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西田所谓的“根本理念”是什么呢？对此，首先可以从他的包括所谓皇道、国体观念在内的日本文化论以及关于东亚共荣圈构成的原理来说明。

从世界史的立场来认识日本的处境和使命，这是京都学派的一致立场。西田对日本文化的认识可以说是形成这一立场的原点。他说：现在的日本“既不是北条氏的日本，也不是足利氏的日本了。日本已经不是一个历史的主体。”而是“世界的日本、面向世界而立的日本。日本形成的原理即必须成为世界形成的原理。”在这样的历史时期，他认为“最应该警惕的是那种认为必须将日本主体化的想法。这不过是皇道的霸道化，无非是将皇道帝国主义化。”“我们必须在我们历史发展的根基上找出矛盾的自己同一的世界本身的自己形成的原理来贡献于世界。这就是所谓皇道的发挥、八纮一宇的真正意义。”[15]他在这里所反对的“将日本主体化”实际上是就上述提到的“针对偏狭的日本主义者”而言。

他反对人们将日本精神看作神秘的、非理性的东西，认为这种想法反而远离了真正的日本精神。他说：“矛盾的自己同一的我国国体自身不能不含有法的概念。皇室作为个物的多与全体的一的矛盾的自我同一，是所谓从被创造者到创造者，这就无论如何必须承认个物的独自性。这里，作为各个独自性的东西的自己同一，也不能不具有目的的王国的一面，也必须包含实践理性的东西。作为从被创造者到创造者的我们是历史的身体的，因为在物中有自己，无论在哪里都是法律的。我们国家被认为是家族性的，……但是并不能认为国家就是家族的延长。皇室在如同所谓作为纵向世界的矛盾的自我同一的家族中，必须是超越的。我们必须将天皇作为历史的世界的客观的表现来面对。这里不能不含有作为名分国家的律法。”[16]

西田早就意识到反动思想势力利用皇室可能造成的危害。他说：“没有比我国的皇室与反动的思想势力结合起来更加危险的事情。”“文部省所谓的精神文化，那是非常糟糕的。我只要今后力所能及，在自己写作的同时，汇集周围优秀的青年学生，与他们进行辩论研究，想使他们哪怕能够得到一点点思想上的陶冶。万一如果能够因此而在思想上学术上留下些许结果，我也觉得满足了。”[17]

西田在与国家主义者妥协的同时，试图以自己独特的辩证法扭转偏狭的日本精神论者的思想。他一方面表明“我所说的那种世界性的世界形成主义，并不反对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18]因此他也承认国体中存在的宗教性。他说：“在我国，如祭政一致所说，主权即具有宗教的性质。……我国体以肇国的神话开始，尽管经过几多社会变迁，其作为根底一直发展到今天。在我国国体中，宗教性的东西是开始也是终结。这里可以说我国体是真正的主体即世界。历史的世界创造是我国体的本义。因此，在内，万民辅翼；在外，八纮一宇。基于此国体而积极从事世界形成，不能不是我国民的使命。”[19]但是他反对将这种宗教性作抽象的理解，认为“日本精神的真髓，无论在哪里都是在于超越即内在、内在即超越。八纮一宇这种世界的世界形成的原理，其内部是君臣一体、万民翼赞的原理。即便将我国体叫作家族国家，也不能单单认为是家族主义的。无论在哪里都是内者即外、外者即内，这是国体的精华。”[20]又说：“所谓国民的精神，无非是主体与环境相互限定而形成的一个历史的身体的形成力。……国民的精神不是抽象的精神。无论在哪里都必定是具体的、身体的，是内在即超越、超越即内在地成立的。因此我认为在国家成立的根底中具有宗教的性质。”[21]

