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起：“训读”论所开拓的新世界

2005年日本文部科学省通过了大型跨学科研究项目“东亚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以宁波为焦点的跨学科创新”。其研究成果已经以“东亚海域丛书”（汲古书院2010年开始出版，已出版12卷）和“划向东亚海域”丛书（东京大学出版会2013—2014年，共6卷）面世。这个项目（成果、初衷）有许多闪光之点，比如，力图克服所谓“一国史”观，将原来的以陆地为“国界”的纵向的历史叙述扭转为以“东亚海域”为平台的横向联系的历史知识发掘。这的确如是一次“崭新、果敢的挑战”。课题的设计者和一些参与者，当然不以发掘新的历史知识为满足，而是企图通过这个项目来改变读者的“世界观”。他们以什么方式、力图创造出一个怎样的世界呢？其手法或许很多，在我看来最引人注目，而且已经影响到国内学界的，莫过于所谓“训读”论所开拓的世界。

重新反思日本传统文化中“训读”这种接受中国典籍的手段或方式，近代以来，随着日本“国民国家”建设的需要，其得失利弊时常被论及。但是将训读论提升到“世界观”的层次来加以讨论，是上述项目的成果《训读论：东亚汉文世界与日本语》（2008年）及《续训读论：东亚汉文世界的形成》（2010年）两本论文集，[1]以及在此基础上面向一般读者改写而成的论集《以训读的眼光重新认识东亚》的目标所在。[2]2011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主办的“东亚中的日本文学：训读、翻案与翻译”国际研讨会，[3]或许可以视为日本学界的这种努力在中国的反响。而《日语学习与研究》2012年第2期推出的专栏“训读与东亚汉字文化圈”则为这种反响提供了可以广泛阅读的学术文本。中村春作和金文京两位上述“训读论”的代表人物都在此专栏亮相，分别发表了《“训读”论开拓的世界》和《东洋汉文训读起源与佛经汉译之关系——兼谈其相关语言观及世界观》，这两篇文章都是其各自相关代表作的浓缩或提要。[4]

简而言之，他们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一个什么“东亚世界”，“东亚世界”是随着汉文文化世界的展开而形成的。以作为文化翻译的“训读”为方法，旨在打破“汉字=中国这种自明的前提”，而通过对汉字文化的重新理解来将“东亚的国家相对化”。进而指出由于中国本身也存在多种语言，常常为异民族所统治，因此汉文训读问题在中国自身也存在，中国本身也是由汉字来统一那些曾经使用不同语言的国家而产生的。[5]以“训读”论为方法在使东亚国家相对化、特别是将中国相对化的同时，赋予“训读”论以普遍意义，即强调“训读”论不单是“日本独自的”技法，在东亚汉文世界的形成中具有普遍的意义，甚至不惜将中国人以现代汉语翻译古文也视为一种“训读现象”。这样“东亚世界”就由“汉字文化圈”变成了“训读文化圈”。上述项目负责人特别点出从894年遣唐使的废止到1894年甲午中日开战这1000年间，“尽管几乎没有正式的国交，但是进行了丰富多彩的交流活动，这些对于在日本创造所谓‘传统文化’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6]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训读”从产生到普遍化、制度化，甚至“身体化”而成为日本的“知识体系”和“教养”的基础。“训读”对于日本“传统文化”形成的意义，或者说“训读”本身的思想文化意义，在“训读”论者眼里，很明显，已经不单单是一个纯粹的学术世界中的问题，他们所力图开拓的世界，即“训读的文化圈”实际上是要重新强调汉字、汉文不仅是日语、日本文化的内在构成要素，而且在东亚各国语言文化中莫不如此。这样由“汉字直接或间接派生的各种各样的固有文字所成的文章，进而这些固有文字与汉文的混用文”，形成了作为“东亚文化圈的核心的汉文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已经不是“汉字文化圈”所能够涵盖，因此有必要以“汉文文化圈”或“训读文化圈”来打破“中国人提到汉字文化圈就总是容易认为周边民族使用自己的文字这种中国中心的认识”。[7]从思想史的深处发现汉文训读的背后隐藏着其作为日语的一种独立文体具有与汉文本文对等的地位的国家意识，可谓慧眼独具。进而强调甚至到现在日本学界中还依然存在着“亲中国革新派的直读”和“反中国保守派的训读”论者，[8]或许在无意之间已经给自己的研究涂上了一抹或明或暗的民族主义的色彩。对此我们也应该有清醒的认识。[9]

当然，“训读”论者提出了一些颇有启发性的问题，比如，中村春作提出“所谓‘汉文’获得公民权，而被广泛地学习，是在江户时代后半期以后，准确地说是明治时代之后的事。汉文的世界作为大众化的‘知识’而被身体化（即血肉化——引者）实际上是在19世纪。‘训读’就是与这种知识体制分不开的。”[10]明治时代，尽管出现了不少新制的汉字词汇，[11]但同时围绕汉字的兴废也展开了论争。明治时代的日本人是如何阅读汉籍的？汉学、汉籍的翻译在当时具有什么意义？这当然也不仅仅是个语言学的问题。[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