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冈的自传《数奇传》的最后一个小标题，直译的话即为“褥子的坟墓中横卧着还活着的尸体”。开篇一小段为：“发病以来已经五年，幸而（或者不幸）还活着，彷徨于生死之境，将‘活着的尸体’横卧在‘褥子的坟墓’，仅仅保留着没有意义的生命。就这样我究竟还要再送走多少日子呢。”[49]《数奇传》从1911年6月开始在《中央公论》上连载，这一篇刊登在1912年的三月号上。“发病以来已经五年”，是指1908年初开始，其脊髓病恶化而逐渐失去行走的自由，就是在与病痛的斗争中，在辗转养病的途中，他的笔始终没有停过。除了《数奇传》，《明治叛臣传》、12册“和译汉文丛书”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这一期间，与“和译汉文丛书”相关的文章，除了上述的《汉学的复活》之外，还有一篇1909年12月发表的《应排除训点与注释》，直接关系到该丛书书目的选择与翻译的旨趣。

从1910年4月出版《和译老子·和译庄子》开始，到1912年4月《和译春秋左传》（上下册）、《和译东莱博议》出版标志“和译汉文丛书”的完成，两年之中出版了十几册译注著作（1911年12月还出版一本《和译维摩经·般若心经》），这对一个健康的人来说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50]“和译汉文丛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着手翻译的，准确的时间尚不清楚，我所看到的资料，是登张竹风为《数奇传》写的序文中提到，1909年9月30日他到日光看望在养病的田冈，“他提倡汉文和译为当今之最急务，他说要以病躯而亲为之，意气甚壮。”“其汉文和译的素志稳步地成为现实。《和译庄子》之后，一篇一篇陆续出版，现在和译丛书竟出到超过十卷，不能不说是一大盛举。”[51]10月13日田冈岭云在《东京每日新闻》“论坛”栏目中发表了上述《汉学之复活》一文，是直接针对《汉文大系》和《汉籍国字解全书》而论的。

首先，田冈岭云对这两套丛书是持肯定态度的，认为这是“汉学复活的征兆日益显著”的证明。他认为“古典是学问的根底，排斥古典而追求所谓新知识，如无根之萍，近来学校教育在伦理上不可谓不用力，但是其收效甚微，国民竞相趋于轻佻浮华之风而无法阻挡者，其理由虽然很多，古典熏陶的缺如无疑也是其原因之一。”[52]在这里，田冈批评当时“被偏狭的国家自大主义和轻燥、时尚的实用主义的奇异的思想联盟所排斥，汉学在学界成了一种后娘养的孩子，其价值、功勋、势力，几乎被人遗忘了”的情况，转而评论说：“然而就像那些游历西洋的人厌倦了肉食而想起了腌咸菜一样，已经疲于摄取物质方面知识的我国国民，感到了精神上的空虚，想起了无关紧要的汉学，先从一些好事者的旧书搜索的古董方面开始，进而在有识之士中盛行对儒教进行学究性研究，到今天终于波及全体国民，以至于要产生出一种可以更加普及的倾向来，前面提到的出版物就是这种倾向所促成，无外乎就是应这种要求而出现了。”他表示：“我们在欢迎这种倾向作为古典的复兴的同时，还看到有更大的值得欢迎的理由之所在。”[53]这个更大的理由就是他所奋斗的目标，即如前所述，不仅仅是满足于古典的复兴，而是要与国家的发展和世界文明的进步结合起来。

正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他的这套“和译汉文丛书”显示了如下不同的特点。

第一，选题上，以培养青年的汉文素养为目标，定位为学校的初等汉文学教育读物。为了激发青年的学习兴趣，注意选择不太常见而有趣味，或者与时代思潮比较相近的书目。他说：“没有必要重新出版常见的、谁家都备有的《论语》《孟子》。以注释不同为理由出版，也只是对专家有利。对青年而言，太过疏远或太接近，都不好，因为他们的思想确实发展了，《小学》《论语》之类即便入选也没有什么趣味。既然是汉文学的研究，从被认为是名文或名作中选择一些不太常见的汉籍出版会比较有意思吧。选择这些出版，对汉学的复兴也大有意义。《孟子》也很好，但是对今天的青年而言或许更喜欢《荀子》吧。还有，自然主义的思想好像与《庄子》等比较接近吧。无论如何，这样有选择地出版，青年就会渐渐地接近汉文学。”[54]这样一种选择标准，当然与田冈岭云自己的思想倾向直接相关。

