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日记》的“七年（1918）书目”中，四月有津田左右吉的《国民思想ノ研究》，五月有《国民思想ノ研究》二，十一月有《国民思想ノ研究》三。[5]1922年6月购读书目中有《国民思想の研究》四。[6]6月12日日记：“上午往日邮局取丸善支店小包，内《国民思想の研究》一册。”[7]1924年7月8日日记记载“下午在东亚公司买书二本”，查购书账得知这两本书为仓田百三的《超克》和津田左右吉的《神代史の研究》。[8]这里的《国民思想之研究》四册，即《文学上所见我国民思想之研究》的贵族文学的时代、武士文学的时代、平民文学的时代上卷与中卷，分别是1916、1917、1918和1921年出版的，第三册《平民文学的时代》（上）1918年10月出版，11月周作人就拿到该书了；而在12月，周作人写了两篇有名的文章，一篇是7日的《人的文学》，一篇是20日的《平民的文学》。《人的文学》得到了陈独秀的“写得极好”的高度赞扬，刊发在12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6号。该文在论述“亲子之爱”时就直接引用了津田左右吉的话，曰：“日本津田左右吉著《文学上国民思想的研究》卷一说，‘不以亲子的爱情为本的孝行观念，又与祖先为子孙而生存的生物学的普遍事实，人为将来而努力的人间社会的实际状态，俱相违反，却认作子孙为祖先而生存，如此道德中，显然含有不自然的分子。’”以此来说明自己的主张：“祖先为子孙而生存，所以父母理应爱重子女，子女也就应该爱敬父母。这是自然的事实，也便是天性。”[9]而《平民的文学》刊载在1919年1月19日的《每周评论》第5号上，这篇文章中虽然没有直接出现津田左右吉的名字，但是其思路显然受到这本书的影响。如他所言平民文学与贵族文学的区别、平民文学的特点等，都可以从该书中找到相关的线索。这两篇文章作为周作人当时主张“人道主义文学”的代表作，收录到其自编的《艺术与生活》一书中，也是排在该书的最前面，从中也最能窥见作为思想家和文艺理论家的周作人的面貌。[10]

《神代史之研究》是1924年2月出版的，周作人7月就买到了。这与周作人当时在翻译《古事记》有关。[11]1921年3月作《日本的诗歌》一文时就注意到“日本最古的歌，有《古事记》中须佐之男命的一首短歌”，1924年底开始翻译《古事记》，1926年2月发表的《汉译〈古事记〉神代卷引言》已经充分吸收了《神代史之研究》的思想，并给予高度评价，视为具有“在古典研究上可以说起了一个革命”的意义的著作之一。他说：

日本自己有“神国”之称，又有万世一系的皇室，其国体与世界任何各国有异，日本人以为这就因为是神国的关系，而其证据则是《古事记》的传说。所以在有些经国家主义的教育家炼制成功的忠良臣民看来，《古事记》是一部“神典”，里边的童话似的记事都是神圣的，有如《旧约》之于基督教徒，因为这是证明天孙的降临的。……十多年前日本帝国大学里还不准讲授神话学，当初我也不明白是什么缘故，后来看夏目漱石集中的日记，才知道因为日本是神国，讲神话学就有亵渎国体的嫌疑了。就这一件事，可以想见这种思想是多么有势力。可是近年来形势也改变了，神话学的著作出版渐多，（虽然老是这两三个著者，）连研究历史与文化的也吸收了这类知识，在古典研究上可以说起了一个革命。做有四大厚册（尚缺一册，未完成）《文学上国民思想之研究》的津田博士在《神代史研究》上说，《古事记》中所记的神代故事并不是实际经过的事实，乃是国民想象上的事实；后人见了万世一系的情形，想探究他的来源，于是编集种种传说，成为有系统的记载，以作说明。这个说法似乎很是简单，而且也是当然，但在以前便不能说，（当然现在也有些人还不以为然，）更不必说能保全文学博士的头衔了。人类学者鸟居博士新著《人类学上看来的我国上古文化》[12]第一卷，引了东北亚洲各民族的现行宗教，来与古代日本相印证，颇有所发明。……日本人容易看《古事记》的神话为史实，一方面却也有这样伟大之学术的进展，这一点是我们中国人不得不对着日本表示欣羡的了。[13]

