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面对西洋列强，同样是想学习西方，中日两国近代化的脚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要回答这个问题，当时中日两国的社会状况的不同当然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但是历史传统的不同，则更为根本。其中儒学在中日两国启蒙思想中所发挥的不同功能就是比较明显的表现。

曾经师事过朱子学者佐久间象山的加藤弘之在《邻草》中以对“仁政”“仁义”“圣君贤士”“人和”等理念的尊崇而表现出了浓厚的儒者意识。但是与此同时，“道”（先王的政体）与“良术”（公会）在各自的层面上都分别被赋予了独立性。他指出先王在政体建立方式上的不完备之处，而且将一种治国之“术”的“公会”的设立强调为“治国之大本”，这在他看来没有什么不自然的。就是说，一方面他可以将“汉土”作为“往古圣主贤君代代出现的国家”，认为其优越性“决非其他君主握权之国可以同日而论”，那是由于其法律制度等所根据的都是“先王的遗法”。[39]而“先王的遗法”完全是以仁义为宗旨的公明正大的政治或政体，即所谓“仁义之政”或“仁政”，加藤思想中同样具有先王的政治是理想的、完美的这种传统的儒学政治理念，因此“先王的政治决不可能产生弊端”。[40]但是，另一方面，加藤弘之在充分肯定“先王的政体”的优越性的同时，明确地指出：“先王的政体在建立方式上也不是没有未至之处”。[41]那么此“未至之处”是什么？他说：“实际上可以说是汉土的缺典的就是所谓公会。由于自唐虞三代之时以来未设此公会，以至后世出现暗君暴主，或政权为奸臣贪吏所盗，或君主独专其权，遂使天下国家易失。”[42]这里所谓的“公会”就是立宪思想里的议会。儒学在日本的有识之士那里，这时作为体系的道统并不重要，也并不受其束缚，他们更加重视其有用的具体的徳目。在加藤弘之看来，议会政治不仅不与仁政矛盾，毋宁说议会早就应该纳入到仁政之中。

而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虽然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民主化方案，但是其所论几乎都没有超出封建制度的实用性层次，其提案也并不具有超出中国古典或先例的独创性。佐藤慎一认为冯桂芬等中国知识分子从古典或先例中寻求探索危机的对策，就“如同试图在没有出口的迷途中寻找出路。他们越是尽其所能、倾其所学地去摸索正确答案，就越是浪费时间、加深危机。”因为他们的努力在方向上出现了偏差，“在这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甲午战争的败北所象征的中国近代化的挫折正是由于士大夫的有能力而引起的。”[43]这种对中国士大夫“有能力”的“夸奖”，无非是对其“儒教中毒”太深的一种“体面的”解说而已。在儒学的道统下，中国知识分子如魏源所说，“君子不轻为变法之议，而惟去法外之弊，弊去而法仍复其初矣。不汲汲求立法，而惟求用法之人，得其人自能立法矣。”[44]所谓变法，在观念上是一种非常困难的事情。像《邻草》中那样，将“公会”在不同的场合作为“治国之大本”或者治国之“术”来自由对待，这对同时代一般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是几乎不可能的事。这种不可能不只是说个人能力的不及，而是那种文化背景、那种强大的道统意识不允许这种意识存在。

对洋学的不同认识和应对也是影响中日两国近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日本幕末的洋学与清末的洋务派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其政治立场开始都是维持封建体制的改良派，因此都一度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加藤弘之写作《邻草》时所供职的蕃书调所，是江户幕府于1856年设立的一个洋学研究和教育机构。其执笔的意图是站在幕府的立场，如田畑忍所解释的那样，是“在德川幕府统治下的封建制中吸取立宪政体、力图维持幕府体制的现状维持的改良主张”。[45]

