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田左右吉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无论是中国史还是日本史研究，都有通史的基础和整体的眼光，而且中国史与日本史同时兼治。如早年在白鸟库吉的指导下编写西洋史教科书（1895年开始），从而对世界历史的整体动向有了大致的把握，在此基础上后来自己又撰写了《新撰东洋史》（1901年出版）和《国史教科书》（1902年出版）。通史性的宏观把握和具体的原典批判的结合，为津田史学这一近代日本学术思想史上的奇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民国时期中国学术界对津田史学业绩的认识基本上局限于其片鳞只爪，对其中国史，包括中国的哲学思想史的研究业绩尤其如此。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通过观察当时中国学术界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对津田左右吉关于中国史方面的著作及学术思想的反响探知学术史的相关细节，也可以感受到在中日关系的非常时期中国学者对这种学术交流的复杂心态。

1908年，津田左右吉成为白鸟库吉负责的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的研究员，开始了他的中国史地研究。我们先来看看津田左右吉这方面的成果在民国时期的一些反响。寡闻所及，且将相关史实列举如下：

第一，据吕方编写的《吕思勉先生学术年表》记载，1921年“翻译《勿吉考》，译自日本津田左右吉所撰《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一册）。”[23]

第二，据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1927年“编年文”记载：“箭内博士《鞑靼考》译文、津田博士《辽代乌古敌烈考》译文、津田博士《室韦考》译文，以上均三月译，见《观堂译稿》。”[24]

查《王国维全集》第十四卷《鞑靼考》一文，有编者题注曰：“此文写成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次年六月刊《清华学报》第三卷第一期，并附刊于《蒙古史料校注四种》后，其大意译为英文载当年《中国科学美术杂志》（上海出版）六、七月两号。后经修改，复写定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四日，稿本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遗书》本《观堂集林》（二十四卷本）卷十四所收即此修订本。”[25]《鞑靼考》《蒙古史料校注四种》刊行后，神田喜一郎先后于1926年获赠，从神田喜一郎在1926年7月、9月给王国维的信函中可以知道。[26]羽田亨在《史林》第11卷第4号（1926年10月）发表文章，对《鞑靼考》进行介绍与评价。[27]王国维读到此批评文章[28]和“由友人展转借得”的《满鲜历史地理研究报告》数册，读到了日本学者的相关论文，不仅自己翻译了箭内的《鞑靼考》和津田的《辽代乌古敌烈考》及《室韦考》，还对旧作进行了修订改写，并在自己新修改的《鞑靼考》中对箭内亘的成果作了回应，一方面肯定“其说良是”，同时又对其“谓山阴鞑靼出于沙陀，乃突厥人种，与漠北鞑靼之属蒙古人种者全非同族”，即“对箭内博士之二元论”表示“宁主张一元论，以唐之鞑靼、辽之阻卜名称之统一，非是无以解释之故也。”[29]

在新改写的《蒙古考》[30]所引《唐书·北狄传》史料的案语中提到津田左右吉：“混同江之北源为嫩江，即《魏书·失韦传》之‘难水’，此传之‘那河’，《元朝秘史》之‘纳浯河’也。而此那河在忽汗河前，忽汗河者，今之呼尔咯河。然则此传之那河，非谓其下流之混同江，而谓其上流之嫩江也。然额尔古讷河与嫩江实不相通，故日本津田博士左右吉勿吉、渤海诸考以此传所记为出传闻之误，其说是也。然则望建河只是额尔古讷河之古名，不兼黑龙江、混同江言之。”[31]

王国维为津田左右吉的《室韦考》一文，特作《黑车子室韦考》一文，据《王国维全集》编者所言：“此文从王氏所作《鞑靼考》中摘出，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鞑靼考》手稿本批语，知其写定于‘丁卯四月’，即一九二七年五月。原载《遗书》本《观堂集林》（二十四卷本）卷十四。”此文开篇即曰：“丁卯暮春，从友人借得日本文科大学所印《满洲朝鲜历史地理研究报告》，中有津田博士《室韦考》，谓：‘室韦本部，自后魏讫唐并在今嫩江流域，而唐人并兴安岭西即呼伦泊西南诸部族皆呼之曰‘室韦’，盖本之室韦本族部人之言，而非诸部族之所自称者。’其说甚精辟，独不及黑车子室韦及其南徙事，因补著之。”[32]

王国维所译津田左右吉《室韦考》及《辽代乌古敌烈考》具体情况如何，试举几例如下，以窥一斑：

1.《室韦考》原文：「冊府元龜巻九七 によれば唐代に於ける室韋の朝貢は貞観三年に始まりてそれより絶ゆることなく會昌年間に及べるが、かく唐初より殆ど唐末まで連続来朝せるものは単に室韋とのみ記されて何れの部族なるかを示されず。」[33]

