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儒学对于明治时代乃至近代日本思想文化的作用，早就有人提出它一方面为接受西方思想提供了基础，同时也为阻止欧化主义极端化，起到了调和的作用。[13]但是一些明治时代的儒学家（汉学家）对当时汉学界的状况并不满意，1879年6月15日，后来成为东京大学教授（1883）和史学会创始会长（1889年）的重野安绎（1827—1910）在东京学士会院发表《汉学宜设正则一科，应选少年秀才留学清国论说》的讲演。讲演开篇即指出：“今之汉学者，皆由普通变则而成，决不可称之为正规途径培养（正则）的专家。因为不是正规的专家，在教学上就有种种弊端，本来有用的却成了无用之物。汉学之实用，于我国终无尽期，此后必然更加迫切需要。”表示其讲演的目的就在于想补其缺而救其弊。[14]这里说的“变则”“正则”是指不同的汉籍阅读方法，变则是日本的读法，称为“国读”或“译读”，即“训读”。正则是直接用中国的读法，即“音读”，或叫“直读”。他认为“欲精究汉学而收其实益，非从其读法用其正音而不足以究其堂奥。”[15]进而他说：

凡学艺，以学习语言文字为首。专修一国之学者，哪有不通其国之语言文字之理？我邦之汉学者，以讲其义理为主，文字语言为次，以至于全不讲其语言。故论说常失于高尚而乏于实用。何谓实用？达意辨事是也。今不能充分述其文意，且迟缓而不能应事，与汉人对晤而不能说一句话办一件事，抗颜而称汉学者，如此可乎？纵然经义通达、文章工巧，亦不过是脚下暗的学问。何况其经义文章亦非由正则而入，不能探其堂奥。予欲设正则一科由此之故。[16]

重野回顾了汉文字与日本国体共开的历史，并感叹遣唐使的废止使得学制衰颓、汉音消失，而不得不偏于“和训回环”的“国读”这种变则之中。长此以往，不仅影响对文意的理解，而且作文时也“措辞甚艰”，且“难免颠倒错置”。因此，他非常赞同德川时代荻生徂徕（1666—1728）的主张，说：“物茂卿有感于此，一变读法，诵则以汉音，译则以俚语，欲绝和训回环之读法。”盛赞此“实为古今之卓识”。[17]重野安绎心目中理想的汉学专家是什么样子呢？他一方面有感于荻生徂徕请“崎阳之人”组织翻译社，即其《译文筌蹄初编·题言十则》中所言“先为崎阳之学”，[18]这里的“崎阳之学”，也就是重野所说的“长崎译官”之学。仅此，重野也不满足。他说：“用长崎译官，虽可使从事于通辩，而译官之学习，止于寻常通辩，不能处事应变通彼此之情。故予所期望的，是今之汉学者与译官能合并为一人。使之结合，方可称专门汉学者。”[19]这与我们今天强调的“世界史学者必须首先是一个造诣高深的翻译家”[20]的觉悟是同样的道理。

重野理想中被选派去中国留学的学生学成回国之后，“入官校以正则教授中学以上的学生，和解汉文，以便变则以下者读诵，这样数十年之后，海内汉籍最终只有原本、和解这两种，所谓添髭加尾之书就可以绝迹了。”[21]重野的理想是否如愿实现了呢？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他讲演10年之后的1889年，东京大学成立了汉学科，以培养“新汉学者”为目标。再过了10年，即1899年，日本开始陆续往清朝派遣以汉学研究为目的的留学生，服部宇之吉（1867—1939）、狩野直喜（1868—1947）等均为一时之选。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他们一到北京，不久便遭遇了所谓的“北京笼城”之痛（“八国联军”入侵北京）。[22]时间又过了10年，期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不仅成为西洋列强中的一员，而且以东洋盟主自认。到1909年，《先哲遗著 汉籍国字解全书》和《汉文大系》先后开始由早稻田大学出版部和富山房发行，这两套“汉籍”丛书可以说是重野理想中的汉籍和解和原本的代表。[23]

