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是中国现代新儒学的开启者，通过分析和整理梁漱溟的思想和著作在日本的影响，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新儒学与日本的密切关系。透过这种关系不仅可以使我们获得对中国现代新儒学研究的新视角，而且这对研究近现代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也具有重要意义。

梁漱溟被日本学者关注是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正式出版之后。日本第一篇介绍梁漱溟的文章，是1922年5月在京都出版的《支那学》[1]第二卷第九号上发表的冈崎文夫[2]的《梁漱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冈崎文夫由上野育英会派遣于1919年来中国留学。他在文章中说：“中国思想界处于迷惘混乱的状态，而且对于具有深厚文化根底的中国人来说，不可能无条件地接受不同的思想。余辈留学于中国之际，痛感革新派与守旧者之间几乎没有融通的余地，虽说这就是中国式的态度，但是最近终于出现了相互交流的迹象。该书通过深刻反思，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思想活动的方向，颇觉愉快。”京都学派学者虽以研究中国古典而闻名，对现实中国也有浓厚的兴趣。

同年10月，在东京出版的《斯文》第四编第五号“孔夫子追远记念号”上发表了小柳司气太《支那之国民道德》一文。《斯文》是近代日本最大的儒学团体“斯文会”的机关刊物。而小柳司气太是当时最活跃的“新儒家”之一。[3]他在文章中认为：“与中国社会组织有紧密关系的孔教之精神，事实上依然作为中国的国民道德在发挥作用。”并将北京的四存学堂及孔教会引为同调，说“他们对孔子教的见解及其实行宣传的方法等虽然未必与我们的意见一致，但其最终目的，应该说是一样的。”文章中特别提到“北京大学教授梁漱溟，本来是唯识学者，后来宣称去佛从儒，成为孔子教徒。”并对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一著作中“必须用孔子的哲学来拯救西方文明的缺陷”这一主旨深表赞同。他之所以对中国当时的儒学动态格外关注，正如他在文章中所说，“切儒教者中日共同之文明也，而两国最重要之大关系，洵赖此共同之文明相互以融和之也。然两国和亲之原因，则亦存于上述文明之融和。且须牢记两国之自卫共存，亦实以此同一文明为关键也。近自欧洲大战以还，所酝酿之黑暗思潮，今已澎湃而来，淘洗我东亚之堤岸矣。吾人虽确信吾中日两国民之文明，乃数千年来儒教的精神所熔炼，决不至轻易为所破坏焉。而时代之趋向所及，又有未容乐观者。故吾两国国民必须协力提携，奋勉振兴儒教精神，使我东亚深远高崇之文明，得以永久不失其光辉。是实我两国民间之相互的急务、应尽之天职也。”（以上划线部分原文为汉文）他认为儒学不仅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而西方的发达进步不过是最近三四百年间的事，况且这三四百年间构筑的文明如今也出现危机，他感到需要一种有力的辅助力量来开出新生面不可。“这种辅助力量不外就是中国的文明东洋的文化。这是上天赋予的拯救世界人类的妙药，中国人、东洋人岂能够辜负此使命？”

在20年代出现的提到梁漱溟的著作中有以下两本值得注意。其一是清水安三的《支那新人与黎明运动》（1924年大阪屋书店）。吉野作造为该书写的序中称“清水君对中国的事物具有极为公平的见解”，“相信其见解之最正确，在今日的中国通中无人能出其右。”而且“其论说均来自第一手材料”。当时清水安三任《北京周报》主笔。本书的第十一章“支那思想界近状”介绍“梁漱溟为北大印度哲学的教授，披沥蕴积之所著《印度哲学大纲》《漱溟卅前文存》《东方文化之价值》（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误——引者）等著作逐渐出版问世，越来越为世人所认可。现在在青年学生中的名声与胡适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4]“他（梁漱溟）参加张君劢与丁文江的论战而站在与张君劢稍微不同的立场上反对丁文江。他有两个明显的倾向，一是提倡东方文化，二是立足于唯心论（idealism）。在他看来，欧美的科学文化现在已经发展到了极限，此后是中国文化统治世界，再接下来的是印度文化。”[5]对此清水安三也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即“大体上与张君劢、梁漱溟的意见有同感。”[6]

另一本是土田杏村的《日本支那现代思想研究》。这是第一本向西方人介绍日本和中国现代思想内容的著作（英文版：Contemporary Thought of Japan and China，伦敦，Williams and Norget，1926）。此书关于中国的论述“受益于清水安三的《支那新人与黎明运动》和《支那当代新人物》两本书最多。如果没有这两本书作为向导，就是收集资料都会感到困难。而且本书中关于中国的论述也有直接得之于清水安三的研究之处”（1926年《日文版序》）。该书对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文化观提出了怀疑，他说：“我认为将中国文化与西欧及印度文化对照时，尽管相信将来会进一步西欧化，无论如何不能相信最终会印度化。至少为了论证其主张，不能仅仅从哲学方面立论，还必须科学地、特别应该从经济事实方面加以论证。”[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