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6年7月到2007年8月，日本讲谈社分四册陆续出版了德富苏峰的战后日记《玩苏梦物语》十四卷（1945年8月18日—1947年7月2日），这四册的书名分别为《德富苏峰 终战后日记——〈玩苏梦物语〉》（1—5卷）、《德富苏峰 终战后日记Ⅱ——〈玩苏梦物语〉续篇》（6—8卷）、《德富苏峰 终战后日记Ⅲ——〈玩苏梦物语〉历史篇》（9—11卷）、《德富苏峰 终战后日记Ⅳ——〈玩苏梦物语〉完结篇》（12—14卷）。这里，我们以这些日记为素材来看看其中与战争责任有关的思想。[17]

1886年10月，德富苏峰年仅24岁，田口卯吉的经济杂志社刊出了其《将来之日本》，成为论坛之翘楚。此后，他创刊《国民之友》高举“平民主义”的旗帜，提倡精神上的欧化主义，满怀“新日本”的主人这种责任意识。甲午战争之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了“力的福音的信奉者”，作为近代日本帝国主义思想的“最有力的鼓吹者”而一直活跃在思想言论界。在1945年8月15日洗耳恭听完天皇的“玉音放送”之后，83岁的德富苏峰马上指示其家人说：“承诏必谨乃臣道之常。此后对和、战问题决不要插嘴。”就在当天他自己主动辞去了作为每日新闻社的“社宾”及大日本言论报国会、大日本文学报国会的会长职务，结束了自己六十余年来的新闻记者、公众言论人的“操觚者”生涯。在1946年8月15日，德富苏峰回顾自己的一生，说：“我的一生与日本国相始终。日本是我的偶像、我的爱人，是我的一切。换言之，离开日本，在此天地之间就没有一个德富苏峰。”“在过去84年的生涯中，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之中，除了为使此日本冠绝于世界而效力之外，一无所有。……萨长藩阀的打破、立宪政体的树立、帝国议会的开设、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军备充实、皇室中心主义的倡导、东亚的解放、世界人种的水平运动等，逐一想来，我的微不足道的公众生涯，在日本兴隆史的几页中，即便不到大写特写的程度，自己融入其中也不禁心中欣慰。但是在我的公众生涯接近尾声的去年8月15日，恭听圣上的播音，认识到我毕生的辛苦，一切都化为泡影。即我在此作为公众方面完全死去了。”尽管如此，他对皇室中心主义仍然衷情不改，他解释说：“我等的皇室中心主义，不是受本居宣长或平田笃胤等国学者流的影响而提倡的。而是通览古今东西的历史、比较研究各种政治政体之后才提出皇室中心主义的词句，由此在日本建立冠绝世界即无与类比的家族性政府，而使伦理的政治行于中外；或者有人以此嘲笑我等为白日做梦、空中楼阁等，但我等确实是以全部身心投入其中。而这些形迹全无，连根除去了，我等的理想完全化为了泡影。”而且表示“我在今天仍然确信皇室中心主义是日本唯一的或最善的，没有比它更好的东西。”[18]