服部宇之吉主持的《汉文大系》中的《十八史略》和《史记列传》都是重野写的解题。而且就是重野去世前的一个月，即1910年11月，他还为收入的《史记列传》编写了《史记年表》。町田三郎这样评价《汉文大系》意义：

《汉文大系》的出版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同一时期，有《汉籍国字解全书》（早稻田大学出版部）、《校注汉文丛书》（博文馆）、《汉文丛书》（有朋堂）、《和译汉文丛书》（玄黄社）、《汉文大成》（国民文库）等陆续出版，都是应时代需要的产物，其中即便有施以训点的，但是始终贯彻原注主义的，只有《汉文大系》。而且此后也没有《汉文大系》这种形式的丛书出版。[24]

《汉文大系》虽然贯彻“原注主义”，但是也不得不“添髭加尾”施以训点，以示“和训回环之读法”，可见训读已经无法与日本的汉学教育和研究相分离了。以重野对这套书的积极参与态度，可以推测他也对此无可奈何。根据服部宇之吉的回忆，他是“以培养汉文的常识为目的而编纂”这套《汉文大系》的，因为“日本过去虽然有《经典余师》，但过于浅显且选材范围狭小。而近期虽然有早稻田大学出版部的《汉籍国字解》，但以国字解作为教材使用则不合适。因此这里从经史子集中选择汉文注释书，以丛书的形式刊行，名之为《汉文大系》。应选书目的确定、句读、训点、栏外注等的负责人的选定都是我负责。”[25]就是说，《汉文大系》可以看作是作为一套重野心目中的“正则”汉文教育的教材来编纂的。或许是担心这样的教材曲高和寡，服部几乎同时参与监修一套《校注汉文丛书》，以供初学者使用，而且内容都是日本前代硕学苦心劳作而成的平易周详的国字解，当代知名学者对其加以缜密订正而成。书目除了增加一本《蒙求》外，经部的“四书”、《诗经》，子部的《七书》《近思录》，集部的《唐诗选》《三体诗》《古文真宝》，也都是《汉文大系》中的书目。

重野所提出的汉籍和解的代表性丛书，无论从规模和影响都要算早稻田大学出版部的《汉籍国字解全书》最大。当时对汉籍国字解的定位是在“高等学术的普及”上，将其当做“校外教育”的“讲义录”，[26]即课外辅导读物看待的。为何要重视汉学教育呢？他们认为“汉学教育之于日本不可或缺，不仅好比西洋之于希腊罗马，而且由于千余年来其文字用语，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的语言文字，其思想好尚已经牢牢地与我国国民性结合起来，形成了我国特有的文化。”而且汉文甚至成为日本的“第二国文”。[27]那么与各种汉文注释书相比有什么特点，其主眼何在呢？曰：

中国古典的长处在于活跃于富丽庄严的文辞间的伦理信念的高尚伟大。因此修汉文者，在可以娴熟于文辞以构筑各种学问的基础的同时，也可以使人格高洁。这岂不是在维持一世风教上、在矫正物质文明的余弊上，汉籍教育之所以切要之所在吗？

然而要发挥高尚伟大的伦理信念，使读者能够感化，著者自身不能没有热烈的信念。且不论文辞的解释，至于信念发挥这一点上，不能不说如今陆续出版的各类注释书甚为拙劣。而在汉学精神旺盛的时代，为燃烧的信念所感动而执笔的国字解著作，不能没有其热诚耀动于字里行间而给读者以魄力的气概。这就是当今不断出现的冷冷淡淡的注释书，远远不及过去国字解著作的原因。[28]

这种“复活古典教育”的“热情”，正是发行这套“先哲遗著 汉籍国字解全书”的主旨所在。该“全书”刊行后，重野对“国字解式的汉籍”在汉学日本化历史过程中的积极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