对于《古事记》，周作人始终是侧重注意其文学性的方面，欣赏其“人情美”或“有情的人生观”，[14]当然这也是他浪漫的人道主义文学观的一种表现。

津田左右吉对周作人影响，[15]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看成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日本要素的一部分。周作人与其说是日本文化的研究者，不如说他是日本文化的鉴赏者更合适。那么学院派的日本史研究者，对津田著作的关注又如何呢？

1935年，中山大学姚宝猷教授[16]在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三卷第三期发表了一篇《日本史的研究法及参考书目》的大作，该文可以说是民国时期中国日本研究最为周到的方法提示和最详细的参考书目。方法的提示方面，特别提及研究日本古代史时史料甄别和批判的重要性。他说：“我们研究日本史应该注意的第二点，就是日本史籍所载的日本史，尤其是古代史，有许多虚伪不可靠的地方。”指出：“日本皇室的尊严，既然超乎真理之上，日本的历史，乃有许多神秘虚妄的地方……我们研究日本史若不注意到这点，处处抱一怀疑的态度，那就不免以讹传讹。反过来说，我们对于史料的选择，史籍的批判，和史实的考定，也就不致为彼邦御用学者的伪说所蒙蔽了。”[17]关于日本学者所著日本古代史研究的参考书目，他列举了如下11种：

（1）神代史之研究 津田左右吉著

（2）日本上代史研究 津田左右吉著

（3）上代日本之社会及思想 津田左右吉著

（4）古事记及日本书纪之研究 津田左右吉著

（5）日本古代史（日本时代史第一、二卷）久米邦武著

（7）日韩古史断 吉田东伍著

（8）古代之研究 田口卯吉著

（9）由人类学上见的日本上代之文化 鸟居龙藏著

（10）有史以前之日本 鸟居龙藏著

（11）日本古代氏族制度 大田亮著

姚宝猷评价说：“以上各书，是近今日本学者所著古代史中之代表的名著，也是研究日本古代史必须阅读的良书。”[18]排在最先的津田的以上四种著作因为“津田事件”[19]都在1940年被日本内务省勒令禁止销售或部分删除。关于学术、思想史专题方面，“津田左右吉著的表现于文学上的我国国民思想之研究”[20]也是重要的参考书目之一。可见津田的研究方法和著作得到了当时中国的日本史研究者的高度评价。

洪启翔[21]在1944年出版的《日本历史概论》的序文（署“民国三十一年四月序于陪都”）中，批判了以白鸟库吉为代表的日本东洋史学者在“科学的怀疑态度”的掩饰下，提高日本建国年代而降低中国历史年代是“根据其帝国主义的文化宣传政策来歪曲史实”。他指出：“这种歪曲中日历史年代的工作，日本帝国主义看得很重要，尤其在近年，如前几年日政府对于久已发行的津田左右吉所著关于日本书纪（日本伪古史）的几本研究著作（古事记及日本书纪之研究，日本神代史之研究，日本上代史研究等）忽然加以禁止发行。即系出于这种用意，而日本帝国主义学徒对于这歪曲历史年代的工作也确实下了不少功夫，如饭岛忠夫花费数年心血写一部《支那法起源考》巨著以证明中国古代关于天文历法知识，系来自西方之类，都可说是和这种用意相关联的。”[22]将津田左右吉作为反对帝国主义文化宣传的受害者，与他的老师白鸟库吉区别对待。序文的结尾指出：“这里所提出的年代问题只是一例，日本式的学者，借着科学研究的伪装来为其帝国主义作文化宣传的，不知其数。我们对于这些虚伪的别有用意的著作与言论，不但要谨防上当，且必须努力揭穿其真相。作者今兹发表这本日本历史概论，即是对于这项工作愿有所贡献。”这里涉及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当时的日本，也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历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