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界对内藤湖南的研究在20世纪还只是局限于个别学者的“断片心得”，[1]进入21世纪以来，以钱婉约所著《内藤湖南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的出版为标志，[2]此后，内藤湖南的主要著作陆续被翻译为中文出版，[3]各种研究论文也逐渐增多，而且日本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也很快被翻译介绍到中国。[4]

近年来中国学界对内藤湖南的研究，有两种明显的倾向值得注意。其一，随着中日学术交流的发展，一些学者在日本留学并学成回国，其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都深受日本学界的影响，对研究对象和日本学界的观点表现出极力推崇和全面认同。在内藤湖南研究上，《内藤湖南的世界》中译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书作者都是“对内藤先生的学问怀有深厚的敬意”的“内藤湖南研究会”成员，而该书的翻译者，如谷川道雄在该书的《中文版序》中所言，“都是内藤湖南始创之京都学派影响下的研究者”。翻译者之一的胡宝华撰文介绍该书，特别对战后日本学界批判内藤湖南“支那论”以及该书中的谷川道雄对这些批判的反批判即《关于战后的内藤湖南批判》一文作了详细介绍，在特别指出谷川认为战后对内藤湖南的批评多“是一种偏颇的皮相之谈”，指出“谷川认为把内藤看作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代言人是不恰当的”这些观点之后，强调该书的出版是“‘叫真儿’的学术环境下的必然产物”、“内藤史学的方法论对于21世纪的史学研究仍然具有积极的作用”等。[5]而谷川道雄特意为该书的中译本写有《中文版序》，强调内藤湖南中国史论的独创性源于其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评价，指出因为“出于这种立场，他的建议有时也会成为对中国的某种忠告，按今天的眼光来看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对中国不利的言论。”[6]极力为内藤湖南当时的“不利的言论”进行“辩护”。

与此相对应，另一种倾向是将内藤湖南的中国观作为日本法西斯主义侵华“罪恶的思想种子”进行严厉的批判，杨栋梁的《民国初期内藤湖南的“支那论”辨析》一文可以说是其代表。该文认为“民族分裂”“国际管理”“放弃国防”以及由“异族刺激”“文化中心移动”“经济开发”等论点支撑的日本对华使命论，构成了内藤湖南“支那论”的核心框架。强调不仅蔑视中国，而且从整体上低估中华民族能力和潜力、为日本等列强的殖民政策张目，是内藤“支那论”的显著特点和致命缺陷。该文的结尾写道：“内藤湖南本是造诣深厚的汉学家，但是当他堕落为战前日本侵华‘国策’的‘智囊’后，其学者应有的良知已为狭隘的民族私利所吞噬，丰富的‘知识’则变成了对华扩张有理的诠释。作为战前日本的‘大学者’，内藤的对华认识和主张对日本政府及民众产生的‘大影响’是负面的，其深刻教训值得思考。”[7]这种批判无疑击中了内藤湖南相关言论的软肋，但是如果能够理清内藤湖南的这些“负面的”言论与“内藤史学”整体的内在关联，批评也许会更有说服力。而在这方面，增渊龙夫以及陶德民的相关论述[8]对于我们今天思考这一问题，显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选择《内藤湖南与“湘学”》这一题目，不仅出于本人对“近代湘学与日本”这一研究领域的关心，[9]也是考虑到作为“湘学”之本的“湖湘学”是宋明理学中的一个派别，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其内涵也有所不同，宽泛地说，可以包括湘中之学与湘人之学。它既是湖南这一地方的乡土之学，也包括出生在湖南、受到湖南乡土之学影响而成就的学问。[10]而内藤湖南虽然是日本“京都支那学”的奠基者，同时也可以将其学问置于日本传统汉学中的折衷学派的系谱中。[11]因此，我想研究内藤湖南与湘学的关系，不仅可以深化对内藤湖南的认识，包括他的交往及其对学问形成的影响；也对我们重新认识湘学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