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头有一本日本学者编的《关于孔子〈论语〉的文献目录（单行本篇）》（濑尾邦雄编，2000年明治书院出版）。该书收录了自明治初年（1868）到2000年刊行的关于孔子、《论语》的著作，包括初版、改订、改版等。领域不限于学术研究，还涉及文学、戏曲。尽管这本目录还不全面，但是其所附录的著者索引中所列索引项目达900余项。

《论语》是被日本儒者奉为“最上至极”的“宇宙第一书”。由于其广泛的影响力，近代以来，《论语》一方面为引进西方近代学术方法作为文献批评材料被置之俎上，另一方面也仍然为儒学复兴者视为至宝。但是更多的是，日本人根据时代的需要而随意地将《论语》与政治、经济、宗教、军事、文艺等各个领域的现实状况结合起来，而读出各种五花八门的“心得”、作出甚至出人意外的“现代解释”，以此来对抗，但更多的是服务于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探讨《论语》与日本近代化的关系，并非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课题。

今年5月份，我曾向日本某大学中国学专业的一二年级新生介绍了《论语兵话》这本书。之所以选择这本未列入上述目录中的不起眼的著作为例，当时是觉得在日本的中国学界预感有“地盘下沉”的危机之际，有必要告诉青年一代弄清在某一历史时期，中国的古典与现实的结合可以到多么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这对于中国学的健康发展或有参考意义。因为这不是那次讲演的主题，所以没有对该书作过多的论述。

鉴于眼下国内各种《论语》心得流行，便不由得又翻开了这本七十多年前出版的《论语兵话》。一个日本军人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而作成的这本《论语》“心得”，也曾经在日本的现役军人中“流行一时”且被奉为“精神修养的宝器”，可是到现在似乎已经被历史无情地遗忘了。除了在日本的国会图书馆之外，别的地方都已经很难找到了。我因为近年来一直关注与《论语》相关的历史资料，也是在东京神保町的旧书展上偶然才碰到这本书的。

在历史研究者看来，各种远近“流行”或者并不怎么流行之事，即便如昙花一现，既然开放出来，其中就一定有不仅属于它个体成长，同时也折射着社会历史一隅的“美丽价值”；即便如同昨日打湿过大地的雨点，或稀疏，或密集，也一定可以从它们所留下的印迹里寻演出与明天的风云变幻之间的某种关系。

《论语兵话》（1930年军事学指针社、菊地屋书店出版）的作者西川虎次郎（1867—1944），是日本的陆军中将，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曾率师于1920年1月“出征”西伯利亚，任第十三师团长，其活动在他所著的《西伯利出征私史》（1925年）中有详细记录。据作者在军营中所写的《论语兵话》的序言（1920年3月，序二）记载，在起稿后一个半月仅仅完成其四分之一的时候，奉命派遣到西伯利亚，是在战场上利用公务之余暇完成的。他说当时没有任何参考资料，只不过是记述自己浅薄的经验而已。

对于写作《论语兵话》的起因，作者在执笔之初的1919年12月所写的序（序一）中说，当时是为了消遣而一时兴起，想将《论语》作军事方面的解释。对这种想法，他并不是没有顾虑。他说，《论语》不用说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记述孔子教导其门人之事。附之以军事上的解释，明显地不是孔子的本意。比如魏灵公向孔子问战法时，孔子就不对而去。这样的话，将《论语》作军事上的解释，他一方面很有成了孔子的罪人之感；同时他又为自己辩解说，著书立言，有必要考虑到时间、处所和地位，孔子生于战国，所以希望社会安宁、天下和平，反对军事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孔子生于武王的时代，可能会随着武王去伐纣。他的理由是《论语》“述而篇”有这样的记载：“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说明孔子并不否认“三军之武事”。还有在“子路篇”中孔子有“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的言论。此外，还以王阳明于战阵之中讲授孔学并不违反孔子之意为由，认为“将《论语》作军事上的解释、使军事道德化，毋宁可以说是将儒学的宣传作多方面的扩展。”

