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4月津田左右吉受聘为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同时讲授（日本）国史和东洋史，1922年以论文《上代支那人の宗教思想》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其研究的重点逐渐转向了东洋思想（中国哲学）。这方面的著作在民国时期的影响似乎不大，但是也有可圈点之处。如《顾颉刚日记》中1930年11月19日记载：“予作《太一考》，自谓创见，今日润孙（即牟润孙——引者注）持大正十四年出版之《白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来，其中有津田左右助之《太一》一文，则固余之所欲言者也。虽材料不及余所集之多，而早余五年发现此题，殊为可畏。”[51]

值得稍费笔墨的，是1925年4月津田左右吉在《东洋学报》第十五卷第一号发表的《儒家と道家との交渉について》一文，1926年1月该文由李继煌[52]翻译成汉语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以《儒道两家关系论》的书名出版单行本，收入王云五主编的“国学小丛书”，1928年7月再版。1930年4月又收入“万有文库”出版，又有1933年4月及1934年1月的国难后第一版、第二版（“国学小丛书”）。[53]从该书的多次再版重印，可以推测其在当时流传之广。

众所周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年出版之后，梁启超1922年3月4日、5日下午为北大哲学社作了题为《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讲演，这就是民国时期儒道关系之争的滥觞。4日下午讲老子之可疑，在场的钱玄同当时也觉得“此说极有价值”，[54]而胡适本人虽然不服，但不得不承认“《老子》一书是战国之末的出品”一说“也有讨论的价值”。[55]此讲稿于同月13—17日刊发于《晨报副镌》，11月又刊登在《哲学》第7期上，又收入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梁任公学术讲演集》，可谓影响甚广。梁启超虽然提出了儒道关系、老子其人其书的一些基本观念，但是学界的意见并没有很快统一，也没有系统的论著马上出现。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津田左右吉刚刚发表不久的这篇系统论述儒道关系的大作很快就被翻译成中文出版，而且不断重印再版，也印证了日本的史学研究的确很有成绩。

马叙伦发表于1933年5月《哲学论丛》第一集的《辩〈老子〉非战国后期之作品》一文正文前有一段小序，说到：“余于中华民国十三年，曾为《老子覈诂》一书……七八年来，时贤对于老子之疑问日甚，其重要者谓《老子》乃战国后期之作品。不独国人然，日本人研究老子者亦然；国人且每袭日本人之议论而引申之。”[56]这里所说的“国人且每袭日本人之议论而引申之”的说法不知其“日本人之议论”具体何指，但是“袭而引申”的确可以作为一种“示范性的影响”的表现。不过在论著中标明所袭何自且从正面引申说明《老子》乃战国后期之作品的，真是不好发现。只检出一例，即张寿林的《老子〈道德经〉出于儒后考》（1927年11月18—21日，《晨报副刊》第74期），该文第五部分的标题为“就思想以证《道德经》出于孔子之后”，开始就写道：“日人斋藤拙堂著《老子辨》五篇，就思想方面以证老子《道德经》之出于《孟子》之后，其说甚精。我邦梁任公氏近作《儒家哲学》文，即从其说。”[57]《儒家哲学》且另当别论，斋藤拙堂（1797—1865）的名文《老子辨》确实很流行。《老子辨》收录于明治十四年（1881）其门人中内惇编辑的《拙堂文集》第四卷，又被选入不断再版的《今世名家文钞》（月性编，1885、1911）。其所谓“论道莫大于语孟，纪事莫洽于左氏。皆不少概见。而读见于史迁之书，是知老子非春秋以前之人，比不先于孟子。”[58]等的确常常被“袭而引申”。

