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藤湖南与中国文人的交往，陶德民、钱婉约等学者已经作了许多调查研究。陶德民编著的《内藤湖南与清人书画——关西大学图书馆内藤文库藏品集》为研究内藤湖南与中国文人的交往，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线索。其中收录了王闿运和叶德辉为内藤湖南写的诗翰和条幅，并对此作了详细的注解。其中提到：

内藤（湖南）在辛亥革命前后，一时对“湖南的朴学”，特别是王闿运、叶德辉的学问非常关心。对王闿运的《湘军志》，盛赞“其文之妙，可以说五百年无此手笔”（1908年12月11日致稻叶岩吉书简，《内藤湖南全集》第14卷，第457页）。“王闿运的文集也阅览了，自选体入西汉者，兼得贾谊与司马迁之神貌。规模亦大于汪中等，确乎为清朝第一”（1909年6月2日致稻叶岩吉书简，《内藤湖南全集》第14卷，第462页）。“最近京都流行王闿运的诗文集，其文集俨然与西汉无异”（1909年7月10日致稻叶岩吉书简，《内藤湖南全集》第14卷，第463—464页）。因而在1910年通过叶德辉的门人、在长沙的松崎鹤雄，购买了王、叶两人的书籍（7月25日、11月21日，1911年7月27日、8月1日致松崎鹤雄书简，《内藤湖南全集》第14卷，第474、480、483、484页）。而且从水野梅晓那里得到“王闿运、王先谦等的照片”（1911年7月1日致稻叶岩吉书简，《内藤湖南全集》第14卷，第482页）。内藤湖南与王闿运、叶德辉均未曾见过面，其交流都是通过水野梅晓、松崎鹤雄等进行的。[12]

详细查看当时内藤湖南给松崎鹤雄的书信，可以看到他对购读湘学者著作的热心。在1911年7月27日的信中，他说：“此前寄来的王氏《盐铁论校勘记》已经收到。皮鹿门的著作一共有多少还不清楚，且寄上金拾元，请全部购入。如果钱不够的话，请找新领事大河平君帮忙。王闿运的《离骚注》、叶德辉的各种刻书，也无论如何请帮我想办法买到。”[13]8月1日的信中又说：“收到三个小包，叶氏丛书六十二册及皮鹿门著作十九册到手了，非常感谢，无以言表。皮鹿门的公羊学非常有意思，可谓此学之最新派。其残本也全部购入。……再寄上金拾元，其残部各书即：《今文尚书疏证》《汉碑徵经》《孝经郑注疏》《春秋讲义》《师伏堂骈文诗》。此外王壬秋的《离骚注》等得再麻烦您，如果钱不够的话，如前所述，请先找大河平领事帮忙。……湖南朴学之考究，最近非常感兴趣，想尽力进行彻底的研究。”[14]1913年2月25日致稻叶岩吉书简中说：“自文求堂得到的《圣武记》的确是第一版，这样，一二三版（第三版有两种）总算收齐了，每一版都有不同之点，初版也不能放弃。”[15]到1917年10月20日，又在致松崎鹤雄书简中说：“曾请久原氏探检员吉村平造氏物色皮鹿门诗文集，很快即蒙惠赠，此后又惠赠叶焕彬《六书古微》。每承厚意，感激不尽。……想游览湖南，通过您的介绍而交接名流，此愿未成，非常遗憾。”[16]可见内藤湖南在1910年代对魏源、王闿运、叶德辉、皮锡瑞等湘学者的著作一直都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这时，内藤湖南对湘学即湖南学派的总体特征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1911年8月8日他在广岛所作的演讲《支那学问的近况》中，对中国近三百年来学问的迅速发展表示肯定，认为当时日本的汉学要比中国相差一百年。[17]他列了一张表，将中国的学问分为以下几个学派：浙西学派（其中有吴派、皖派之别）、浙东学派、常州学派（公羊学）、颜李学派、湖南学派。湖南学派列有王夫之、曾国藩的名字，而将魏源、王闿运、皮锡瑞的名字列在常州学派中。对湖南学派，他评价说：“它虽然没有整然成为学派的形式，但是在湖南长沙，自明末至清初，有王夫之这一学者在。此人之学问虽一时失传而没有流行，但在曾国藩平定长发贼之乱、湖南的人物建成大业以来，此前就有兴隆之兆的湖南的学问，得到很大的发展。湖南人的思想中自然融入了乡贤王夫之的学风。曾国藩之后，湖南学者中有王闿运、王先谦等非常有名的人物，他们都没有不尊重王夫之的。因而王夫之的学派有望渐渐成为一个有力的学派。”[18]

《内藤湖南全集》第14卷收录有他代大谷光瑞写给瞿鸿禨[19]的一封信《与善化瞿尚书 代大谷伯光瑞》，在关西大学的内藤文库中可以找到此书信的第一稿?、第二稿?、第三稿?和最终稿?四种材料。其中提到：“某（?—?“瑞”）闻湖南之地，山川绮（?—?“纷”）错，土厚民健，近年以来，曾左诸公文武全才既振于前，纫秋益吾（?—?“益吾”之后皆有“奂彬”）[20]数子鹰扬联騼以迄于今，而阁下亦复居之，高视超举，声疾闻远，曷恤其人之弗兴起？异日重建鸿业而集大功（??为“集大功而建鸿业”），接踵咸同者，果复在湘中子弟，则（?—?为“安知不复在湘中子弟哉，其亦”）阁下诸人之流泽深矣。”[21]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看出内藤湖南对湘学发展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