴季陶译，胡汉民补译，上海：民智书局，1927年10月初版。

考茨基著、高畠素之译：《马克思底经济学说》，汪馥泉重译，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年初版。

高畠素之著：《剩余价值学说概要》，吕一鸣译，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6月初版。

高畠素之著：《地租思想史》，夏维海、胡一贯译，新使命出版社，1930年初版。

高畠素之著：《经济思想主潮》，朱一民译，国立编译局，1930年。（上海：乐群书店1930年1月初版。）

住谷悦治著：《社会主义经济学史》，宁敦玉译，上海：昆仑书店，1929年10月初版。

高畠素之著：《马克思十二讲》，萨孟武、陈宝骅、刑墨卿译，上海：新生命书局，1930年10月初版。

河上肇著：《马克斯底唯物史观》（节译自河上肇的《近世经济思想史论》），陈望道译，《民国日报》1920年6月17、18、19日副刊《觉悟》（收入《陈望道全集》第七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

河上肇著：《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郭沫若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5月初版。（1927年1月再版。）

河上肇著：《社会改革底必然性》，沈绮丽译，上海：创造社出版部，1928年10月初版。

河上肇著：《马克思主义批判者之批判》，江半庵译，上海：申江书店，1930年初版。

河上肇著：《马克思主义经济论初步问答》，潘敬业编译，北京：华北编译社编译，1933年4月初版。

河上肇著：《劳资对立的必然性》，汪伯玉译，上海：北新书局，1945年前版。

河野密著：《马克思国家论》，佘叔奎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

桥野升著：《唯物史观略解》，吕一鸣译，北京：北新书局，1927年再版。

堺利彦著：《社会主义学说大要》，吕一鸣译，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

河西太一郎著：《世界农民运动之现势》，佘叔奎译，上海：太平洋书店，1928年2月初版。（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

河西太一郎等著：《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发展》，萨孟武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同年，新生命书局。

平野常浩著：《马克思主义国家学》，逍遥译，上海：世界文艺书社，1945年前版。

森户辰郎著：《马克思恩格斯意特沃罗基观》，余思齐译，上海：昆仑书店，1945年前版。

佐野学著：《唯物论与宗教》，邓毅译，上海：秋阳书店，1930年初版。

山田坂仁著：《资产阶级的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阮有秋译，上海：中华书局，1949年9月初版。（上海：商务印书馆，1949年。）

平林初之辅著：《唯物史观的思想史》，张式南译，上海：明日书店，1945年前版。

麻生久著：《无产政党与劳动组合》，阮叔清译，上海：太平洋书店，1928年3月初版。

福田德三著：《经济学原理（总论及生产篇）卷上》，陈家瓒译，上海：晓星书店，1930年12月第一版。

福田德三著：《经济学原理 卷下》，陈家瓒译，上海：晓星书店，1933年4月初版。（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福田德三、坂西由藏著：《经济学原理》，陈家瓒重译，上海：益群书店，1945年前版。

福田德三著：《日本经济史论》，金奎光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

野吕荣太郎著：《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金学成、赵南柔译，上海：中国建设印务公司，1948年。

日本经济劳动研究所编：《日本资本主义论争史》，金学成、卫瑜译，上海：中国建设印务公司，1948年。

（此文曾以《“日本马克思主义”：民国时期中国学界回望》为题载《读书》2012年1月号。发表时有删节。提交2017年6月24日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的“综合创新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研讨会时，对原文作了些增补修改并改为此题。此次增补，杜运辉教授提供了许多重要线索和资料，并收入其所编《张申府张岱年研究集刊（第4辑）》，河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特此致谢！）

注释

[1]张一兵、韩立新：《是“日本马克思主义”还是“日本新马克思主义”?——关于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定位的对话》，《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3月25日、4月6日。

[2]韩立新：《“日本马克思主义”：一个新的学术范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日本马克思主义译丛”总序。

[3]陈豹隐在该书跋文中提到该书的特点之一是“他所引的实例，都切近东方人的心理。……所以能够使东方读者格外容易领悟。”（转引自刘会军：《陈豹隐传》，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4页。）关于陈译《经济学大纲》的影响，有学者指出：“这本书在国内发行后，其全面、系统、通俗、易懂的特点，大大超过了当时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其他书籍。因而，在30年代深受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欢迎，许多当年的中共党员从这本书中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然后再进一步读懂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常裕如：《一生坎坷的经济学家陈启修》，孙迦成、林圃主编：《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06页。转引自刘会军：《陈豹隐传》，第194页。

[4]参见三田刚史：《留日中国学生论马列主义革命——河上肇的中国学生与〈孤军〉杂志》，《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9月。

[5]《新声》1930年第1、3—4期合刊、5期连载。

[6]《中央时事周报》1932年第1卷第5—9期连载。

[7]收入《朱谦之文集》第九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

[8]《朱谦之文集》第一卷，第176页。

[9]张一兵：《文献学语境中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原初理论平台》，广松涉编注、彭曦翻译、张一兵审订：《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代译序》。

[10]《大公报》“世界思潮”第1期（1932年9月3日）《续新哲学书（一）》介绍广岛定吉、直井武夫共译《辩证法的唯物论教程》（东京：白杨社）说：“这是一本关于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最新、最好、最明晰、最详瞻、最系统、最有条理，态度、观点最正、最可靠、最可读的教本。是苏联近两年度关于哲学的论战或勘正后的收获，是克服了新的机械唯物论与新的辩证唯心论后的成果。”（杜运辉编：《张申府集》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60—561页。）对于此书中译本的意义，“世界思潮”第5期曰：“有了这本书，迭薄林（德波林）的著作已只堪覆瓿。布哈林的什么《唯物史观》或《史的唯物论》，也应从此更要无颜色了。希望这本教程的流行能比《唯物史观》等盛过几十倍，这样子才足证明中国读书界已有进步。”（同上，第590页。）

[11]主要参考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3年）、田雁主编：《汉译日文图书总书目1719—2011》第一卷（1719—1949.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