津田左右吉的《儒道两家关系论》也可以在《古史辨》中找到，却是为了批评而引用。黄方刚《〈老子〉年代之考证》（《哲学评论》第二卷第二期，1930年7月）中的相关论述即为一例。他说：“日本有津田左右吉者，著《儒道两家关系论》（李继煌译述），创言《老子》书并老子人都是庄子所假造，其意盖欲用以解释其所谓儒道之冲突也。此种先存己见以解释事实之方法是否适当，已成问题，若单就此问题之原料言之，更属可笑。”[59]所谓“创言《老子》书并老子人都是庄子所假造”，并非津田左右吉《儒道两家关系论》中的观点，这应是黄方刚的误解。津田是要通过从孔子到孟子、老子、荀子，进而到庄子，再到汉儒的思想发展脉络，解释儒家与道家两家学说发展的内在关联。这种学术思想史的梳理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如果说津田所言老子在孟子之后、荀子之前的说法比较常见，那么他的关于《老子》中也隐含有儒家思想的因素、[60]《荀子》也有《老子》的思想要素[61]的论述应该说是很精辟的。

至于说津田的论说方法是否是“先存己见以解释事实”，这种批评应该说是非常尖锐，也值得重视的。津田在文章的结尾处有一个自问自答，很耐人寻味。他写道：“儒家这样采用道家之说，其中难道没有什么特殊的内面理由么？对于这个疑问，著者则以为前此曾经道及的中国民族性，或当为其主因。”他分析这种民族性的特征是“从那中国的自然地理上的情事及以这情事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组织与政治状态所生出来的长久间民族生活的因袭，致使一般民众对于广阔的公共生活没有了兴味。”又说：“在人生观上，则满足于天与的命运，不论怎样的环境，都打算顺应，而于其间，谋保其生，……我们若知道，这便是中国人么，那么，道家从那极度主观的态度一转，并述说将自己放到外界与物同化的，便也就知其甚能与之相应了。”[62]这样，他对中国的态度和研究中国的方法，也可以从上述这些论述中找到一些端倪。在这篇文章发表的同时，他在日记中也流露了一种看似无奈的心绪：“长期以来只顾处理中国的材料，而且一味强词夺理，连自己都不满意。（中略）要找理由的话，这也是一种病态的癖好，一种职业特点。”[63]他承认“知识的根底中有意志是心理上的事实。”[64]对他自身而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意志？这种意志是如何逐渐形成的？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津田左右吉的《左传的思想史研究》一书后来再次在中国学界掀起波澜。这对于我们反思“知识的根底中”的那个“意志”的含义正好提供了一个例证。这本书是津田根据他1931年秋在东洋文库的“东洋学讲座”的讲稿补充修订，于1935年作为“东洋文库论丛”的一册出版的。在该书的前言中，津田详述了他的“研究方法”，即“首先根据批判有关《左传》的文献上的记载来思考其述作的时代，其次，根据追溯《春秋》的解释方式的历史变迁，阐明《左传》出现的相关情况。”具体而言，“第一，将《左传》中所述主要故事，一一与《春秋》经的记载、《孟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公羊传》、《穀梁传》、《韩诗外传》、《淮南子》、《史记》、《汉书》、《管子》、《说苑》、《新序》、现存的《国语》等所见同样主题的故事进行比较，而且与从战国时代到前汉末年的政治史及思想史上的事实加以对照，思考其变化与发展的途径，来观察《左传》在其中具有怎样的历史地位。由此，第二，如上所述的许多故事及其由此而构成的《左传》整体结构所表现的《左传》的思想及产生这种思想的社会政治状况、其形成的途径与历史地位，对这些进行考察，是研究的核心。以上两个方面的考察自然与最初所用的方法完全不同，通过对《左传》内容本身的探讨来了解其述作的年代。最后研究作为春秋传的《左传》的特质以及《左传》的思想与其述作时代的儒教的关系，也可以观察春秋经的性质及其述作时代。因此，这一研究有助于了解以下问题，即将《左传》的记载作为史料来看时，它可以作为关于什么时代、什么内容的史料？上代的中国学者是从怎样的心理、以怎样的态度来树立自己的主张、对待古典或古传说的？”[65]而研究的结果，他认为“《左传》的述作年代是在前汉末期”，这个结论虽然未必是新的，但是他强调得出此结论的思考方式与内容与此前的不同。[66]