对于战争责任问题，他在日记中屡屡论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天皇或皇室的责任问题

他认为“天皇神圣不可侵犯这个事实”不论宪法中有没有，都不失为信条。“因此，我等以臣下的身份不能对天皇提起关于这次战争责任的问题等，而且对提起此问题者也不能表示同意。一切的责任，当然应该是天皇辅弼者所负，而不应该为天皇所负。”紧接着他指出，“以上是作为纯理论问题而言。作为事实问题，必须要另外考虑。”他说，日本的皇位不是天皇一个人的事，而关系到万世一系的皇统。“因此，为了保持此皇统，使此皇位能够永续，无论多么难忍的事情都要忍耐。但是为此最重要的事情是将战争责任与皇室割断开。”他也承认：“无论怎样辩护说天皇与战争没有关系，因为宣战诏书上天皇的署名和盖章俨然存在，到底不能没有关系。”“应该迅速将皇室与战争问题完全分离开。……但是……以天皇不好战或者反对战争之类的话来克服此难关，这对于我等臣民而言，毋宁说是亵渎皇室。无论结果如何，宣战的大诏书都皎如白日。”[19]后来他进一步说道：“世间有人说宣战的诏书歪曲了天皇的意思。这样说的人才是歪曲了圣虑。就像我们信奉休战的广播确实是休战的意思一样，我们相信开战也如诏书中所说的，是陛下的尊意。”[20]因此，“皇族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责任。”[21]他认为在战争责任问题上“根本的错误是将皇室、国家、国民三者分离开来考虑。”“从不能将日本国土与国民分开而只考虑皇室的前提来看，这次战争是皇室自身的战争，天皇自身的战争。所谓累及或不累及，是将皇室作为与日本国家之外的另外一样东西来考虑，既然是不能分开的，也就不应该用累及与否的说法。”“投降而开万世之太平之类，是荒唐的错误。投降之道是堕落之道、屈从之道，也就如同乘上了通向地狱的急行列车。”[22]

2.如果追究责任，他认为整个日本国民都有责任

他在为东京审判提供的口供中说道：“作为日本人是自作自受，谁也不能怪，如果说要归咎于谁的话，只能归咎于我们自己。日本人中虽然也有人将之归咎于军阀什么的，将其责任推诿给一部分人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所有的行动，依我看来，要负责任的是整个日本国民。其中虽然有浓淡轻重的差别，但到了今天，说自己不知情，试图只把自己当作好人，这不能不说是完全忘记了日本精神为何物。”[23]“在战争顺利时说是主战论者，在战争不顺利的时候说是非战论者，这不能不说是太无节操、轻薄之极。……说战争本身是区区东条（东条英机）之辈造成的，这从一个方面来说是对东条之辈的过高评价，从另一方面不得不说是过于将一切责任转嫁给东条之辈。总之，上下全体日本国民为此时代精神所驱动而投身到战争的旋涡中，导致事情达到这样的局面的，完全是军事外交两方面的误入歧途，总揽国势的当局者辜负了天皇的信任。”[24]战败之后，一般都认为“日本国民是受害者而军部是加害者”。德富苏峰表示：“我对现在国民的一般想法在根本上持反对意见。我对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及大东亚战争都具有亲身经验。我认为大东亚战争，在其意义、目的上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都没有任何不同。所不同的仅仅是，前面两次战争我国胜利了，而最后这次战争我国失败了而已。而且其失败是在战争中期和结束时，在开战时，与甲午、日俄两战的开战相比，有更伟大的战功。”他说在开战时的胜利的欢呼中，当时谁也不会认为这次战争不是国民的战争而是军部的战争，谁也不会说自己从心里反对战争，只是力所不及而被卷入进来。“在胜利的时候作为国民的胜利来欢迎，而在失败了的时候，则作为军部的私斗来攻击，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说法。”[25]他认为军部虽然有很多不是之处，但是不能只将责任归之于军部。

对于日本所犯罪行，他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承认。他说：“我等毅然自觉日本的过失。不仅仅是过失。更进一步，甚至是犯下了罪恶，在今天虽然遗憾也不得不承认。但同时，将所有的罪恶归向败了的日本，而将所有的善德归于胜利的美国，这不能不说是过于滥用胜利者的权利。”他进一步说道：“近来日本人的所谓战争罪犯者，不仅是对各盟国犯下了罪行，而且对日本国民也是犯罪者。即使日本国民的父母失去其子、妻子失去其夫、子女失去其父，蒙上了如同日本人杀害日本人一样的罪行。但是这次战争既不是军阀或财阀平地起波澜的战争，也不是他们随其所好而制造出来的战争。即便不去精读从十九世纪下半期到二十世纪上半期百年间的世界史，特别是日美两国的交涉史，从其概略中也一定会得出这次战争是出于不得已的结论。这不仅仅是日本方面的历史观，在美国方面的历史观本来也是如此。”[26]

