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观应该说是超国家主义者思想中最具本质意义的部分。而这一部分，也直接与天皇密切相关。在这一点上西田税表述得很干脆利索：“天皇为国民的天皇，民族为天皇的民族。”将明治维新的理想发扬光大而进行大正维新，必须以剑、以神圣的血来洗濯此污浊的国家而在此之上建设新的真正的日本。他强调“以日本为主体的世界革命”，“以彻底的国家主义代替近世的资本主义。”“我的素志是大日本主义、大亚细亚主义，是使日本成为世界的宗主国，是复神代之古。”井上日召从宇宙观来认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他强调“我们的国家生活是个人生活自然而然地发展生长而来的，所以说到国家，社会和个人被综合统一在其中。而且就一个人来看，其中甲这个人是作为整个国家的一个组织体的甲，没有与全体分离对立的个人。”人与宇宙的关系，单独从唯物的层面看，一个人也是由宇宙全体成立的。内在的知识、感情也是由于与宇宙间一切感应交融而形成一个独立的人。“因此从宇宙的真体而言，森罗万象都是同魂一体，没有任何一个是独立分离的。”这样，日本形成了绝对的国家而诸外国形成了相对的国家，这无非是民族发展的过程中状况的不同所致，不应该是由于人的根本的本来面目的不同。他认为日本是世界上唯一按照宇宙自然的大法则而成立的国家。“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国家经纶，一切要以绝对为基础来处理差别情况。”[21]

国家改造的思想基础，井上日召认为在于觉悟到“日本这个国家是以与其他诸外国不同的宇宙法则（也可叫做理想、意思）为国体而成立的国家”。这个法则是什么呢？就是：

我是宇宙全一体，同时又是其部分。因此，我只是以我个人为基础而生活，这本来就是违反本体的。然而从来的教育及社会的制度组织等都只是以欧美式的差别观为基础的，因此是违反宇宙的本来面目的。……在字句上，皇室中心主义、国家主义、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共产主义等等，似乎有各种变化，根本上都是个人主义，因此全是反逆主义。是灭亡之道。

因此我从全世界的视野排斥差别相待的指导原理，主张应该建立基于绝对平等的指导原理、排斥差别相用的教育与社会制度。[22]

但是“现在日本的政治，只有天皇政治的名目，而事实上为政党政治。而且这一事实被公然宣称。所谓政党政治，根据他们的说明，似乎是多数党政治。因为政党的意志只是政党首领及少数干部的意志，所以政党政治意味着政党首领的专制政治和少数干部的寡头政治，决不是天皇的政治，也不是能反映国民大众意志的代议政治。”[23]

也有对天皇本身表示不满而进行忠义直谏的。矶部浅一说：“日本不是天皇的独裁国家，也断然不允许是重臣元老贵族的独裁国。明治以后的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一君与万民一体的立宪国。更简易地说，就是以天皇为政治的中心的近代民主国。因为必须是这样的国体，谁的独裁也不允许。但是今天的日本是什么样子呢？难道不是以天皇为中心的元老、重臣、贵族、军阀、政党、财阀独裁的独裁国吗？不仅如此，如果仔细观察，这些特权阶级的独裁政治甚至都不把天皇放在眼里。”他敢于直谏天皇陛下的“失政”，质问为什么不远离奸臣而召回忠烈无双之士？认为“真正的忠道是忠义直谏”。[24]既然现实世界中天皇都无能为力，那么他只好作另一番憧憬了。他说：

我们另外有一个灵的国家，日本国以其国权国法枪杀我们尚且不够，将骨肉化作微尘远远地抛弃到国家之外，最终无可奈何的是灵，我们另外有一个灵的国家。

我们另外有一个信念的天地，虽然日本国朝野都将我们视为国贼叛徒而容不下我们，我们别有信念的天地、真大日本。

我们有灵的国家、有信念的天地，现状的日本对我来说无所谓，我们的真国家神日本一定要膺惩这不义不信堕落的国家。

大义不明之时，即便有国土也非真日本。国体亡时，即便有国家，神日本也亡。[25]

谈论超国家主义者的国家观，当然不能忽视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代表北一辉。从1906年他自费出版《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到1919年被奉为日本超国家主义圣典[26]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的作成，典型地展示了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等近代思想如何日本化、军国主义化的历程。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是在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中发挥了最具指导性作用的理论，[27]是贯穿国内改造与国际侵略的最具理论形态的法西斯主义的典型。