该书出版前后，中国学者罗倬汉正好在东京留学，他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考证》自序中说：“民国二十五年春，予在东京，适津田左右吉氏《左传思想史研究》出版，以儒学磅礴，会于炎刘；伪文剽窃，综于左传。钜册煌煌，取子史偶关左传文句者，影附曲证，排比先后，翻果为因。加之思想奔流，格于断代；儒门广博，划以范畴。构主观之系统，乃驰骋于无方。遂使子虚儒者，多窃史记之文；肓左全书，伪成西汉之末。春秋十二公，皆为假名；中华三千年，本为朴野。纵笔浩**，汗漫无归矣。”为了批判津田的研究方法与结论，罗倬汉先后写成《左氏私学论考》《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考证》。对前者，上述自序中说：“予于是作《左氏私学论考》，会通经子，究私学之源，穷儒术之变。知左氏为书，观其典礼，决不待五经立学而始著。”对后者，该自序中接着说：“继念思想进程，虽有其序，概念非实，共见难期。溯左氏著录，始于太史。十二诸侯年表，明言左氏春秋，则表之所据，必有攸在。予于是校读史表，得表之据左者数百条，视他书不啻倍蓰。而春秋编年，贻于左氏，左氏书法，于马迁，跌**昭彰，更无掩饰。此史公明见今本左氏，不可诬也。”[67]在此基础上，罗倬汉对津田的左传研究方法与结论进行了整体批判，即由于其“翻果为因”的手法，其结论“皆由心造”，不可能保持公正客观。他直言“津田氏力翻旧案，著书五十万言，以证《左传》非史官所遗，皆由心造。彼以其极研东北史之风力，近年萃精于中国古史，集东洋文库之学者，一唱百和，蔑我文明，谬种流传，吾为此惧。”进而告诫学界：“若以学术之公言，沦为民族之嫉恨，小智自私，贼彼大道，此予所为眷顾前程，睊睊然悲也。”[68]“以学术之公言，沦为民族之嫉恨”的历史教训，在近代中日学术史和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惨痛的记忆。回顾、分析和揭露这种“小智自私，贼彼大道”的例子，对于我们反思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根据2015年1月7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特别研究集会“津田左右吉的人文学与中国”上的报告修改而成。此会由（日本）私立大学战略性研究基础形成资助计划“近代日本的人文学与东亚文化圈”（早稻田大学）研究团队“早稻田大学与东亚——直面人文学的再生”主办，感谢该会议组织者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新川登龟男教授及渡边义浩教授的关照。原文刊登在《文献》2017年第2期，发表时有删节。）

注释

[1]参见严绍璗的《日本中国学史稿》（学苑出版社，2009年）、刘岳兵的《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等。关于津田左右吉的研究专著，有刘萍的《津田左右吉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出版。津田史学在日本史学史上的地位，可参见以下翻译著作：上田正昭的《津田史学的本质及其遗留的问题》（[日本]历史学研究会、日本史研究会编：《日本历史讲座》第八卷“日本史学史”，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坂本太郎的《日本的修史与史学》（沈仁安、林铁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永原庆二的《20世纪日本历史学》（王新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2]安藤彦太郎著，李国胜、徐水生译：《早稻田大学与中国：架起通向未来之桥》，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2页。

[3]《津田左右吉全集》补卷二，岩波书店，1989年，第351页。

[4]安藤彦太郎著，李国胜、徐水生译：《早稻田大学与中国：架起通向未来之桥》，第49—50页。1947年4月津田左右吉还发表过纪念郭明坤的文字，见《津田左右吉全集》第24卷，第180—181页。

[5]《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803、810页。

[6]《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中册，第227页。

[7]《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中册，第243页。

[8]同上，第392、418页。

[9]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③·本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8页。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7—18页。