他虽然以复兴汉学为己任，但是他不同于传统的汉学家，他对现实的社会和世界有深切的关怀，对西方的新知识、新思想有自己的喜好与取舍。他大学时的同学小柳司气太（小柳柳柳子，1870—1940）的《回想录》（1908年9月）中说：

岭云在大学汉学科，素来非研究马郑的训话、寻绎程朱之性理者，如此烦琐的问题恐怕非其所堪。他喜读叔本华氏，枕籍庄子，研究印度哲学，涉猎精神的物理学上的典籍及有关神秘主义、精神主义的著作。最终将东西思想熔铸打成一片，而欲构筑其所谓的神秘哲学。[55]

德田秋声（1871—1943）在《数奇传》的序文中也提到：“作为汉文科出身的人，很少有像他这样具有新知识与新思想的人，同时也是不轻易被大陆文明感染的人。”[56]这里所说的“大陆文明”，如果以“作为汉学科出身的人”而论，自然会立即想到“四书五经”，《汉文大系》和《汉籍国字解全书》当然都一一收入了，对此，“和译汉文丛书”中只选了一本《春秋左传》。他之所以选《春秋左传》，从他的解说中看，有三个目的。其一，有利于了解当今中国。他认为“中国的国民性今犹如古。人情不容易因时间而变易。”[57]其二，有利于了解当今世界。他认为“春秋列国之状态即今日世界列国之状态。今日之英法俄德犹如春秋之齐晋秦楚。而列国之间有同盟、有国际公法，亦犹如今日之世界列国。”[58]其三，有利于重新解释历史的道德价值。他批判那种“历史之目的在记载史实，与道德不相关”的论调，强调“所有学问皆出自人。其究极目的不能不为人生。”而“其所谓为人生者，即广义上的为道德也。春秋作为鲁国的一篇史记，其道德上的价值即在于此。”[59]对历史或学术的道德意义，田冈岭云当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春秋笔法、劝善惩恶，而是有更广阔的视野。这一点他在《和译史记列传》的解说《史记作为史书的价值》中有详细的论述。[60]

第二，意义的阐释方面，他在每一个译本的前面都对该书有一个或长或短的解说。这套丛书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将中国的古典与西方思想联系起来进行对比。比如对老子的复古思想，他说：

老子之所谓德在于顺道之自然而处于消极，以为无为、事无事、去甚去奢为旨。去甚去奢所以矫文也，以矫之反质为理想者在复古。夫反对时弊者常欲复古。路易十四世之华耀之世，乃有卢梭之民约论。其欲复古之自然，与老子相似。读老子不可不先体认此，不然将失其正解。[61]

比如对韩非子，他说：“韩子之法术论立即使人联想到马基雅维利主义”（17页），进而分析两人境遇之类似、学说多相符合，从而指出“马基雅维利与韩非子，可谓异地时隔，不期然而抱有同一思想者。”并欲以马基雅维利为韩非子正名，“马基雅维利著《君主论》，有人责其曰：是教君主以暴虐之道者也。彼答之曰：余同时以此教人民以打倒暴君之道也。韩非子亦复如是。”[62]再比如对荀子，他认为：“从荀子来看，则人心自然之发现只有欲和利，所以节制人的利欲的礼义不过是后天圣人制作出来的。既然礼义是圣人之制作，因此必非千古不易者，而是随时宜而变化。换言之，道德的形式为人的作为，应该随着时势而推移，这一点与近来西洋伦理学者所说，如出一辙，韩非子亦传承其意而排斥当时固陋的尚古思想。”又说：“荀子既反对老庄那样的无政府主义，也排斥墨子那样的共产主义，而是以王者推行一种万能的社会政策作为理想。”[63]等等。