在“大纲”的绪言中，他指出在面临史无前例的内忧外患的国难之际，“确立如何改造大日本帝国的大本，制定举国无一人非议的国论，最后以全日本国民的大同团结奏请天皇大权的发动，必须奉戴天皇迅速完成国家改造的根基。”如同希腊是欧洲文明的中心，日本是“亚洲文明的希腊，在率先构筑自己的精神完成国家改造的同时，高扬亚洲联盟的义旗而执将真正到来的世界联邦的牛耳，这样就可以向四海同胞宣布佛子的天道而垂范于东西。”

在国内改造上他提出一系列措施，比如“天皇为了与全日本国民一同奠定国家改造的根基，由天皇大权的发动开始，停止三年宪法，解散两院，在全国发布戒严令。”“天皇是国民的总代表”，“废除华族，撤消阻隔天皇与国民之间的藩屏以彰现明治维新的精神。”“废除贵族院而设置审议院，审议众议院的决议。”“25岁以上的男子在大日本国民的权利中通常拥有平等的众议院议员的被选举权与选举权。”“日本国民一家可以拥有的财产限度，为一百万圆。”“日本国民一家可以拥有的私有地限度，为时价十万圆。”“私有财产超过限度的都无偿地交给国家。”“天皇在戒严令实施中，以在乡军人团为直属于改造内阁的机关，来维持国家改造中的秩序，同时调查并征集各地私有财产超限度者。”“私人生产业的限度为资本一千万圆。……超过限度者都集中于国家，由国家统一经营。”

在国际方面，他认为日本“在国际上处于无产者地位”，主张以所谓“正义的名义”来打破“不正义的现状”的战争的正当性。“应该无条件地承认作为国际上无产者的日本充实显示力量的有组织的结合的陆海军，进而诉诸战争以匡正国际上划定线的不正义。如果这是侵略主义军国主义的话，那么日本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欢呼声里应该将黄金之冠戴在头上。合理化了的民主社会主义本身也认为日本要求澳洲与远东西伯利亚。无论如何丰收，数年之后日本也将没有可以养人的土地。与国内的分配相比，如果不决定国际间的分配，日本的社会问题永远无穷地得不到解决。”

其最终目标是：

日本为了确保日本海、朝鲜、中国的安全，也就是为了日俄战争的结论，对于决意领有远东西伯利亚的俄国不可缺少大陆军队。而印度独立的援助、中国保全之确保及日本应该取得南方领土的决定命运的三大国是中，由于与英国绝对不可两立，实际上以大海军为急务。如果这次大战有西乡在、明治大帝在的话，与德国的陆军东西呼应而一举使俄国屈服，海军也东西相分将英国舰队两分为本国与印度澳洲的防备，具有充分的优势来各个击破。构筑起北到俄国南到澳洲的大帝国应该早已指日可待。

这可以说是发动对太平洋战争的预言。进而他指出：

当务之急是由天皇指挥全日本国民以超法律的运动，首先割除当今的政治经济上的特权阶级，内忧外患的烦恼痛苦的所有祸根都是源自这一大毒瘤。目前整个日本都立于断崖，国家改造的急迫甚于维新革命。前途只是在于天宠于这一切除手术而还日本以健康之体。

这可以视为后来国民总动员的先声。

与“绪言”相呼应，在“结言”中，他认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是“日本民族的社会革命论”，要远远优越于克鲁泡特金的共产主义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他相信“东西文明的融合就在于以日本化世界化了的亚洲思想来启蒙现在低级的所谓文明国民。”并且大言不惭地说：“日本民族在国际上复活主权的原始意义、统治权上的最高统治权，应该觉悟‘统治各国的最高国家’的出现。”[28]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也对“劳动者的权利”（卷五）及“国民的生活权利”（卷六）提出了明确的改造方案。比如对罢工，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国民的自卫权”的认可、“劳动工资以自由契约为原则”、八小时工作制、“妇女的劳动与男子一样自由、平等”、“保障日本国民平等、自由的国民的人权”等等。特别是其中对社会主义带有肯定性的论述，比如“真理非一个社会主义所专有，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想亦有不可犯者。”“在社会主义的原理进入实行时代的今天，应该抛弃其所附带的一切空想的糟粕。”[29]因此右翼与左翼被认为几乎只有一纸之隔。直接处理右翼思想的检察官也注意到“此日本改造法案中所包藏的思想，其社会主义色调极为浓厚，甚至可以极端地说是赤色思想。……而且不论是在二·二六事件之外的右翼系统中，还是在左倾方面，以这种思想在右翼的伪装下进行国家改造的不少，如果对这些思想进行仔细审查，对右翼也要格外小心。”[30]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超国家主义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