该书的内容，是作者摘出《论语》中的部分言论，加以训读，然后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加以注解。他觉得对这本主要在战场上执笔而成的书稿，原原本本地不加任何修改而出版，更有意义（序三）。如果说《论语》中的一些教导，在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原则上还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的话，那么将孔子教导门人的言论运用到军队教育、士兵教育上，自然也不失为一种活用。如果由此而培养出一批“儒将”或“仁义之师”来，不仅无可厚非，甚至应该说是功德无量的事。

《论语兵话》的重点的确是在论述作者对军队教育、士兵教育方面的意见。如他所指出的那样，他对《论语》的解释也不外乎是以自己当时的程度来推测、解释圣人。他是以武士，甚至强调“以国士自任”来实施其教育的。具体而言，他当时是作为日本派遣去干涉俄国革命的帝国主义军队的高级指挥官，即第十三师团长。书稿完成之后曾经复写若干部颁发给部下，强调“军队就是家庭组织”、“生死与共就是最亲的兄弟”，以此磨砺和稳定军心，最终目的在于希望“克敌制胜”以“酬皇国之鸿恩于一端”。

“学而篇”中有“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对此他解释说，千乘之国为大诸侯，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师团长。师团长统帅师团，第一要慎己，以敬和信来处理一切事务。处理内务要以真爱来对待部下，不可陷于姑息之爱。而使用部下之道，平时与战时要有所不同。在平时要由易到难，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要锻炼能够忍耐的心性。而到战场上，则要尽可能爱惜他们，注意让他们生活愉快。若一旦有必要极度使用，如使其不吃不眠，也要加以鞭挞。这实际上是将来致胜之本。如果此时在使用上犹豫的话，则会导致攻而不拔、追而不及。

除了这样以身作则之外，他极力批判个人主义思想，认为这与军人所崇尚的武士道是背道而驰的，所以特别强调在军队中尽力于“义心教育”，这是最重要的精神教育。而生死观是精神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他反复说明在战场上，生死实际上是想象之外，不是人力所可以左右的。因此为了安心地从事战斗，必须要超然于生死之外。如他借“先进篇”中孔子之言“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加以发挥，来举例说明对于军人来说生死观之最为重要。他说，扇子在夏天有很大作用，但是扇子的本来面目是竹子和纸，但是拿一束竹子和一张纸来，谁也不会将其称为扇子。只有将其按照扇子的形式组合张贴才叫扇子，从而可以发挥扇子的作用。既然是组合张贴而成，那么什么时候回到原来的竹子和纸的形态也是当然之理。其理，天下万物都一样。生物是由木火金土水组合而成，根据其配合而成为狗、成为猫，继而成为人，如果一旦解体，都又归于木火金土水。如果明白这个道理，扇子在秋天被舍弃也不应该生气；弄坏了成为零散的竹子和纸，也不该有怨气。只要在是扇子的形状的时候，尽到扇子的本分而送来清风便可以了。以上不过道理上是如此，即便明白其道理，也不等于达到了其境界。为了达到其境界需要不断地修养。这恐怕是我们终生一日不可废的大学问。只要能够有这种修养，就可以超越于生死之外，一旦开赴战场就能够充分地发挥作用。

他还现身说法，用忍耐来解释“仁”。如对“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他说，军人在战场上不能不立于枪林弹雨之下，此时如果“气海丹田之力”松弛的话，就决不能战斗。战争不是好玩的事，谁都会觉得害怕。勇敢与怯弱的区别就在于能否忍耐。他直言自己虽然军旅生涯三十余年，但是也做不到若无其事地往返于战场。因此他的经验是只能锻炼自己的忍耐力，即所谓气海丹田之力。而且强调这种实验和锻炼仅仅在战场是不行的，平素不进行修养的话，弹丸之音飕飕而过的话，“脐下之力”就会在不知不觉间遗漏无余。