第三，翻译和注释上，如他的文章《应排除训点与注释》标题所示，他的翻译，完全排除了训点，注释也是限制保留到最小的程度。关于训点，他强调“要尽量避免依赖训点阅读。即便在中学，从短句开始逐渐到长句子，动词等的位置如何摆放可能稍微困难一点，看惯了的话，不过分依赖训点也没有问题。”对注释，他认为除了难解的文字之外，尽量不要注释，因为“多余的注释，使得本来简单明白的原文的意义变得非常混乱了。”他认为“读没有训点和注释的原文，最能够培养阅读能力。”所以，他强调：“如果单纯为了了解中国的思想、文物而进行研究的话，脱离汉文，而将汉文流畅地写成日文来阅读，恐怕是捷径。这当然必须要真正有能力的人认真去做才行。如果作为文学去研究，还是需要原原本本地读原文，并对不常见的作品进行选择。”[64]将汉文流畅地翻译为日文，这正是“和译汉文丛书”努力的目标。

这一想法，他在该丛书第一本《和译老子·和译庄子》出版之际，作了更加明确的说明。他说：

欲在今日普及汉学之研究，当务之急在使诵读容易。欲使易读，莫若将其翻译为近于时文者。如过去那样将汉文视为一种公文样式，原原本本按照汉文体来学习汉文固然有其必要。然而今日所要，不在汉文之形式而在其内容，不在其文体而在其思想。故翻译之亦决非汉学研究之累。且如昔日自幼即受四书五经之素读，翻译虽可谓徒劳，而在渐渐疏远汉文之今天，汉籍之翻译决非无用。

或有谓汉文一经翻译便失其妙味者，西文之翻译或如此，在汉文则未必然。邦人之读汉文，即为翻译后而读。只不过没有将与假名相混的文句写在纸上而已。既然同为翻译，口头诵读与写成文字，在观原文之妙上，没有任何差别。且所谓翻译不得原文之妙，主要怕不能在语气语调上原原本本传达原文的措辞，而在汉文之翻译中，其措辞可以原原本本保留其原字，因此无损于其语气语调。所以我相信，就汉文而言，虽然将其翻译出来，也几乎无害于我们品味其妙趣。[65]

这里，第一层意思，是说为了便于阅读以了解汉文的内容与思想，最好的办法是将其翻译为现代日文。第二层意思，强调将汉文翻译为现代日语也不妨碍品味原文的妙趣。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里提出的“邦人之读汉文，即为翻译后而读。只不过没有将与假名相混的文句写在纸上而已。”实际上是指出传统的训读中已经包含了翻译，只不过仅仅是以在原文上“添髭加尾”的形式表示，如果顺着读下来将汉文改写成与假名交织的文章，就是翻译。因此他认为，既然都是翻译，那么作为“素读”的口头诵读与将所诵读的句子记录下来写成文章，都无损于品味原文的妙趣，因为在措辞时可以保留汉文中的原字。“和译汉文丛书”不录汉文原文，也省去了对汉文的训点，直接将汉文译成接近于当时文体的日语，只是在必要的地方加上简单的注释，这就是其“和译”的基本特点。

值得留意的是，在《和译荀子》一书译文正文的前面有一篇《中国古书为何难读》的短论，从两个方面说明其难处所在，一是同音假借的识别问题，一是对误脱错简的校订问题。对此译者都做了相应的处理。在该文的最后，他说：“此译本本来不是给专家参考的，而是给普通的读者阅读用的，因此未必在每一处都说明其理由，只是以能够平易地读下来，得到一种畅通的理解为主旨。如此，虽有负罪于原著者，又有获咎于笃学之学者之处，而译者亦非必欲妄自割裂，只是为了将古典时代化，此亦不得已而为之。”[66]类似的情况当然不仅仅限于这本《和译荀子》，也由此可以再次感受到他对此丛书的读者群为普通读者的定位以及其“将古典时代化”所作出的努力。

