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田后期思想之所以被视为“反动”“帮凶”，其中备受争议的是西田几多郎1943年5月应国策研究会所写的《世界新秩序之原理》一文，这篇与“大东亚共荣圈宣言草案”有关的文章甚至背负着“可耻”和“发狂”的骂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后，如1943年7月13日他给友人的信中说：“我等也成了偏狭的日本主义者攻击的焦点”。[3]要弄清这种夹缝中的处境，当然主要还是应该来看看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4]和主要内容。

1935年10月13日，西田几多郎在给日高第四郎的信中说：“现在是法西斯主义的时代。真正站在自身之外深刻地长远地思考我国将来的人，与其徒然从一开始就性急地、洁癖地与其冲突、战斗，我认为应该设法忍受而努力使之逐渐恢复中正。”[5]这种容忍中的抵抗，可以说是后期西田对时局的基本态度。

西田与当时的政府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团体之间，有两件事值得注意。一是任文部省教学局参赞一职，一是任昭和塾（近卫文麿的智囊团“昭和研究会”的关联团体）的顾问。从他在处理这些关系的心绪上可以看出其思想倾向。首先，关于昭和塾的顾问，他明知那是将自己“捧上去做招牌”，“被强迫地挂了个顾问之名”。[6]与顾问不同，教学局参赞是见之于文部省职员录中的政务官，他更加慎重也更加能够表现其思想倾向。1938年11月19日，他在给和辻哲郎的信中写道，首先对政府的再三邀请表示推辞，其理由是自己从来就采取反对文部省的态度。如果文部省能够真正考虑自己的议论并表现出诚意的话，可以考虑接受。为此他提了两个条件，第一是和辻哲郎和田边元同意参加，第二是要看选择的是什么样的人做参赞。文部省都一一答应。他还是想尽可能地使自己的言论受到重视，但也知道这很难。“总觉得好象有一股巨大的底流强力地流淌着。总归将被冲走吧。虽说从一开始就不知道这些倒是贤明的，不管怎样，去战场到失败为止，我想这也是义务吧。”[7]这种无可奈何的矛盾心情可见一斑。

这种矛盾越到后来表现得越突出。在1943年3月5日，国策研究会的矢次一夫去西田家为大东亚宣言的事请求协助，为秘密筹划中的“大东亚会议”做准备。没想到年届74岁的西田突然对矢次大发雷霆，气愤地拍桌子，一个劲地骂军部、官僚的战争指导，数落他们将学者当作工具来利用，就像向工匠定购物品一样，这样那样地使唤，简直太无理了！这种满脸青筋的怒骂，无疑是在倾泻他发自内心的不满。但是，过两天之后他又写信为自己的失礼表示歉意，并主动约矢次再来谈时势问题。过了三个来月，《世界新秩序之原理》辗转到了矢次一夫的手里，他将这篇“虽然与所期待的‘大东亚宣言’草案有些不同，但是可以成为写作此案的指导精神”的文章，装订二十份，分别发送给首相、陆海军大臣、次官、军务局长、参谋本部及军令部首长、外务大臣、情报局总裁、书记长官等各路重镇要员。在战后这篇文章最早也是由矢次一夫公开发表出来。[8]但是矢次一夫发表出来的文章与收入《西田几多郎全集》中的文章在文字上有很大的出入。最大的不同是矢次发表出来的文章分为“要旨”和“解说”两部分。而简短的“要旨”，的确具有“宣言”形式，其全文如下：

真正的世界和平必须涉及全人类。然而这种和平，只有通过自觉到世界史的使命的诸国家诸民族，首先根据其地域与传统形成一个特殊的世界即共荣圈，进而共荣圈相互协助而实现真正的世界，即世界的世界，才能达到。而由这种共荣圈的确立及各共荣圈的协助的世界的世界的实现，正是现代所承担的世界史的课题。

大东亚战争，是东亚诸民族努力实现这种世界史的使命的圣战。如历史所炳示的那样，贪得无厌的英美帝国主义，长期将东亚各民族**于足下而阻止其发展。摆脱这些英美帝国主义的桎梏，将东亚恢复到东亚各民族之手中，除了东亚各民族各自起来消灭、根绝共同之敌英美帝国主义之外别无他途。即完成大东亚战争来保全东亚，确立东亚共荣圈以偕共荣之乐，是现代东亚各民族的首要历史课题。

如今志同道合的德、意及其他各国，正在为欧洲的天地建设新秩序而勇敢地斗争。在亚欧两洲完成这两大事业之时，就可以迎来真正的世界和平而实现世界的世界。通过东亚共荣圈而努力实现世界的世界，这是东亚各民族的第二位的历史课题。[9]

虽然这份“要旨”是否直接出自西田本人之手，还有怀疑，特别是其中的“圣战”之类的言辞，据说西田非常讨厌。但是矢次所发表出来的文章除了几处字句上的遗漏与不同之外，基本上有原本可以对证。[10]因为西田的文章写出来之后，几经讨论修改，即便收录到全集中的，可以确定也已经不是其初稿。种种迹象表明，矢次所发表出来的文章即便不是完全出自西田的手笔，但是作为这篇文章初稿的一种形态，[11]也是得到西田认可的。这从他随后的书信中可以看出来。西田在给和辻哲郎的信中就这篇文章说：那“是因为意外的关系应陆军方面的请求而写的。这不过是金井章次、田边寿利二人（为了给陆军看）根据我写的东西所写的。这如果世人知道了的话，我知道将会成为各种各样的人攻击的种子。拜托请注意各方面的情况。我想要针对偏狭的日本主义者而主张日本精神具有世界性，没有什么好的想法和材料吗？”在同一天给堀维孝的信中也同样提到“攻击的种子”及“日本精神具有世界性”，并问他手头是否有“西晋一郎的我国的‘世界开辟即肇国’”这本小册子，如果有，请他寄来。[12]文章交上去之后，他一直关注着是否能够产生影响，6月15日，东条英机发表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令西田感到非常失望，因为自己的理念一点也没有被理解，自己所写的一点也没有被采纳。他说“且不论表现，我重视的是根本理念的确立”。[13]或许正是想利用“陆军也来征求我等的意见”这种很“珍贵”的进言的机会，正是“为了给陆军看”，只要能够将自己的“根本理念”表述出来，具体字句的表现也就不太计较了。即便这样，也不被接纳，其失望也就可想而知了。矢次也写道：“我将西田博士的论稿发送给各有关阁僚时，大家都高兴地表示了感谢，但仅此而已。没有一个人具有让这盖世的学识发挥作用的力量和见识。在战争中我为了处理各种问题白费了好多力气，与西田的这场交涉也是大大的徒劳之一。”[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