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述介绍可见，虽然德富苏峰的战后日记到最近才公开出版，从战后六十年的历史来看，他的思想与帕尔的判决书一样，在日本社会各界都还拥有不少的赞同者。2007年8月22日，当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印度在印度国会发表讲演时就说到：“在东京审判中表现出高度勇气的帕尔法官，至今还一直受到许多日本人的尊敬。”而在2007年8月出版的德富苏峰战后日记的最后一卷中，“东京裁判史观”概念的始作俑者伊藤隆在该书解说中呼吁并指出，在解决现在日本各种问题时，德富苏峰的思想具有“启发”意义。[37]

东京审判对日本主要战犯所作的判决与帕尔法官等少数法官提出的异议以及甲级战犯嫌疑者德富苏峰的思想，为我们思考什么是正义以及道德正义与政治正义之间的关系这些思想史上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提供了一份比较典型的历史素材。历史学家永原庆二说：“在民族、国家的责任即便在法律上解决了的阶段，作为道德（moral）的问题还继续存在。所谓道德，不是反复地谢罪就完了的。将不可抹杀的事实作为历史而不断地确认，不断地保持不使错误再发生的姿态，这难道不正是今天活生生的道德吗？”[38]

（原载于《读书》2010年第7期）

注释

[1]朝日新闻法庭记者团：《东京裁判》上卷，东京裁判刊行会，1962年，第251页。

[2]泷川政次郎：《新版 東京裁判をさばく》上，创拓社，1978年，第218—219页。

[3]1950年麦克阿瑟表示过“东京裁判没有起到警告的效果”的意思。1951年他在美国议会上院发言指出日本加入战争很大程度上是出于防卫。见东京裁判资料刊行会编：《東京裁判却下未提出弁護側資料》第8卷，国书刊行会（东京），1995年，第138、139页。

[4]对帕尔及其判决书的研究，可参考东京裁判研究会编：《共同研究 パル判決書》（上、下），讲谈社学术文库，1984年；中岛岳志：《パール判事：東京裁判批判と絶対平和主義》，白水社，2007年。

[5]《帕尔判决书》曾经被占领当局禁止公开出版。1952年《旧金山讲和条约》生效之际，田中正明以《日本無罪論：眞理の裁き》为书名在太平洋出版社（东京）将《帕尔判决书》的内容编译出版。后来在此基础上增补成的《パール博士の日本無罪論》（1963年慧文社）不断重印，到2001年小学馆出版了该书的文库本《パール判事の日本無罪論》。

[6]朝日新闻法庭记者团：《东京裁判》下卷，东京裁判刊行会，1963年，第931页。

[7]这里牵涉到法学理论的问题，无法深入探讨。他的通俗易懂的结论就是：“恐怕在现在这样的国际社会中，‘侵略者’这个用语在本质上具有‘变色龙的性质’，可能只是意味着‘失败一方的指导者’。”朝日新闻法庭记者团：《东京裁判》下卷，东京裁判刊行会，1963年，第463页。

[8]朝日新闻法庭记者团：《东京裁判》下卷，东京裁判刊行会，1963年，第862、871页。

[9]同上，第819页。

[10]同上，第124页。

[11]小林よしのり为文库本《パール判事の日本無罪論》写的推荐。田中正明：《パール判事の日本無罪論》，小学馆，2006年第八次印刷，第3页。

[12]《朝日新闻》2001年8月15日社论。

[13]伊藤隆、中曾根康弘、藤冈信胜等人所提出或批判的概念。荒井信一指出：“东京审判史观”这一用语已经成为“在以追求日本在政治上、军事上自立的复古主义的国家主义为志向的基础上，将其认为应该排除的历史观不分青红皂白地放在一起而提出的意识形态上的标语。”见荒井信一：《戦争責任論：現代史からの問い》，岩波书店，1995年，第174页。粟屋宪太郎则警告说：“‘东京审判史观’批判论者无非是审判的全面否定论者，将他们的意见追究到底的话，实际上就应该会走到破坏旧金山条约、日本退出联合国的地步。这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在国际上孤立的再现。”见藤原彰、森田俊男编：《近現代史の真実は何か》，大月书店，1996年，第166页。

[14]藤冈信胜说：“将本国国民装扮成人类史无前例的残虐无道的人的集团、将本国史描写成恶魔似的行径的连续。对本国进行鞭挞、诅咒、谩骂、谴责。将这种历史的见解、精神的态度称为‘自虐史观’。‘自虐史观’是缠绕在战后的日本社会，特别是宣传媒体和教育界的疾病、宿疴，是增殖的癌细胞。不排除这一疾病，日本就不能新生为健全的国家。”见藤冈信胜：《“自虐史観”の病理》（前言），文艺春秋刊，1997年，第2页。高桥哲哉评价说：“‘自虐史观’这一用语是用来丑化和非难直视亚洲侵略或殖民地统治的过去、力图承担责任的日本人的态度这种意义上来使用的。因为率领‘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教育学者、藤冈信胜东京大学教授的出现，这一用语不像以前那样只属于一部分右翼保守派政治家、空想家们的专利，而成为扩展到一般学生或市民中作为最新的流行语来使用。”见高桥哲哉：《战后责任论》，讲谈社，1999年，第112页。

[15]参见步平：《关于日本的自由主义史观》，《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4期。

[16]参见历史研究委员会编、东英译：《大东亚战争的总结》，新华出版社，1997年。

[17]以下引文凡出自上述日记，注引形式为：“Ⅰ—35”表示第一册的第35页，以此类推。

[18]Ⅲ—222、327、299。

[19]Ⅱ—258、259、260、263—264。

[20]Ⅲ—370。

[21]Ⅲ—244。

[22]Ⅰ—35、38—39、40。

[23]《德富猪一郎 宣誓供述书》，东京裁判资料刊行会编：《東京裁判却下未提出弁護側資料》第1卷，国书刊行会（东京），1995年，第606页。

[24]Ⅲ—370。

[25]Ⅳ—350。

[26]Ⅰ—418、419。

[27]Ⅲ—349、364—365。

[28]Ⅲ—361。

[29]Ⅲ—364。

[30]Ⅲ—363。

[31]Ⅳ—351。

[32]Ⅲ—366、367。

[33]Ⅲ—233、372。

[34]Ⅲ—346、347。

[35]Ⅲ—244、245—246、297。

[36]Ⅲ—300、301、303、304。

[37]Ⅳ—431。

[38]永原庆二：《“自由主义史观”批判》，岩波ブックレットNO.50，2000年，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