《论语兵话》不仅仅是讲个人修养问题，也论及国家政策及战争名义。如“颜渊篇”中有“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他就联系到当时食物不足的问题，认为要奖励新开垦、新移民，鼓励人们到满蒙、西伯利亚去，到北海道、桦太去。关于军费的问题，他说要根据与邻国的关系，而必须将国费的大部分用于军事费，而且要研究以尽量少的经费进行多的兵备。他举例说，为了战时征用而使之制造枪炮弹药，平时就要给予这样的工厂以补助，在经济上可以一举两得。万事以此主义来实施，他称之为军国主义，即在经济上作军备，使国家的各种设施给军事提供方便。这样有必要从各个方面研究使兵备充足，使国家的防卫完备。“子路篇”中有“正名”之说，对此他解释说，关系到一国兴废的战争，其名不正，决不能得到良好的结果。如果名正，则敌国的国民也会同情我方，因此敌忾心变得薄弱。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名义皆为正者，所以议会一致确定预算是理所当然的。日德战争其名也并非不正，履行了日英同盟的义务。如果不在正确的名义下开战就得不到天下亿兆的同情。他的军国主义的国策论当然主要是就操作层面而论，而他力图为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正名，也并不从普遍的道义上来论其正邪，这些都不过是出于其自卖自夸的“使军事道德化”的先入之见。

当然该书中也有完全脱离修养论而专从军事即破敌而言者。如对“述而篇”中的“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的借题发挥便是。他认为这在军事上是“最必要的事”。众所周知，化学武器已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使用。他认为将理化学大大地利用到对敌行动上，其研究的范围很广泛。而且将来的战争中这样的设施会越来越多。他对于这种将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巧妙地实施应用到战争中”的做法是持肯定态度的。也就是说只要达到制胜的目的，是可以不择手段的。可见其所谓“道德化”的“伪善性”。

《论语兵话》的出版得到了当时军界要人的大力支持。白川义则（1868—1932），陆军大将，曾任关东军司令官，1927年田中义一内阁时任陆军大臣，因为对关东军阴谋炸死张作霖事件处理不力，而导致田中内阁总辞职。后来于1932年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停战之后被朝鲜人炸伤而死。为该书题字“其致一也”。武藤信义（1868—1933），陆军大将，曾任关东军司令官，1927年任教育总监。后来，为《日满议定书》的缔结、“满洲国”的建立煞费苦心，被授予“元帅”称号后不久去世。为该书题字“文武一如”。当然其所“致”与所“如”，在他们都是心照不宣的。

这样的《论语》心得，在近代以来的日本并不是多么新鲜的事。1935年北村佳逸出版了《孔子教的战争理论》（南郊社）一书，将“孔子”完全打扮成了一个军事理论家，无非也都是为了适应那个时代的需要。此外，在经济方面，涩泽荣一的“右手拿算盘、左手拿《论语》”以发展实业的“论语算盘说”早已经众所周知，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关于经营与《论语》、人生与《论语》的心得读本不胜枚举。文学家、法学家、企业家、记者、学者、政客等等，借《论语》以抒怀、叹世而留下“心得”者，数不胜数。如在《论语兵话》出版的同时，曾任警视总监的赤池浓（1879—1945）所著的《从政教看论语新解释》也由早稻田大学出版社出版。而1993年现役警察清水熙康所著的《论语与警察》（展转社）也抱着“想将《论语》在警察中复活”的想法。

《论语》还是那本《论语》，但是时代不一样了，同样是军人、警察，其心得自然也会不一样了。而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来阅读这些心得。这些心得，虽然很难进入学院派的经典解释史的视野，但是，哪怕它们是对古典的“滥用”，在社会思想史领域也都是非常有用的素材。如果以《论语》为例，研究中国的古典是如何融入日本社会的各行各业中去的，在各个时代有什么不同的特征，那么如此种种“滥用”，不仅是日本社会思想的写照，也是研究中国学或中国的古典如何被“日本化”的珍贵资料。这样看来，对于所谓“滥用”与“中国学的健康发展”还不宜做过于简单化的理解。而相对于日本学者所感到的其“中国学地盘下沉”的危机，在中国学的故乡，我们的“国学”则似乎呈现一片日趋繁盛并有延及海外之势。我们如何来看待自己的“滥用”与“健康发展”，无疑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原载于《读书》200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