简短的结语

日本人对应该如何阅读汉籍这个问题，近代以来直至当今还在研究者中讨论。[67]当代学者关于训读也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东洋史专家宫崎市定的说法值得参考。他说：“原文是汉文古典的情况下，日本古来有训读这种读法。这种训读实际上是一种逐字逐句的翻译，这种所谓的读法也有严密的方法，包含某种程度的分析的文法解释。但是由于将这种训读原原本本地写下来，即所谓的解读文，还不是真正的日语，如果不是相当熟练的话，读起来听起来通常都不能理解。这样，就需要有称为口语译或现代语译的翻译。”[68]这种逐字逐句的直译，看上去像是最忠实的翻译，因为其不好理解，宫崎也认为“实际上不能说是翻译”，他以为《论语》的现代语翻译努力的方向，“不是单方面地原原本本地接受从古代流传来的思想，也要将现代的思想投影到过去。不单单是用现代语来解释古代的语言，也要将现代语翻译成古代的语言，力图以这种心情来进行现代语翻译。”[69]这实际上也就是现代的语言、思想寻找传统的根基的过程，也是如何使传统的语言、思想得以新生的过程。严格意义上的训读，作为日本历史上一种学习、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严格意义上讲是中国文化）的历史现象，其意义和研究价值不容忽视。

田冈岭云为了提高青年的汉文素养，他一方面排斥训读，主张脱离汉文，直接以流畅的日语来阅读，一方面为了强调日语的汉籍翻译并不失其原味，又不惜将抄录训读的解读文（口头诵读）直接等同于翻译。这显然降低了他力图将汉文翻译为流畅的现代（他所处的时代）日语的标准。要想通过翻译的“捷径”去了解中国的思想文化，如他自己所说，“必须要真正有能力的人认真去做才行”。他应该是尽到了自己的努力。而且如《汉籍国字解全书绪言》中说的那样，他也是“为燃烧的信念所感动而执笔的”。比如他的“和译汉文丛书”之所以从老庄开始，是因为老庄的哲学曾经是他本人思想的根底，[70]即如他所言，“是因为我多年沉潜于此，其所说超越方外，对于今之世人迷惑于名利、烦闷于生死、囚于小利害小是非之拘拘汲汲者，我相信是对症治之良药。”[71]当然我们也要注意，他的老庄注解如他所言，或“多以私见解之”，而且他还理直气壮地反问：“诸注家亦各以私见解之而已。而吾独不可以私见解之乎？”[72]他的“私见”是如何表现在译本中的，也是值得研读的问题。

日本在日俄战争之后跻身于世界列强之中，而知识、出版界面对维新以来热衷于输入西洋新学术而置日本与中国古典于不顾的倾向，一些“有识之士”提出汉文作为日本的“第二国文”，认为汉籍对于加强“伦理的信念”、培养“高尚的人格”具有重要的感化作用，而田冈岭云更是将“汉学复兴”与日本的国家利益和世界文明的大势结合起来，通过与病魔的斗争，以顽强的毅力和高昂的热忱完成的这套“和译汉文丛书”，可以看作是日本近代的新知识、新思想寻找传统的根基和东方的传统语言、思想吸收融合现代知识文化而力图焕发新生命的一个值得研究的典型例证。汉籍翻译在近代以来日本的知识建构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尚有待于我们从多个侧面进行深入的研究。

（原载于《南开学报》2017年第4期）

注释

[1]中村春作、市来津由彦、田尻祐一郎、前田勉編：『訓読論――東アジア漢文世界と日本語』（東京：勉誠出版，2008年），同編：『続訓読論――東アジア漢文世界の形成』（勉誠出版，2010年）。

[2]小島毅監修、中村春作編：『訓読から見なおす東アジア』（東アジア海域に漕ぎだす5），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4年。

[3]“本次会议以汉文基础上形成的训读现象为切入口，探讨东亚地区的翻译和翻案活动的独特性，以及这些翻译实践与该地区‘文化、文学’的关系，希望以此推进‘比较文化、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见《日语学习与研究》2011年第6期，第88页。

[4]中村春作发表的文章为日文《「訓読」論が拓く世界》，文末注明本稿为根据上述《训读论》和《续训读论》中作者所写的序论整理而成。金文京的文章为中文，文末注明“本稿为拙著『漢文と東アジア―訓読の文化圏』（岩波新書，2010）的提纲。”见《日语学习与研究》2012年第2期，第8、24页。

