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国家主义”这个用语,日本大正时代的国家社会主义者高畠素之曾经在《超国家主义之迷妄》一文中论及,但他主要是批判“超国家的社会主义者”的“四海同胞的理想社会”及“万国主义”(既国际主义)的“空理空论”,而强调现实社会的结合是不同人种的、国家的结合。[1]这里的“超国家主义”显然是“超国家·主义”。不用说,这与“通常与日本法西斯主义同义地使用”的超国家主义不是同一个概念。我们这里要说的这个概念缘起于《投降后美国的初期对日方针》[2](1945年9月22日),英文为ultra—nationalism,是“超·国家主义”。因为这里所提到的超国家主义常常与军国主义并列使用,或者常常使用militant nationalism即“好战的国家主义”的说法,的确是与日本法西斯主义没有什么区别。把这个概念放到日本现代思想史中来分析,始作俑者是丸山真男。他在ultra—nationalism这个概念出现半年后,发表了《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3]这篇文章也成为日本现代思想的经典之作。后来久野收、鹤见俊辅的著作《现代日本的思想》[4]以及桥川文三编辑《超国家主义》[5]一书并写有解说《昭和超国家主义之诸相》,都是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文献。
丸山真男重视日本超国家主义的渐进的性格,同时提出:
如近代国家被称为国民国家那样,国家主义毋宁说成为其本质属性。那么,如何大体区别近代国家共通的国家主义与“极端的”国家主义呢?人们马上就会举出帝国主义乃至军国主义的倾向吧。但是如果仅仅这样的话,从国民国家形成初期的绝对主义国家开始都进行过露骨的对外侵略战争,即便不等到所谓十九世纪末的帝国主义时代,武力膨胀的倾向也可以说不断地在国家主义内部冲动着。既然说我国的国家主义单纯是这种冲动更加强烈、表现的方式更加露骨,那么只有找出其对外膨胀乃至对内压制的精神上的发动力中的本质上的不同,才真正带有ultra的性格。[6]桥川文三并不满足于这种“笼统的”分析,他进一步从具体人物的性格和思想分析着手,指出日本的超国家主义是以朝日平吾、中冈艮一、小沼正等青年为原初形态,在北一辉那里达到正统的完成形态,而将井上日召、橘孝三郎等看作一种中间形态。
朝日平吾(1892—1921)于1921年9月28日在大财阀安田善次郎的家里刺杀了安田善次郎之后,当场自杀了。受朝日平吾所留下的遗书《死之叫声》的影响,同年11月4日,首相原敬在东京车站被19岁的青年中冈艮一在“国贼!国贼!”的尖叫声中杀害了。朝日的遗书《死之叫声》,具有区别日本的超国家主义与传统的国家主义的标志性意义。在这里,如久野收所言,元老、重臣、新旧华族、军阀、财阀、政党首脑这些明治以来传统的国家主义的代表无差别地被一律断为罪恶的元凶,主张挨个地杀掉,以此表明与明治以来传统的国家主义的断裂。这种裂痕最充分地表现在不是将天皇作为传统的象征,而是开始作为变革的象征来看待。而且这里,对外来思想的排斥、直接的恐怖行动、志士意识或天皇的赤子观这些昭和超国家主义的特色一应俱全,还没有表现出来的只有将国内改革与对外国策结合起来的正式的超国家主义的主张而已。[7]这种“正式的超国家主义的主张”如下面将要论及的,在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充分体现出来。井上日召(1886—1967)是血盟团事件[8]的策划者和精神领袖。橘孝三郎(1893—1974)是农本法西斯主义的指导者,参与策划了“五一五”事件。
桥川文三不仅分析了大正、昭和时代超国家主义与明治时代国家主义在思想性格上的不同,而且指出明治以来的个人主义、人格主义的思潮对于形成超国家主义的思想底色的潜在影响,甚至有气脉相通的一面。实际上,以各种思想杂交的怪胎形式出现的超国家主义,无论是对传统思想还是现代思想都极具吸附性与粘连性,这是使它同时显出前近代与后现代面孔的原因。这里我们分别从人生观、国家观和宗教观来看看超国家主义的思想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