3.从其历史观出发，他认为日本的战争责任是次要的，欧美各国要负首要责任

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学问的良心”来判断：“最近三、四十年的日本，不是人控制局势，而是局势硬来拉人。也就是说，不是人去骑马，而是马来让人骑。而来分析这种局势的话，就会问，这种局势是谁造成的呢？其肇事者是被审判的日本人吗？还是审判的欧美人？如果不研究到这一步，问题的真相就不会明白。不用说，市谷法庭（东京审判的法庭设在市谷——引者）所卷入的氛围是以将日本人作为一切的罪魁祸首来制定标准去推断一切事情。但是在我们看来，这是次要的。这次大东亚战争的鼻祖，直率地说，不是被审判的日本人，而是欧美各国人。从国家上讲，不是日本，而是美、英、苏联等国。……为什么日本国民做出了这样的举动？是谁使得日本人做了这些？对此加以研究的话，自己就不会去审判别人的罪行，而是去审判自身的罪行了。”他直白地强调：“大东亚战争不是日本人平地起波澜。……是他们（欧美人——引者）刺激日本人、教唆日本人、诱导日本人、挑衅日本人而导致的。日本人是被逼到不得已在走投无路的绝境，而最后进行的冒险。受制者当然是傻瓜，而使得日本人到此境地的、以标榜所谓人道主义、文明的伟大先驱而自任的欧美人等，就问心无愧了吗？”[27]对此德富苏峰用了两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日本与欧美老牌帝国主义的关系。他说：“就像盂兰盆会舞，吹笛子敲鼓伴奏，围成一个圈来跳舞，落后了的日本人张望着，既羡慕，有觉得有意思，各种各样的无以名状的心理之下，闯进了舞蹈圈中。而那些同伙跳过了很多场很熟练了，而日本人因为刚刚加入其中，其举止做派杂乱无章，现在将这些杂乱无章的举止添油加醋，成了日本人的罪案。跳得蹩脚，这虽然没错，但是说只有日本人在跳，这是毫无道理的冤枉。”[28]又说：“日本人只是乌鸦模仿鹈鹕而已。乌鸦模仿鸬鹚必然会溺水。而且，鹈鹕还会说你为什么要模仿我们，加以叱责，还马上揪下乌鸦的羽毛，甚至使它不能在空中飞，这在鹈鹕方面且不论，乌鸦是不会知道的。溺水已经够受的了，还要对溺水者进行惩罚，这不能不说太过分了。”[29]总之，他说：“若问把帝国主义带到日本来的是谁，直率地讲出事实的话，无非就是今天审判日本人的各国。”[30]因此，他的结论是：“大东亚战争的责任者，首先应该举出的是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最后是斯大林。”[31]德富苏峰认为：“日本现代史从陪理来访以来，从尊王攘夷到开国进取，从开国进取到八纮一宇，其间具有一贯的脉络。这决非人为地蓄意而成，完全是这种氛围在国民中发酵而来的结果。……无论是尊王攘夷，还是八纮一宇，其精神、目的，都的确是同样的。如果问那是什么，那就归结为要使日本立于世界强国大国之林，而出色地发挥应有的作用。尊王攘夷是消极的用语，开国进取是积极的用语。就是说，前者是盾牌的里面而后者是盾牌的表面。八纮一宇是指点开国进取的最终目的，无非是将所谓的我们的皇道宣扬于世界的意思。本来这不是武力上的事，根本就是明摆着的。其意思无非就像盎格鲁-撒克逊人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贡献于世界、法国人以法国文化、德国人以德国文化贡献于世界一样，日本人也想以日本文化贡献于世界。”他分析指出：“明治天皇是开国进取的化身，是时代精神的象征，小笠原岛、琉球、千岛、整个蝦夷（北海道——引者）、桦太（库页岛——引者）的一半，进而台湾朝鲜等在明治天皇的时代作为我们的领土也还是暧昧的、不确定的或者是一半的属性，以至于像台湾朝鲜则完全是他国所有的，都归为我国的领土了。我们在这时，且不说世界的历史学家，就我们日本的历史学家而言，想问一问能否断言这些都是日本人违反人道主义、违反文明主义、滥用兵戈而掠夺邻国的结果，即明治天皇的御宇史是大和民族的罪恶史？如果他们能够对至今的历史这样彻底地断言的话，那么对大东亚战争无论给以怎样的恶评都可以随他们的便。但是，承认明治时代的开国进取，而不承认大正昭和时代的事，在道理上实在不通。”[32]