[5]以上参见上述『訓読論――東アジア漢文世界と日本語』第10頁、『訓読から見なおす東アジア』第8頁。

[6]小島毅：「刊行にあたって」，中村春作編：『訓読から見なおす東アジア』（東アジア海域に漕ぎだす5），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4年。

[7]金文京：『漢文と東アジア―訓読の文化圏』，第229、232頁。

[8]金文京：『漢文と東アジア―訓読の文化圏』，第41、88—89頁。

[9]国内学者对日本的“训读”论者的评价，参见潘钧：《训读的起源与汉文文化圈的形成——评金文京著〈汉文与东亚——训读文化圈〉》（《日语教育与日本学》第3辑，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潘钧：《为什么是“汉文文化圈”?—试论训读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中国日本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会议时间：2013年11月16日。会议地点：洛阳。主办单位：河南省高校日语教学研究会、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收入何建军、李军主编：《日本学论丛（第一辑）——纪念王铁桥教授从教40周年专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另有台湾大学日本语文学系徐兴庆教授为上述金文京著作所写的书评，见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的《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40期，2012年3月。

[10]中村春作：《「訓読」論が拓く世界》，《日语学习与研究》2012年第2期，第2页。中村春作：「「訓読」の思想史――〈文化の翻訳〉の課題として」、『訓読論――東アジア漢文世界と日本語』，第22頁。

[11]参见沈国威的《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中华书局，2010年）。

[12]严绍璗对“国际中国学（汉学）”、王晓平对“亚洲汉文学”的倡导、理解与反思值得关注。参见严绍璗的《比较文学与文化“变异体”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王晓平的《东亚文学经典的对话与重读》（同上）。此外，“域外汉籍”“世界汉学”“海外中国学”等各种杂志、丛书的出版也方兴未艾。新进学者或力图以某种哲学理论来阐发海外汉学的意义（如李雪涛的《论汉学研究的阐释学意义》，张西平主编：《国际汉学》第26辑，大象出版社2014年），或从学科史反思中国学者或学界对域外汉学的认识和受到的影响（如李孝迁的《域外汉学与中国现代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叶隽的《域外之学与本土眼光——以中国现代学者对德国汉学的论考为中心》，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总第20集，2016年春夏卷，学苑出版社，2016年），也颇有启发意义。

[13]高田真治：『日本儒学史』，東京：地人書館，1943年，第254—255頁。参见刘岳兵主编：《明治儒学与近代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页。

[14]重野安繹：「漢学宜く正則一科を設け少年秀才を選み清国に留学せしむべき論説」，『増訂重野博士史学論文集』下巻，東京：名著普及会，1989年，第345頁。

[15]重野安繹：「漢学宜く正則一科を設け秀才を選み清国に留学せしむべき議」，『増訂重野博士史学論文集』下巻，第354頁。

[16]重野安繹：「漢学宜く正則一科を設け少年秀才を選み清国に留学せしむべき論説」，『増訂重野博士史学論文集』下巻，第349頁。

[17]重野安繹：「漢学宜く正則一科を設け少年秀才を選み清国に留学せしむべき論説」，『増訂重野博士史学論文集』下巻，第348頁。

[18]『荻生徂徠全集』第二巻，すずみ書房，1974年，第9頁。荻生徂徕在这里说：“予尝为蒙生定学问之法，先为崎阳之学，教以俗语，诵以华音，译以此方俚语，绝不作和训回环之读。始以零细者二字三字为句，后使读成书者。崎阳之学既成，乃使得为中华人，而后稍稍读经史子集四部书，势如破竹，是最上乘也。”

[19]重野安繹：「漢学宜く正則一科を設け少年秀才を選み清国に留学せしむべき論説」，『増訂重野博士史学論文集』下巻，第350页。

[20]李剑鸣：《学术规范建设与世界史研究》，《史学集刊》，2014年第3期。

[21]重野安繹：「漢学宜く正則一科を設け少年秀才を選み清国に留学せしむべき論説」，『増訂重野博士史学論文集』下巻，第351页。

[22]参见拙著《日本近代儒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

[23]町田三郎：「「漢文大系」について」，『九州大学文学部九州文化史研究所紀要』34，1989年；同氏：「「漢籍国字解全書」について」，『東洋の思想と宗教』9，1992年。收入其著作『明治の漢学者たち』（研文出版，1998年。该书由连清吉翻译成中文，即《明治的汉学家》，2002年由台湾的学生书局刊行。）

