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儒学发展的状况、儒学在近代日本的发展形态及其与日本现代化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学界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1]而王家骅先生（1941—2000）的思考可以说最具代表性。[2]2014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家骅文集——《中日儒学：传统与现代》对上述问题作了系统的回答，可以说是重现20世纪九十年代我国以“现代化范式”[3]研究日本思想文化，特别是中日儒学研究的经典之作。

儒学作为近代日本学术思想史中的一个“流派”，以往我们的一些研究由于着眼于从“日本汉学”或“中国学”的角度来观察，将其视为中国儒学的一种“域外形态”，这样看到的自然多半是“中国儒学在日本近代的‘变异’”。如此评价和分析近代日本儒学的“变异”，不仅有自投“中华本位学术史观”罗网之嫌，而且由于阻断了探寻日本近代儒学在日本自身的“源文本”发展中的历史脉络，就难免使其所谓的“文化语境”论有陷入文化相对主义之虞。[4]这样，对儒学与日本近代思想史的关系的研究，或强调其受制于“官学学派”，[5]或重视通过“功能的考察”来将其进行“解构”，[6]或者即便认识到其“在整体上是日本近代思想史的前提性和基础性存在”而“作为涌动在各种思潮深处的潜流”[7]的意义，也难以对此进行更加深入具体的剖析。

如何才能推进日本近代儒学研究？我想这首先要在观念上有一个转变，即日本儒学，当然包括日本近代儒学，首先应该将其视为日本思想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日本的社会历史发展密不可分。如果只是将其作为中国儒学的一种“域外形态”甚至认为是中国学问的“海外延伸”，而且以其对中国学问的理解“正确与否”作为评价标准的话，那我们看到的可能只是其表面现象。其次，在对日本近代儒学代表性思想家的发掘上，我们是不是对注意研究日本儒学历史、阐释日本儒学精神和特质并从日本的传统文化中吸取思想资源的那些思想家关注不够？王家骅的《抗日战争时期中日两国儒学研究之比较》一文，概观了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战败这一时期中日两国儒学研究的状况。这一期间，如该文所言，当时在中国虽然“罕见日本儒学研究”方面的成果，但日本方面的日本儒学研究，被分为“日本精神论”、“实证性研究”（以足利衍述、岩桥尊成、山崎正董、大江文城为代表）、“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以永田广志为代表）和“近代主义的研究”（以丸山真男为代表）四种类型，特别是将日本精神论又分为“制造并利用战争气氛的一伙”（以井上哲次郎、安冈正笃、清原贞雄等为代表）、“从‘人伦国家’论走向肯定战争”（以和辻哲郎为代表）和“未迎合国粹主义而立足于实证的日本精神论”（以村冈典嗣为代表）三种形态，[8]很有启发意义。当然，儒学研究者未必都能作为儒学思想家的代表，但近代日本儒学思想家的代表，恐怕都与“日本精神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推进日本近代儒学研究，不仅要注意儒家思想对日本现代化的影响，也就是说不仅要像王家骅那样关注儒家思想的因素在日本近现代思想中所起的作用，更要注意发掘那些既对西方近现代思想有深刻领会又对儒学深有感悟甚至在思想上归宗于儒或有其倾向的那些思想家。儒学只有与近代思想相融合且不失其主体，这样的思想家才可以说是典型的近代日本的儒学家。在日本，近代儒学家的主体往往是与日本的“国体”融为一体的。

本文选择这位如今已经很少有人提及的西晋一郎（1873—1943）作为研究对象，来探讨日本近代儒学及其与思想史的关系，正是出于以上考虑。其一，他认为儒学已经日本化了，而且将儒学视为日本文化自身的一部分。其次，他力图通过对儒学日本化的研究，阐明日本儒学的精神和特色所在，从中我们也可以窥见他自身思想的特点。而且他对西方思想，特别是西方伦理思想有深入的研究，同时其精神所归也被认为是“在东洋儒教之中”。[9]以西晋一郎为个案，看看这位打着深深的时代烙印的日本思想家是如何在文明的对话中阐释日本儒学的特点的，其某些见解即便在今天对于我们思考儒学的相关问题仍然不无启发意义；其视野广涉古今、东西，他对某些问题的思索，为我们加深对日本近代思想的认识也不无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