针对穷兵黩武的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政策，他呼吁“单单物力强大的国家，不是真正的国家。真正的国家必须是有个性的。这样的国家才是真正的强大。丧失个性的精神，单单只是物力强大时，是国家反而进入灭亡之时。”[22]他强调必须看到国家与文化的本质关系，认为这两者“必定是矛盾自我同一的一体”。而且“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普遍性。文化在万国史中从一个时代到另一时代推移，它作为绝对现在的自己限定的内容，各自具有永远的意义。文化在国家中被形成。国家灭亡时，其文化也已经失去了其发生力。但是文化不会这样单纯地灭亡。它在形式上作为限定形式本身的绝对现在的内容，又成为其他国家的生命。希腊或印度的国家虽然在几千年前就灭亡了，但是其文化至今还活着。作为国家，只有包容无限的文化而形成的国家，才是永远具有生命力的世界史的国家。”[23]这正如他所批评的那样，当时所理解的日本精神等日本主义的传统是“全体主义上的传统”，而“全体主义上的传统毕竟不是真正发展的传统，这种东西只不过是架空的东西。全体要成为活的东西，那么全体就要使个人发挥活力。”[24]

西田对总力战的反对和对日本的现状及国家指导者的愤慨、遗憾，在他的书信中表现得非常明确。如他说：“这样搞总力战完全不行。……无论如何，我们的民族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能失掉精神的自信。即便诉诸武力，无论如何惟独不能在道义上文化上失去我们国体的历史的世界性、世界史上的世界形成性的立场上的自信。必须牢固地把握此立场而能够维持将来民族发展的自信”。[25]1945年3月14日在给长与善郎的信中他表示对国家的现状“愤慨之至”，指出时至今日在总理以下都不过是“呼号空虚的信念”，以此将国民推向深渊，使国民完全失去自信。他认为：“将国体与武力联结起来、将民族的自信置于武力之下是根本性的错误。自古以来就没有仅仅靠武力来繁荣的国家，武力马上就会行不通。永远繁荣的国家必须有优秀的道德与文化为根底。实际上我们的国民现在是必须从此根底上进行大转换的时候。”“失去自信的国民实际上是亡国之民。纵令国家在武力上稍微衰弱一点，在远大的立场上国民具有自尊心的话，还可以东山再起。我相信日本国民是相当优秀的国民。只是指导者不行。遗憾之至！而学者和文学家也不深思，只不过是见风使舵地追随而已。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叹国家的思想贫弱”。[26]1945年4月8日给高坂正显的信中也提到国体与武力的关系，说如果对原理性的东西不进行深入的研究，那么对现实的各种问题也只能看到皮相而不能深入地把握其真实。他接着说：“我国的政策由于观念性和自以为是，而陷入当今的困境，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国民和政治家没有深刻的思想”。[27]

批评将“国体与军部作同一观的态度”，强调“从文化上找出国体的世界性意义”，[28]是西田几多郎在国家观与文化观上的根本理念。

关于东亚共荣圈构成的原理，他也是从世界史的角度来论述的。他说：“十八世纪是个人自觉的个人主义的时代。十九世纪的国家自觉的国家主义的时代，即帝国主义的时代。而今天进入了世界自觉的世界主义的时代。如何构成新世界是今天的世界性课题。”他强调“今天必须以某个民族为中心，必须从世界的一角开始来构成新世界”。[29]“必须根据各个国家自觉各自世界史的使命而构成一个世界史的世界，即世界的世界。这是今天的历史性课题。”他认为“各个国家民族要在既为自己的同时又超越自己而建构一个世界的世界，就必须各自超越自己，根据各自的地域传统，首先构成一个特殊的世界。这样，由这种历史地盘所构成的特殊世界结合起来，全世界就构成一个世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的世界中，各个国家民族在保持各自的有个性的历史生命的同时，以各自的世界史的使命而结合为一个世界的世界。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理念。也必定是现在的世界大战所要求的世界新秩序的原理。”因此，他认为“东亚共荣圈的原理也必定自然是由此而来。从来东亚民族受欧洲帝国主义的压迫，被视为殖民地，各自的世界史的使命被剥夺了。现在，东亚各民族自觉东亚民族的世界史的使命，必定超越自己而构成一个特殊的世界，来实现东亚民族的世界史的使命。这就是东亚共荣圈构成的原理。”当然他认为只有日本能够成为东亚共荣圈构成的中心。而对于眼下的战争的意义，他说“就像过去在波斯战争中希腊胜利决定了到今天为止的欧洲世界的文化发展方向一样，今天的东亚战争也将在后世的世界史上决定一个方向。”[30]

因此，上述《世界新秩序之原理》一文中的“要旨”部分，即便不是出自西田本人之手笔，他所提倡的这种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实际上也不可避免地成为美化太平洋战争的“圣战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