[10]周作人晚年的回忆，对这篇《人的文学》也非常重视。他说：“‘五四’运动是民国以来学生的第一次政治运动，因了全国人民的支援，得了空前的胜利，一时兴风作浪的文化界的反动势力受了打击，相反的新势力俄然兴起，因此随后的这一个时期，人们称为‘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其实也是很确当的。在这个时期，我凭了那时浪漫的文艺思想，在做文学活动，这所谓浪漫的思想第一表现在我给《每周评论》所写而后来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一篇《人的文学》里边。”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三三 文学与宗教），《知堂回想录》下（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497页。

[11]劉岳兵：「中国における『古事記』研究について――周作人の漢訳『古事記』を中心に」，NPO法人神道国際学会編集、発行『現代によみがえる『古事記』――『古事記』撰録千三百年記念』，2013年8月。

[12]1925年11月14日收到此书。见《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中册，第465页。

[13]周作人：《汉译〈古事记〉神代卷引言》（1926年2月刊《语丝》65期），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⑦·日本管窥》，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40—341页。

[14]周作人：《日本的人情美》（1925年1月刊《语丝》11期），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⑦·日本管窥》，第11页。

[15]可参考赵京华的《周氏兄弟与日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及刘军的《日本文化视域中的周作人》（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的相关章节。

[16]姚宝猷（1901—1951），1924年毕业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中山大学前身）文史系，1929年留学日本东京文理科大学攻读历史学，1933年回国，任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日本近百年史》《日本帝国主义的特性》《中国丝绢西传史》等。

[17]姚宝猷：《日本史的研究法及参考书目》，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三卷三号抽印本，1935年3月，第5、6页。

[18]同上，第30—31页。

[19]“津田事件”是指日本右翼及法西斯主义者迫害津田左右吉的事件。津田的日本神话和古史研究，在精细的文献批判的基础上指出日本神话及早期天皇的许多记述不应该都视为历史上的真实史实，将其视为一种“思想上的表现”更为妥当。这种观点由于与官方的皇国史观及政府的“国体明征”运动相抵触，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认为津田的思想大逆不道，并于1939年12月以“不敬罪”起诉了津田左右吉。翌年，津田的相关著作被禁止发行，这些著作的出版者岩波茂雄也一同被起诉。1941年开始公审，1942年5月东京刑事地方法院对津田、岩波两位被告作出了有罪的判决。津田提出申诉，最终因官方的拖延超过了审理的期限，有罪的判决也就无效了。事件的详细经过参见家永三郎：《津田左右吉の思想史的研究》（岩波书店，1972年）。

[20]家永三郎：《津田左右吉の思想史的研究》，第52页。

[21]洪启翔（1903—1988），广东梅县人，1923年考入北京大学，1928年留学日本，先后就读于东京东亚学校和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33年再留学日本。1943年由姚宝猷介绍，在国民党军委政治部任主办的军中文化工作研究班兼任日语讲师，讲授日本史地。1946年之后任广东文理学院、华南师范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古代中日关系之研究》等。

[22]洪启翔：《日本历史概论》（序），国民图书出版社，1944年，第2、4—5页。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历史·传记·考古·地理》（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4年）收录该书时介绍（第379页）:“卷首有作者序，批驳日本白鸟库吉、津田左右吉、饭岛忠夫等人的论点”，将津田左右吉与白鸟库吉、饭岛忠夫一视同仁，与原序的意思不符。

[23]吕思勉：《秦汉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878页。

[24]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20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81页。

[25]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4卷，第249页。

[26]马奔腾辑注：《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2—83页。

[27]《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上卷历史篇（《读书漫录》中），东洋史研究会，1957年，第534—537页。

[28]王国维致藤田丰八函（1927年3月5日稍后）:“去岁读羽田博士拙著《鞑靼考》之批评”。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5卷，第905页。

[29]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4卷，第252、258页。

[30]“此文原题《辽金时蒙古考》，写成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次年刊于《学衡》杂志第五十三期。八月，复附于《蒙古史料校注四种》印行。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修改写定，易名为《蒙古考》，收入《遗书》本《观堂集林》（二十四卷本）卷十五时改此名。”见《王国维全集》第14卷，第284页。