[24]町田三郎：『明治の漢学者たち』，第206頁。其中所言《校注汉文丛书》1913—1914年刊行，《汉文丛书》为1919年开始刊行，《和译汉文丛书》下文将论及，《汉文大成》1920年开始刊行。

[25]服部宇之吉：「富山房五十年記念に際して」（1936年『富山房五十年史』収録），町田三郎：『明治の漢学者たち』，第186頁。

[26]早稲田大学出版部：「先哲遺著 漢籍国字解全書緒言」（1909年10月），『先哲遺著 漢籍国字解全書』第1巻（『孝経』『大学』『中庸』『論語』），東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1926年再版，第1頁。

[27]『先哲遺著 漢籍国字解全書』第1巻（『孝経』『大学』『中庸』『論語』），第8頁。

[28]『先哲遺著 漢籍国字解全書』第1巻（『孝経』『大学』『中庸』『論語』），第9—10頁。

[29]重野安繹：「日本的漢学に就て」（1910年5月『漢学』第1編第1号），『増訂 重野博士史学論文集』上巻，東京：名著普及会，1989年，第399頁。

[30]『日本及日本人』，1911年8月1日。参见田岡佐代治『和訳韓非子』（三版，東京：玄黄社，1912年5月）所附录的「和訳漢文叢書に対する諸批評文中の寸言抜粋 」。

[31]『報知新聞』，1911年10月28日。

[32]须川照一：《王国维与田冈岭云》，吴泽主编、袁英光选编：《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三辑，华东师大出版社，1990年。（須川照一：「王国維と田岡嶺雲」，『東方』第45—47号，1984年12月―1985年2月。）收入此论文集的相关论文还有岸阳子的《也谈王国维与田冈岭云》，分析了王国维的“境界说”之形成所受田冈岭云影响的可能性。

[33]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收入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20卷（房鑫亮、胡逢祥分卷主编），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08页。

[34]《自序》（作于1907年5月，载《教育世界》第148号，后收入《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静安文集续编》），见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4卷（胡逢祥分卷主编），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19页。

[35]『田岡嶺雲全集』第5巻，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69年，第605頁。

[36]『田岡嶺雲全集』第5巻，第607頁。

[37]『田岡嶺雲全集』第5巻，第608頁。

[38]家永三郎：『数奇なる思想家の生涯―岡田嶺雲の人と思想―』，東京：岩波書店（岩波新書190），1955年，第76頁。『家永三郎集』第5卷（思想家論Ⅰ），岩波書店，1998年，第59頁。

[39]『田岡嶺雲全集』第1巻，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73年，第556頁。

[40]『田岡嶺雲全集』第4巻，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2014年，第574頁。

[41]田岡嶺雲：「老荘の和訳に就きて」，田岡嶺雲訳注：『和訳老子 和訳荘子』，玄黄社，1910年，第1—2頁。

[42]『田岡嶺雲全集』第1巻，第556—557頁。

[43]『田岡嶺雲全集』第1巻，第557頁。

[44]『田岡嶺雲全集』第1巻，第558頁。

[45]『田岡嶺雲全集』第1巻，第561頁。

[46]『田岡嶺雲全集』第1巻，第558頁。

[47]田岡嶺雲：「東亜文献の研究」（1905年8月5日），『田岡嶺雲全集』第4巻，第224頁。

[48]『田岡嶺雲全集』第4巻，第575頁。

[49]『田岡嶺雲全集』第5巻，第708頁。

[50]据《田冈岭云全集》的编者西田胜说，“和译汉文丛书”12册中，“序文和序论另当别论，岭云实际上读解、作注的是其中的第一（《和译老子·和译庄子》——引者）、三（《和译战国策》——引者）、九编（《和译墨子·和译列子》——引者）三编，其他由公田连太郎、田中贡太郎、鹤田久作等担当。”见『田岡嶺雲全集』第4巻（《解题》），第861頁。另外，在最后出版的『和訳春秋左伝』的卷头文「春秋左伝につきて」的末尾空白处有如下说明：“编辑此章之际因旧病缠绵，富山师范学校教谕石场健夫与公田连太郎多有协助，谨此致谢。田冈生”（《和译春秋左传》第5页）。

