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的文艺评论家、思想家田冈岭云（1870—1912）以一己之力，在晚年译注《老子·庄子》、《韩非子》、《战国策》、《荀子》、《史记列传》（上下）、《七书（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三略、六韬、唐太宗李卫公问对）·鬼谷子》、《淮南子》、《墨子·列子》、《春秋左传》（上下）、《东莱博议》，成“和译汉文丛书”12册（还译有《维摩经·般若心经》，未列入此丛书），1910—1912年由玄黄社出版，被誉为“和译汉文书中之魁”，[30]其“译文注释皆绽放岭云氏独特的异彩”。[31]

与《汉文大系》和《汉籍国字解全书》等其他相关丛书相比，“和译汉文丛书”的最大特色是由田冈岭云一个人翻译完成，而且是在田冈岭云生命的最后两年完成的。他为什么要做这项工作？这套书有什么特色和意义？

田冈岭云的名字，熟悉近代中日学术文化交流史的人不会陌生，首先想到的大概就是他和王国维的关系。[32]赵万里的《王静安先生年谱》“二十五年己亥（1899）二十三岁”条记载：“是岁先生始从日人田冈佐代治君读欧文。”[33]王国维在其《自序》一文中言：“盖余之学于东文学社也，二年有半，而其学英文亦一年有半。”此年谱该条又录王国维该文佐证：“是时社（东文学社）中教师为日本文学士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二君。二君故治哲学，余一日见田冈君之文集中有引汗德、叔本华之哲学者，心甚喜之，顾文字睽隔，自以为终身无读二氏之书之日矣。”[34]这里的“田冈佐代治”就是田冈岭云，“田冈君之文集”应该就是1899年3月出版的《岭云摇曳》。但是如果由此认为他的专业是西方哲学，那就错了。

先来看一下他的简历。1870年（明治三年），生于土佐高知市（与植木枝盛同乡）。1891年，入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学科（选科）。1893年，处女作《苏东坡》刊于《史海》。1894年毕业。1895年，创刊《青年文》；发表《新汉学者》。1896年，发表《汉学复兴之机》《汉学复兴》，赴津山中学任教。1897年任《万朝报》记者，发表《东亚之大同盟》。1898年，赴水户任《茨城》报主笔。1899年，《岭云摇曳》出版。5月赴上海任东文学堂教师。次年回国。1900年，6月作为《九州日报》的从军记者到天津报道（《战袍余尘》）“北清事变”（义和团运动）。赴冈山任《中国民报》主笔。1901年因揭露教科书受贿事件入狱，《下狱记》出版。1904年，9月，先后发表《清国之善后策》《清国之前途》。1905年，8月，发表《东亚文献之钻研》短论。9月，赴任江苏师范学堂日本教习。1907年回国。1909年，10月，发表《汉学之复活》。《明治叛臣传》刊行。1910年（41岁），4月，和译汉文丛书第一册《和译老子·和译庄子》出版。1912年5月，自传《数奇传》出版。9月7日，在日光逝世。

田冈岭云的思想变化，他在自传《数奇传》中表示1899年的中国之行意义重大。《马关条约》签订的时候，正好他刚刚从帝国大学汉学科毕业。对此他毫不隐晦地表示：“吾等窃喜有了自己的活动舞台。”即“向大陆飞跃！相信对于以汉学作为专业的吾等而言，大陆是唯一的大好舞台。”[35]对于上海之行及其思想变化，他说：

在上海的一年不是没有意义的。教中国人学日语虽然引不起什么兴趣，但是我思想上发生的变化，对我而言是一件大事。

我过去被一种偏狭的国粹主义所感染。我的思想是从风靡一时的反对明治20年前后的欧化主义的空气中成长起来的。加上自己的专业是汉学这种古典的动辄容易陷入顽固陋劣之中，不知不觉就被导向了一种只承认本国的长处、妄想本国为世界唯一的国柄的偏见。[36]

我在上海，不独观得了中国，也朦胧地观得了世界。我感到自己走出了溪谷而豁然接触到了广大的景色。

最终，自己以前的思想不过是井底之蛙的陋见，通过实实在在的事物得到了领教。我领教了世界之大、领教了世界之广、领教了人除了作为国民之外，还应该为世界之人类、为天下之人道而竭力。[37]

尽管如此，他的思想中也有一些不变的东西，如家永三郎所言，“他的民族主义使他能够充分正视欧美帝国主义对亚洲侵略的事实，但是却妨碍了他看破日本的大陆进出不是为了解放亚洲诸民族，而是搭乘欧美帝国主义的便车以侵略朝鲜和中国。”[38]这表现在他的汉学观上，更有代表性，特色也更加鲜明。他的汉学观，如上述其简历中所见，“复兴汉学”是他毕业于帝国大学汉学科之后，作为一个“以汉学为专业”自认的“新汉学者”常常论及的话题。在“和译汉文丛书”出版之前，其中最能够从整体上代表其汉学观的是《汉学复兴之机》（1896年）和《汉学之复活》（1909年）。简而言之，其汉学观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

