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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超国家主义者的家庭出身及生活状况不尽相同,但是都是自觉地将个人与国家联系起来的“有志之士”。如朝日平吾在《死之叫声》里说:

我们是人,同时希望成为真正的日本人。真正的日本人都是陛下的赤子,有得到保持与身份相称的荣誉与幸福的权利。[9]

这种“志士意识”因为其处境等不同也有不同的具体表现。朝日平吾在上述遗书中表示:

我所支配的只是未满20岁的青年,他们不像今日之有识青年会算计,也不是小才子,其特征为愚直、不言实干、莽撞,立于信念、不为名利而动故坚强沉默,所望不在瓦全而在玉碎,所期在决死的真实。强烈鼓吹天下之事皆为赌博的人生观与病死不如诛灭奸人而死这种男子汉的豪爽之气。加上没有父母没有家庭没有教养,因此有咒骂世道之眼光与反贵族的深怨,因为愚钝才可靠。[10]

而二·二六事件皇道派(与下文提到的“统制派”相对立)青年将校的代表西田税则有一种革命的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气概。他在《无眼私论》中说:

把持真理、翼赞皇谟以圣光拥抱国家民族的志士应该起来。

志士必须是圣人,古来的革命者都是圣人——真理之把持及其现实只有圣者能够担当。[11]

他一方面有“多感多泪的本性”,喊出“‘真诚地活出哲理的合理的美的人生’是我衷心的呼声。”追求“求道、探寻哲理、想念诗意的人生、希望可以归天”。[12]对感情的重视还可以从井上日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上得到说明。他虽然认为在理论上被高畠素之说服了,反驳不过他,但是在感情上不服输。认为“马克思主义单单是在理智上观察宇宙人生而得出结论,但是在另外伟大的方面,即人间美好的温暖的感情方面则全然不顾,因此人决不能以此为满足。即便退一百步,就算其理论是正确的,但显然也不能忍受根据其理论而出现的社会那种沙漠一样的生活。总之,马克思主义是伟大的空论。”[13]

人生观中,生死观无疑是他们的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一方面,他们赋予死以诗意的理想价值。西田税说:

死者诗也。

……

我们不能不让我们的死真正地美。

我想使死美丽是人生生存的真意义。

……美丽的死是人生究竟的理想。

短暂的生因为美丽的死而具有无穷的价值。即便长寿,因为丑死而价值全无。总之,殉于哲理追求人生去美地死的殉道者的生命,不单单以其年龄——灵肉俱在的——论长短,所有殉道者的生命都是同一的——在永远的未来延续而不朽,其存在与哲理的永劫不朽共不朽。[14]

与这种对死的礼赞形成对照的是将暗杀视为一种去道德化的手段或方便。对于为什么要采取暗杀这种过激的手段,井上日召回答说“那是无是非的方便。”“什么能够促使他们自觉?有什么方法?一想马上就应该明白。对他们的铜墙铁壁而言,出版物和志士的诚意都没有用,那么剩下来的只有在他们所珍惜的最重要的生命上的危险感才能够开导他们自觉了。”“对我来说我相信是佛行,不觉得是善也不觉得是恶,一切都是这个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这里涉及佛教,特别是日莲宗的法华信仰。如杀害井上准之助的小沼正说:

井上日召与我因为顺缘成了师生,与井上准之助,因为逆缘成了杀害的对象。但是,如实地凝视此本体,准之助是我的心中的准之助。我的心?那是伟大的如来的心。自我……不可得,不可得的自我……这是如来。所谓“对理为平等,约事有因果”之类。

顺逆的佛道都是法华的教理。我杀掉井上准之助,朦朦胧胧地觉得能够掌握佛教的某种东西了。成为杀人犯在拘禁中我更加热情地阅读了佛教经典。这都是托准之助的福。这样,对我来说杀人是如来的方便。

对我来说,准之助才是如来、大善知识、师匠。逆缘的师匠。[15]

将杀人作为一种“方便”,其目的在于国家改造、在于“清君侧”。同时也是排除天皇与其赤子之间的屏障,使有限的个人融入天皇这一万世不朽的绝对生命之中。

井上日召说:“天皇具现了三种神器所表现的民族精神,是绝对的元首,国民是其赤子。其关系是与分离、对立者全然不同的亲子、一体的关系。我国原原本本地以宇宙的法则为国体,国民与国家是同魂一体,国民的本体与国家是同一的,同时现实的样态中是其部分。国民在国家危急之际,牺牲一身,是归一于本体、回归到永远的生命。”[16]青年将校一般都认为天皇陛下即日本国,我们赤子是陛下的分身、分灵。立于这种信仰之上,去充实发展每一天的生活,就是维新、就是改造。但是,具体而言,天皇的命令通过上级军官来表现,这作为实际问题来认识还是相当困难的。青年将校认为:

在日本军队,上到元帅、大将,下至二等兵,都是陛下的军人这种信念必须统一。这必然是所谓国军的所谓统制。将其用制度用规则来统一的思想是统制派的思想。当然,人不是神,因此作为实际问题不能说理想当下就能够实行。至少我们努力在朝着理想的境界前进。因此在某一时期,上官有根据自己的信念来强行要求部下的情况。那时必须认识到如果我们的信念错误就要切腹向陛下谢罪。自己在发布命令时,因为下级是作为陛下的命令确信而动的,所以自己的一言一句作出确实的信念。到战场上虽然认为此部下去了必死,但是必须达到含泪命令他去这种信念的境界。不是请求,而是命令。“去”这一言辞中必须要有非常的信念。[17]

其法西斯主义的恐怖暗杀活动,有所谓“一人一杀”与“一杀多生”的分别。一人一杀,朝日平吾是典型的代表,他留给盟友的遗言是:“卿等体会我平素的主义,不声张、不外露,只是默默地刺杀、冲击、斩伐、投放,不需要同志间的往来、结集,唯有埋葬一个,这即是尽自己个人的方法与手段。”[18]而井上日召则告诫其同志说:“我们的暗杀,不是以杀人为目的,而是忧国青年为了促使其觉醒而不得已所诉诸的唯一手段。”还特别提到:“无论是否达到目的,不要自杀。既然自己是信善行事,就必须明确活下去的态度。”[19]所谓“美丽地死”,实际上也就是“美丽地生”。小沼正强调:“我们今天活着进而明天活着的这种大欲望,此外没有什么革命的本体。活着?如何活着?人就像人一样地活着。人除了作为人而活着,别无他途。人作为人而活着这是绝对的大道。”[20]

他们的人生观和生死观,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带有“求道者”追求“自我实现”的意味。日本的超国家主义是在国家主义烟幕下日本人自我意识的大爆发和大幻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