[51]『田岡嶺雲全集』第5巻，第425頁。

[52]『田岡嶺雲全集』第4巻，第573—574頁。

[53]『田岡嶺雲全集』第4巻，第574页。

[54]田岡嶺雲：「訓点と注釈とを排すべし」，『田岡嶺雲全集』第4巻，第625頁。

[55]大町桂月、笹川臨風、白川鯉洋、樋口龍峽編：『叢雲』，東京：松本商会印刷部，1918年，第383頁。

[56]『田岡嶺雲全集』第5巻，第423頁。

[57]他接着说：“汉人种重形式，即便在兵马倥偬之际犹拘泥于辞让，是其一。爱财喜钱，一旦有事每以贿赂解决，是其二。此等性情在今日中国人也很显著，今日之革命军，与满清朝廷讲和谈判，要求清帝退位，或者给袁世凯送去一百万元，让他当大总统之风传，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中国人固有性情之表现。”田岡嶺雲：「春秋左伝につきて」，田岡嶺雲：『和訳春秋左伝』上巻，玄黄社，1912年，第3頁。仅以中国人重利的一面，是否能够全面反映“中国的国民性”或“中国人的固有性情”，由此可以窥见其中国观之一斑。

[58]田岡嶺雲：『和訳春秋左伝』上巻，第3—4頁。

[59]田岡嶺雲：『和訳春秋左伝』上巻，第4、5頁。

[60]如他说：“历史研究也是从许多史实中选择出其所谓真实，即主观自然要发挥作用。‘有此’无论怎样尊重纯客观的态度，全然无主观干预，不可能找出其所谓纯客观的真实。其归根到底，最后还得待主观发挥作用。即其作为客观的真也毕竟不过是主观的真。”又说：“凡是学问都不可没有某种道德的意义。所谓道德的意义，未必拘泥于劝善惩恶的性质，而在于广义上的不可没有某种人道上的贡献。所有的学问都是为了人，因此以人为目的的学问，若在为了人这一点上没有丝毫贡献，那么其研究无论如何殚精钩玄，总归是无用的学问。”见田岡嶺雲：「史記の史書としての価値」，『和訳史記列伝』上巻，玄黄社，1912年，第10—11、11—12頁。『田岡嶺雲全集』第4巻，第744、744—745頁。

[61]田岡嶺雲：「如何か老子を読むべき」，田岡嶺雲訳注：『和訳老子 和訳荘子』，玄黄社，1910年，第2頁。

[62]田岡嶺雲：「韓非子評論」，田岡嶺雲訳注：『和訳韓非子』，玄黄社，1910年，第17、19頁。

[63]田岡嶺雲：「荀子の鳥瞰的評論」，田岡嶺雲訳注：『和訳荀子』，第23—24、31頁。

[64]田岡嶺雲：「訓点と注釈とを排すべし」，『田岡嶺雲全集』第4巻，第623、624頁。

[65]田岡嶺雲：「老荘の和訳に就きて」，田岡嶺雲訳注：『和訳老子 和訳荘子』，玄黄社，1910年，第4—5頁。

[66]田岡嶺雲：「支那の古書は何が故に読み難き」，田岡嶺雲訳注：『和訳荀子』，玄黄社，1910年，第42—43頁。

[67]陶徳民：「近代における「漢文直読」論の由緒と行方―重野·青木·倉石をめぐる思想状況―」，小島毅：「日本の漢文の訓読とその将来」，皆收入前述『訓読論――東アジア漢文世界と日本語』一书。

[68]宮崎市定：『論語の新研究』（1974年），『宮崎市定全集』4，岩波書店，1993年，第175頁。

[69]『宮崎市定全集』4，第175—176、178页。

[70]『田岡嶺雲全集』第5巻，第670頁。

[71]田岡嶺雲：「老荘の和訳に就きて」，『和訳老子 和訳荘子』，第5頁。

[72]田岡嶺雲：「如何か荘子を読むべき」，『和訳老子 和訳荘子』（「和訳荘子」），第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