译文：“据册府元龟卷九七九，室韦自贞观至会昌朝贡不绝，大都单称室韦，不冠以何部族。”[34]

按：此处译文“卷九七九”（卷九七九为“外臣部·和亲二”，记事从“唐高宗永徽三年”开始）误，原文“卷九七”（外臣部·朝贡三）正确，该卷载：贞观三年，“室韦遣使贡丰豹貂，自此朝贡不绝。”[35]

2.《室韦考》原文：「唐書に室韋を「北至于海」と記せるをも参照すべし。ただ新唐書に達姤を「室韋種也」と記し、」[36]

译文：“唐书言‘室韦北至于海’亦如此耳。但新唐书云‘达姤，室韦种也’。”[37]

按：查中华书局点校本《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列传第一百四十九下，原文为：“室韦者，契丹之别类也。居峱越河北，其国在京师东北七千里。东至黑水靺鞨，西至突厥，南接契丹，北至于海。”[38]

3.《辽代乌古敌烈考》原文：「遼史巻九四耶律世良伝に開泰二年世良が耶律化哥と共に辺部の命に拒みしものを討ち、安真河に至りて大に之を破りしかば辺境是より寧しとの記事あり」。[39]

译文：“据《辽史·耶律世良传》：‘开泰初，边部拒命，帝即命化哥益兵，与世良追之。至安真河，大破而还。’”[40]

按：津田原文非直接引用，为日文意译。译文变成直接引语，原来是对原文的跳跃式引用，最后一句“自是，边境以宁。”漏译。查《辽史》原文为：“开泰初，因大册礼，加检校太尉、同政事门下平章事。时边部拒命，诏北院枢密使耶律化哥将兵，以世良为都监，徃御之。明年，化哥还，将罢兵。世良上书曰：‘化哥以为无事而还，不思师老粮乏，敌人已去，焉能久守？若益兵，可克也。’帝即命化哥益兵，与世良追之。至安真河，大破而还。自是，边境以宁。”[41]

第三，金毓黻的日记《静晤室日记》及著作《渤海国志长编》中的相关记载。

1.日记民国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记载：“日本津田左右吉作《渤海考》，考证天门岭甚详。余所引《新唐书·安禄山传》之语，彼亦引之，人言已先于我，深佩其读书之多。惟彼只引《通鉴》，不言采自《新唐书》，尚不如余寻见本源也。”[42]

2.民国二十四年四月九日：“津田左右吉氏《安东都护府考》，诚胜于《满洲历史地理》所说，然检索古籍尚未能尽，余拟别撰一文以补津田氏之所未备。又，津田氏不信有辽东新城，与余说合，诚为卓见。”[43]

3.民国二十四年五月六日：“近思撰三文：一曰《唐代安东都护府考》，向者津田左右吉氏撰此文，而未甚详，故拟广搜文献而详考之，以弥津田氏之阙。”[44]

4.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读津田氏《室韦考》，谓难河即今嫩江，实获我心。屠敬山亦有此论，然不若津田氏之理证昭晰也，读毕为之一快。”[45]

5.民国二十六年一月四日：“方壮猷撰《东北史纲》第二卷有《安东都护考》，取材颇富，大抵以日人津田左右吉所撰《安东都护府》为主，又辅以他种之史料，既有条理，更多创获。余撰《史稿》亦至此题，于其取材之外，不能再有所得。其为方氏所未及者，仅《唐会要》‘开元十一年，安东都护府却归燕郡平州，依旧置’一条耳。”[46]

6.民国二十六年一月六日：“方壮猷君所撰《安东都护府考》，悉以津田氏之文为蓝本，殆等于译作，别无新组织之可言。谓咸亨元年移府于辽东州一段，津田氏未曾考及，此为差强人意。”[47]

7.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1934年5月1日“印竣，装成样本一帙”[48]）第九册“渤海国志长编附录二·征引书录”中，有《满洲历史地理》和《满鲜历史地理研究报告》。对后者的案语为：“案此书第一册刊于大正四年，嗣后续有刊行。据其例言云，此为提供南满洲铁道会社研满洲及朝鲜地理历史之结果。观其内容多为松井等、箭内亘诸氏之作。此盖为撰《满洲历史地理》一书时所集之资料而又加以整理者也。其第一册有津田左右吉氏《渤海考》一篇。”[49]

有意思的是鸟山喜一（1887—1959）的著作《渤海史考》（1915年10月作为“奉公丛书”的一册由奉公会发行）翻译成中文之后，作者变成了津田左右吉，以至于“津田左右吉著”《渤海史考》（陈清泉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6月初版）这本书在中国流传半个多世纪而未有人提出质疑。[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