[31]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4卷，第285—286页。

[32]同上，第372页。

[33]《津田左右吉全集》第十二卷，第47页。

[34]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9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76页。

[35]（北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第十二册，中华书局影印，1960年，第11397页。

[36]《津田左右吉全集》第十二卷，岩波书店，昭和39年，第55页。

[37]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9卷，第682页。

[38]（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二十四史》缩印本第11册，中华书局，1997年，第1366—1367页。

[39]《津田左右吉全集》第十二卷，第110页。

[40]《王国维全集》第19卷，第689页。

[41]（元）脱脱等撰：《辽史》，《二十四史》缩印本第17册，中华书局，1997年，第356页。划线部分为王国维译文所引。

[42]《金毓黻文集》编辑整理组点校：《静晤室日记》（全十册），第四册，辽沈书社，1993年，第2813页。

[43]同上，第五册，第3557页。

[44]同上，第五册，第3823—3824页。

[45]同上，第五册，第3940页。

[46]同上，第五册，第3954页。

[47]同上，第五册，第3955页。

[48]同上，第五册，第3302页。

[49]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册九“渤海国志长编附录二·征引书录”，辽阳金氏千华山馆，1934年，第16页。

[50]详见刘岳兵：《中译本〈渤海史考〉的作者》，《读书》2015年第4期。

[51]《顾颉刚日记》第二卷（1927—193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461页。

[52]李继煌（1891—1960），苗族，湖南省绥宁县人。1913—1922年留学日本，1925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1926年后先后任教于湖南省立第二师范、长沙一中、常德中学、常德三中等校，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湖南省文史馆任文史委员。编有《古书源流》（192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等。

[53]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哲学·心理学》，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62页。

[54]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97页。

[55]《胡适全集》第29卷（1922年3月6日日记），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32页。

[56]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再版，第526—527页。

[57]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四册，第330页。

[58]斋藤拙堂：《拙堂文集》第四卷，中内惇编，斋藤氏藏版，1881年，第29页。

[59]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四册，第377页。

[60]如《儒道两家关系论》中指出：“《老子》虽则反对儒者之道、反对教、反对圣人，顾他犹未能绝弃道、教和圣人的观念；而且就是那以圣人为王者的想法，见于孟子的那种思想，也还是继承着；或者，并且一面反对儒者的道德，一面仍旧是舍不得丢他；是这种情况，于是乎《老子》之言遂不得不成为一种paradox了。”（1934年1月国难后第2版，第24页。）又如：“《老子》之说，虽则反对儒家的教化主义，而不能不说他仍旧是继承着其思想，他以为民是当服从于王者或圣人之化的之一事，实同于儒家。”（1934年1月国难后第2版，第37页。）

[61]如：“荀子者，一方乃是将儒家传统的精神——惟在孟子则比较的不为所重——之教化主义，更加上一层发挥，同时，在他方，则为其教化主义之一侧面的礼乐人为说及关于天的思想上，其所受于《老子》的赐实多，故即就性恶说的根据论，而其对于人生之实际的观察，也是和《老子》有其共通之点；又其全体思想之为功利主义之一事，而两者也可以说‘其轨一也’咧。”（1934年1月国难后第2版，第44页。）

[62]津田左右吉：《儒道两家关系论》（李继煌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1月国难后第2版，第64—66页。

[63]《日信》（1925年4月13日夜），《津田左右吉全集》第27卷，岩波书店，1965年，第3页。

[64]《日信》（1926年1月9日），《津田左右吉全集》第27卷，第156页。

[65]津田左右吉：《左傳の思想史的研究》（まへがき），《津田左右吉全集》第15卷，岩波书店，1964年，第3—4页。

[66]津田左右吉：《左傳の思想史的研究》，第4页。

[67]罗倬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考证》自序（1940年11月17日），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第1页。

[68]同上，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