德富苏峰以比自己血气方刚的壮年时代投身于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更大的热情，“为大东亚战争绞尽了最后一滴血，因此，我对于没有充分地尽到自己的责任之事，决无丝毫悔悟。但是，所谓力之不足，自觉惭愧。同时不可避免地断以无能之罪，自觉悔恨。”从他自以为是“科学的历史眼光”来判断，他觉得“对这场战争，从心里相信是义战，现在这种信仰也还没有改变。”[33]

4.对东京审判的评价以及日本将来的走向

德富苏峰批判地指出：“市谷审判（即东京审判——引者）也可以说是日本罪恶史编纂无限责任公司，其专一的目的就在于出色地作成此罪恶史而向世界公布，来设法证明日本如何是所有罪恶的化身以及美英等国如何是优秀的文明人道的典型的国民。”他说：“即便日本人是如他们所说的恶党，他们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大恶党。”[34]

既然他还坚持认为这场战争是“义战”，那么他反省自己也只有从力量方面来进行，只能把失败归结为力量不足所致。他觉得，错就错在将日本国民作为过于伟大的国民，给予了过高的估计。“令我失望的是，我国国民终究没有完成象八纮一宇这种布皇道于世界的大任务。”他说，“这次战争，至少将现代日本及日本人在风月宝鉴上照出了其最丑陋的姿态。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将来姑且不论，到现在为止，日本终究既不具有作为东亚盟主的实力，也没有这种能力。到底没有与盎格鲁-撒克逊或苏联等角逐而成为争雄世界的选手的资格。而且说，是过于爱日本人，就高估他，盲目地将一些不能完成的工作强迫给日本人做，这对我等来说，的确是大错误。人的工作必须与力量相当。而且不论如何说是为了国家，进行与力量不相称的工作，都完全是错误的。比如，猫抓老鼠，虽然不错，但是让猫去抓狸或狐的话，就会导致反而被狐狸所抓住。无论如何，自不量力的事，即便无论如何是由他们挑起的战争，因而我等的无能的责任都是不轻的。”他表示：“我等决不说盎格鲁-撒克逊是正确的，而斯拉夫是不正的。问题既不是正邪的问题，也不是是非的问题。关键仅仅是强弱的问题。”[35]

至于日本的将来，德富苏峰依然具有雄心壮志，他说：“今天的日本不能永远这样生存。是往北伸展，还是往南伸展，或者南北同时伸展。否则的话，日本完全就像田螺或海螺一样，就最终不能在世界上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而被认可。”为了达到此目的，他明确提出：“我等曾经为了对付俄国而主张日英同盟。现在为了对付苏联，不得不主张日美同盟。说到美国，英国也可以说包含在其中。”认为“作为日本复兴的大策，为了利用美国，来与它交往”，为此要最大限度地忍耐，因为小不忍则乱大谋。“如果我等与美国结合，决心利用美国的力量来谋求日本的恢复的话，为了达到此目的，就要不顾任何牺牲地付出。因为日本的恢复是比任何东西都重要的重大事件。”[36]指出了战后日本发展的基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