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们简要地分析了《邻草》的立宪思想。但是这些思想的来源何在？尾佐竹猛在《日本宪政史大纲》中指出，当时日本国民中仅有极少数一部分可以得到“来自荷兰语的外国知识”，因为有识之士全都是汉学者，他们是通过阅读汉文著作或者其日文翻译来了解欧美议会制度的。[20]的确，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畬的《瀛寰志略》甚至在日本作为地方学馆的教材来使用，可以说流布极广。尾佐竹猛在介绍《瀛寰志略》时就提到“加藤弘之所著《邻草》借助于此书的译语很多”。[21]比如在论及英国的议会制度时，《瀛寰志略》有“爵房”和“乡绅房”的译语，[22]分别表示其上、下议院。而《邻草》中就原原本本地借用了“爵房”这一用语，同时将“乡绅房”改为了“荐绅房”。[23]

作为一个重要的知识源泉，中国人的著作对当时日本人的新的世界认识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源了圆也认为“直至庆应二年（1866年）出版福泽谕吉著的《西洋事情》的初编时为止，当时的大部分知识人主要是通过汉文书籍来认识世界的。”[24]《邻草》这部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以从中国获得的世界知识而在国际性的视野里劝说中国实行政治改革，由此却成为在日本“解说立宪政体的最初的著作”。津田真道在《邻草》的初稿本《最新论》中写下了一个综合性的评语。对其“清英胜败之故”和“清国恢复之策”，不惜用“最妙”来加以赞扬。同时将其所论置于同时代的东西方思想状况中，认为“以西洋人的眼光来看虽然不足为奇，而满清的一万万人，恐怕没有一个人着眼于此。可惜清主不能听到此论。盖爱新觉罗氏，一家之存亡可以任天意，但关系到清民一亿之祸福呀。余也到于此而悲于清国无其人焉”。[25]这或许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最早的一种比较思想论了。

那么，同时代中国的思想状况究竟如何呢？中国果真如“悲于清国无其人焉”之说那样可悲吗？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的传教士虽然也将欧美的民主政治制度介绍到中国，但第一个系统介绍并热情称赞西方民主制度的，是魏源。他的《海国图志》，对中国和欧美的政治制度的差异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与《海国图志》一样，《瀛寰志略》不但是近代中国人最早系统介绍世界史地知识的名著，同时也是近代中国人热情称颂欧美民主制度，不满君主专制的最早记录。”[26]幕府儒官盐谷宕阴（1809—1867）在《翻刊海国图志序》（1854年6月）中说：“记以省我，图志以知彼。英主硕辅，能斟其意择其策，举而施诸政事，则转祸为福、变凶为吉无难也。”盛赞该书“原欧人之撰，采实传信。而精华所萃，乃在筹海、筹夷、战舰、火攻诸篇，夫地理既详，夷情既悉，器备既足，可以守则守焉，可以战则战焉，可以款则款焉。左之右之，惟其所资。名为地志，其实武经大典。”他感叹：“忠智之士，忧国著书，不为其君之用，而反被琛于他邦。吾不独为默深悲焉，而并为清主悲之。”[27]

如上述加藤弘之所言，武备的根本在人和。魏源的思想中也非常重视“人和”及人的价值与尊严，在“人者，天地之仁”及“天地之性人为贵”的意义上，他认为“天子者，众人所积而成，而侮慢人者，非侮慢天乎？”因此他批评天子脱离大众而高高在上，甚至蔑视群众的倾向，而主张“天子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斯视天下为天下之天下”，[28]就是说，天子只有把自己当成普通百姓中的一员，体会民众的喜怒哀乐，才是将天下视为天下人的天下。但是同时他也对“上下相知”“上下情通”的难度有充分的认识。他说：“人材之高下，下知上易，上知下难；政治之得失，上达下易，下达上难。君之知相也不如大夫，相之知大夫也不如士，大夫之知士也不如民，诚使上之知下同于下之知上，则天下无不当之人材矣；政治之疾苦，民间不能尽达之守令，达之守令者不能尽达之诸侯，达之诸侯者不能尽达之天子，诚能使壅情之人皆为达情之人，则天下无不起之疾苦矣。”[29]只有“公议无不上达，斯私议息，夫是之谓‘天下有道，庶人不议’也。”[30]

与《邻草》几乎同时完成的冯桂芬（1809—1874）的《校邠庐抗议》（1860—1861）也是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的名作。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对作为世界第一大国的中国为何在当时却受制于小夷，即所谓“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的思考。他对西方的长处和本国的弊端进行对比，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有以下四个方面“不如夷”，即“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31]这四个方面可以说囊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其中“君民不隔不如夷”明显是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肯定。他对于优秀的制度的态度是：“法苟不善，虽古先吾弃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32]即他是要舍弃传统的“华夷”标准，而以现实的“法”的善恶作为新标准。

在政治制度方面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民主化建议。比如在官吏的考核和提拔上强调“博采舆论”“公举”“公论”的重要性。他强调“各官考绩，宜首以所举得人与否为功罪，以重其事。所谓取才、取德、取千百人之公论者如此。”[33]特别是他提出的“荐举之权，宜用众不宜用独，宜用下不宜用上”的主张，[34]被后来顽固的保守者看成是“民权说”而加以反对。但是同时也有开明官吏认为“用人凭公论，固是古法，而西人议院亦是此意。此法行，而徇情纳贿之弊可除”。[35]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民权、议院这些概念虽然在《校邠庐抗议》中没有提及，但是这样的思想因素，已经呼之欲出。

除了在人才选拔上提倡要尽可能重视大多人的意见和地位低的人的意见外，在管理制度方面，他也详细地提出了“公举”的方法和“公所”的设置方式。例如，他“酌古斟今，折中周、汉之法”而设计了一套地方民主管理体制。[36]冯桂芬也十分重视作为体现“人和”的“通上下之情”。他说《校邠庐抗议》中所强调的“重儒官、复乡职、公选举”都是为了“通上下之情”。[37]

冯桂芬小心翼翼地将其民主思想包裹起来，使之“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这正表现了其思想的根本特征，那就是所谓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38]而此命题成为在近代中国流行了几十年的“中体西用”这一文化方针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