第一，汉学与日本思想文化的历史联系。如前所述，《汉籍国字解全书绪言》中将汉学教育在日本的重要性比喻为欧洲与希腊罗马的关系，田冈岭云早在《汉学复兴之机》中就说过：“汉学在吾国思想上的关系，犹如拉丁希腊之古学之于西欧诸国。吾国民之思想文物等，如果追溯其渊源滥觞，无不归本于此，斯学之灭即吾国民思想文物之源流枯竭。欲培养根基使枝叶繁盛，吾国民最先应修汉学自不待言。”[39]这一点在《汉学的复活》中没有变，他说：“汉学虽非我邦所固有，然其传来甚远，且其浸透人心甚深，殆成我国民性情之血肉，政治、文艺、语言、思想、风俗、习惯等我邦从来一切的文化，其基础之大半无不在此。故我邦如全然舍弃汉学，几乎与自弃其历史相当，其妄自不待言。”[40]而这方面说得最传神、最直率的，还是在他的“和译汉文丛书”第一册《和译老子·和译庄子》的序言《关于老庄的和译》这篇相当于该丛书总序的文章中。该文开篇便单刀直入地说：

看看你所住的家、所穿的衣服、所使用的的茶碗、器皿、筷子，看看你桌子上的笔墨纸砚、所读所写的文字，能说哪一样不是受中国文明影响的吗？

你不戴卷发，头发剪短，然而不可忘记头发下所掩盖的头脑的细胞中，遗传而潜在着祖祖辈辈千年相传而浸透到骨髓的汉学思想。如同在你的皮肉之间，即便你不曾自觉，也流淌着先辈的血液一样，你思想的根基中也继承着祖先的思想。如同你的眉目与祖先相像一样，你思想的底流也传承着祖先的思想。而祖先的思想不就是受中国文明陶冶而成的吗？

排除中国的文明，日本过去的文明乃真空也。除去中国的思想，日本过去的思想乃一无所有。在当今的明治时代，之所以能够急促地消化吸收西洋的文明思想，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中国的文明思想的知识上的素质。现在人们不得不急趋于西洋的学术，也可谓有其必然之处。然西学之新输入，在其大要已备之今日，反顾我国文明之根底、追溯我国思想的渊源，对汉学进行温故的研究，对我国人而言也终究是不可废之事。[41]

上面所摘引的这些关于汉学在日本思想文化史上的基础性地位的长篇论说，对作为以汉学为志业者而言，可以说是其立身之本。他对汉学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明的“敬意”，实际上是基于其对日本文化的形成和未来发展的功能与需要之理解上的。

第二，复兴汉学目的在于使日本成为“世界文明的大成者”。在《汉学复兴之机》中，田冈岭云也清醒地认识到日本文化的主体性问题，研究吸收中国文化当然是为了能够将之化为日本的养料而使自身壮大，是为了挺立日本文化的主体性。他说：“本来我们之所以学习其他的思想文化，在于以此壮大自我，而不是将自己转化成学习的对象，而只是在于将他转化而为我所用。因此先要挺立我之所以为我者，我既立，才能取他山之石以补我所需。”[42]这虽然是针对西欧文物而言，汉学似乎已经被视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但是仔细琢磨，汉学毕竟非日本所固有，因此严格地说，汉学对日本文化而言也终究不过是“他者”。从世界发展的大势看，他认为东西洋文明各有长短，只有打成一片，一同“投入同化的洪炉，加以熔铸，才能完成世界文明”。[43]谁能担此大任呢？“中国为东洋文明的代表，但其自身泥古不化、墨守成规，难以担此大任。而今日世界最能同化中国的思想的，莫如我日本；且在东洋最能同化西欧之思想的，亦莫若我日本。既然如此，担当此世界文明大成之任的，除了吾国民还有谁能为之？”[44]田冈岭云不仅看到中国文明中形而上学方面蔚然可观，而且在天文历数、医学算数等实验科学领域，也有许多闪光之处。他认为“中国文明是学界之沧海”而“现在此宝库的密钥掌握在吾邦人之手”，对于日本的前途，他豪迈地展望：“在即将来临的20世纪，在政治上成为世界列国的盟主的同时，在学界也不可不成为世界文明的大成者。”[45]通过甲午战争，他说：“吾帝国实际上已经占据了东洋列国的盟主地位，既然是东洋的盟主，发挥东洋文化的光彩岂非其责任？”[46]日俄战争之后，他认为日本进入“发展时代”，“不单在武上发展，在文上也必须发展。而我邦以文事作人道上的贡献，首先在于钻研东亚的文献，向世界宣布东亚文明的独特意义和趣味。”[47]就是说，日本成为世界上东亚文明的代言人。

沿着这一思路，到1909年他看到《汉文大系》和《汉籍国字解全书》的出版之后，他自己的“复兴汉学”的视角与方向也逐渐明确了。他在《汉学之复活》中指出：

我国如今在政治上已经发展到满洲之地，不仅与中国的关系愈益紧密，交涉愈益频繁，而且文化上站在作为西洋文化的先导者，由我将其传入善邻之彼邦的地位，而关于这一点，最大的方便在于彼我同文这件事上。进而我日本作为东西文明的中介者，不仅将西洋文明传入中国，将东洋文明传入西洋，进而之所以足以为东西两种文明的浑融者、统一者，也是因为日本有汉学一事。汉学之具有价值对我国民而言不仅仅因为它是古典，小而言之为了国家的发展、大而言之也是为了世界文明的进步，汉学皆有其用。

吾人在此意义上，欢迎汉学之复活。[48]

而这种不仅仅作为古典，更作为有利于国家发展、有利于世界文明的进步，即放在国家利益的视野、世界文明的视野中的“汉学之复活”的努力，体现在了他的“和译汉文丛书”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