但是，像蕃书调所所代表的官方的洋学，在整个幕末洋学中只是冰山一角。当时社会上的洋学塾遍布各地，据统计有上万人受过洋学教育，其影响已经深入到社会基层。[46]普通知识分子在洋学家中占有很大比例，而且他们所涉及的领域，从实用技术到政治制度，以至哲学思想，无所不至。洋学的兴起，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人们探求西洋的社会结构和思想文化的兴趣，从而使封建意识形态相对化，也自然地萌生了一种对中华意识乃至封建体制的批判。但是，对中华意识的批判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儒学本身的否定，他们中一些人更加希望并致力于以“西洋穷理”来附会和订正“程朱之意”，如佐久间象山在1854年就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47]作为一种东西思想文化结合的模式，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洋学对封建体制的批判，引人注目的是关于人的平等观念。“人和”与“议会”都与这种平等观念密切相关。洋学之于日本的近代化，可以说是未雨绸缪。

在中国，与蕃书调所相当的机构是同文馆（1861年恭亲王等所奏，1862年奏准）。从设立的目的与机构性质以及作为教育机构最终都或者纳入帝国大学或者成为京师大学堂的一部分的归宿来看，两者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对西方科学的了解，在时间的先行性、内容的系统性与深入性、队伍的广泛性和人数上，日本的洋学都超出了中国的洋务派。1862年，福泽谕吉在伦敦与中国游学生唐学埙交谈，唐氏问福泽谕吉现在在日本能够读洋书而解其意者有几人，福泽回答说估计该有五百人。福泽反问中国如何。唐氏屈指而叹息，脸红地回答：仅有十一人。福泽谕吉因此在当时就认为中国“没有进步的希望”而对中国感到“绝望了”。[48]而且在中国的洋务派中，像李鸿章那样认为只是学习西方的军事、工商业就足够了的人占绝大多数，洋务派的努力之于中国的近代化，不过是临时抱佛脚而已。

（此文以《〈邻草〉对近代中国立宪思想发展的借鉴意义》为题发表在《东疆学刊》2010年第1期，发表时对原文做了较大的删节和修改。）

注释

[1]《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政治篇，日本评论社1967年，第3页。

[2]对《邻草》的相关研究，看参见区建英的论文《「隣艸」と「西洋事情」——西洋理解の思考様式の角度から》，北海道大学法学部《北大法学論集》41（1），1990年11月。

[3]《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政治篇，第4页。

[4]《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政治篇，第5页。

[5]《宪法构想》日本近代思想大系9，岩波书店1989年，第6页。

[6]《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政治篇，第7页。

[7]《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政治篇，第9—10页。

[8]《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政治篇，第12页。

[9]《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政治篇，第5页。

[10]《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政治篇，第12页。

[11]《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政治篇，第6页。

[12]《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政治篇，第9页。

[13]《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政治篇，第13页。

[14]《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政治篇，第11页。

[15]《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政治篇，第12页。

[16]《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政治篇，第9页。

[17]《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政治篇，第5页。

[18]《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政治篇，第14页。

[19]《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政治篇，第10页。

[20]尾佐竹猛：《日本宪政史大纲》上卷，第15页。

[21]尾佐竹猛：《日本宪政史大纲》上卷，第27页。

[22]徐继畬：《瀛寰志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235页。

[23]《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政治篇，第6页。

[24]严绍璗、源了圆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 思想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70页。

[25]《宪法构想》日本近代思想大系9，岩波书店，1989年，第18—19页。

[26]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修订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79、81页。

[27]盐谷宕阴：《宕陰存稿》，（东京）山城屋政吉1870年刻，卷四。

[28]《魏源全集》第十二册，岳麓书社，2004年，第45页。

[29]《魏源全集》第十二册，第65页。

[30]《魏源全集》第十二册，第67页。

[31]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49页。

[32]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第75页。

[33]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第2页。

[34]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第41页。

[35]李侃：《中国近代史散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4、126页。

[36]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第12—13页。

[37]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第35页。

[38]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第57页。

[39]《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政治篇，日本评论社，1967年，第9页。

[40]《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政治篇，第5页。

[41]《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政治篇，第5页。

[42]《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政治篇，第9页。

[43]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刘岳兵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14页。

[44]《魏源全集》第十二册，第46页。

[45]田畑忍：《加藤弘之》，吉川弘文馆，1976年，第20页。

[46]赵德宇：《西学东渐与中日两国的对应——中日西学比较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249页。

[47]《渡边华山 高野长英 佐久间象山 横井小楠 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书店，1971年，第413页。

[48]《福泽谕吉全集》第16卷，岩波书店，1961年，第209—2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