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追悼录》中就已经有人提出：“后来的研究内藤湖南的人，还需要从其既刊的著作论文之外去寻求先生之伟大。”[39]所谓“既刊的著作论文之外”，不仅包括内藤湖南的生平与学术背景，也包括他广泛的交友与社会、学术活动，还有当时的时代氛围以及他的个性等等。《追悼录》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内藤湖南提供了“其既刊的著作论文之外”的丰富、鲜活的感性材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当然，像所有的史料都需要甄别辨析一样，这些感性材料，也不例外。

作为大学教授、作为“人师”的内藤湖南的典范意义，在《追悼录》中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即便在今天，也同样值得我们学习。“《支那论》《新支那论》这些与教室里的先生几乎无缘的著述”，既是内藤湖南“代中国人为中国思考”，也是他代日本官方为日本的将来思考的结晶，都是作为“国师”的内藤湖南的经世意识的表现。经过一个世纪的历史变迁，其时代意义也逐渐明显。内藤湖南曾对武内义雄说：要“把思想看成发展的东西。在思考文献不足胜的古代文化时，一定要对思想的发展找出一个规范。加上的法则即是其规范。”并强调：“做考证学，也需要读朱子的语类。朱子虽尚未能进行充分的考证，在应对古书时，尚未读古书，已经具备了力彻纸背的眼光。考证家如果能够很好地利用这一点的话，确乎可以凌驾前人。”[40]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在学问的方法和实践中，既重视史料、考证的重要性，同时也能够注意到其局限性，以力透纸背的眼光发现“在考证之上，比考证更高的东西”，即力图找出历史发展的“规范”，这不仅是“内藤史学”的宝贵精神遗产，也是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学问之道。

当时还是燕京大学历史系本科生的周一良，在读了刊有此《追悼录》的1934年7月号《支那学》之后，随即写了一篇《日本内藤湖南先生在中国史学上之贡献——〈研几小录〉及〈读史丛录〉提要》，该文刊登在两个月后，即9月份出版的燕京大学历史学会编《史学年报》第2卷第1号上。十年前王国维在给内藤湖南的信中说：“先生大著多以贵邦文字书之，若能将重要者译成汉文，都为一集，尤所盼祷也。”[41]周一良的文章是比较全面地向中国学界评介内藤湖南中国史研究成果之开始。他将《研几小录》与《读史丛录》中的相关文章分为“中国古代史”“清初史地”“其他时代”“史料之介绍”四个方面，择其要者加以评介，并将《追悼录》中所载《内藤湖南先生著述目录》“附于篇末，以供稽考探索”。[42]该文将内藤湖南的时事之论与史学研究分开，指出“其初期著述偏重于论列中国时事，富有宣传性质。如《清朝衰亡论》《支那论》《新支那论》诸书，固不无针砭得当处；然究其用意，则在导谕日本人士以常识，作来华之基础，迥不足与言学术。”而对其中国史学的学术研究中，他认为内藤湖南“最致力于中国上古史及清初史地”，在上古史方面，“虽罕积极之结论，然所持治古史之态度方法至为周密合理，与我国近年学风颇有不谋而合者。”[43]而“考其所以致意清初史地之由来，仍不外日人经营我东三省政策之一面”，周一良联系内藤服膺杜佑（735—812，字君卿）并为天皇进讲过《通典》章节，接着对内藤湖南的这种“用意”，不无揶揄而又意味深长地感叹：“探讨我东北史地，不遗余力者，斯又君卿述作之征诸人事，施于有政，以经邦致用为根柢之意欤。”[44]周一良在评介内藤史学时所表现出的这种大气与包容，当然源于其学养与自信，而这种学养与自信的养成，除了其家学渊源之外，也得益于他身边邓之诚、洪业、顾颉刚、钱穆这些名师和“风义平生师友间”的谭其骧等学风的熏陶。

内藤湖南去世已经八十年了，随着国内对内藤著作翻译和研究的不断推进，有鉴于眼下世风学风，为了避免对内藤其人其学理解的片面化，重读此《追悼录》和周一良先生当时的评介，不胜感慨系之。

（原载于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1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注释

[1]据统计，内藤湖南去世后不久，除《支那学》之外，还有《旭水会志》《书艺》《怀德》《歴史と地理》等七种杂志刊出了追悼专号或追悼录。见砺波护：《内藤湖南》，砺波护、藤井让治编《京大東洋学の百年》，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2年，第63页。

[2]以上作者中，江上波夫编的《東洋学の系譜》（大修馆书店1992年）中收入狩野直喜（1868—1947）、新城新藏（1873—1938）、铃木虎雄（1878—1963）、羽田亨（1882—1955）、武内义雄（1886—1966）、青木正儿（1887—1964），其所编《東洋学の系譜[第2集]》（大修馆书店1994年）中收入小岛祐马（1881—1966）、石滨纯太郎（1888—1968）、梅原末治（1893—1983）、仓石武四郎（1897—1975）、神田喜一郎（1899—1984）。其他六人冈崎文夫（1888—1950）、丹羽正义（?—?）、松浦嘉三郎（1896—1945）、那波利贞（1890—1970）、小川琢治（1870—1941）、本田成之（1882—1945）亦为一时之选，未列入上述著作中。

[3]《追悼录》，第1页。

[4]《追悼录》，第50—51页。

[5]京都大学文学部：《京都大学文学部五十年史》，1956年，第159页。

[6]1901年内藤湖南在《大阪朝日新闻》上发表《京都大学与朴学之士》（8月14、15日，《内藤湖南全集》第3卷，第271—275页），他认为在新时代，培养朴学之士是京都大学的天职。他希望京都大学的教授“保持朴学钻研之风，摆脱考证烦琐之弊，自文明之批评、社会之改造起见，如果能够发扬古来关西学者所特有的宁固勿杂、宁峻勿泛的学风，那么世人所期待的新思想，或将出自此间，亦未可知。”甚至将“京都大学学风的倾向”提高到“关系我邦学者品味问题”的高度。

[7]《追悼录》，第30页。

[8]王伯厚（1223—1296）即王应麟，字伯厚、号深宁。学术上“私淑东莱”（《宋元学案》卷十八），兼绍朱、陆，旁逮永嘉之学。对天文地理、经史百家均有研究考证，开清初考据学之先河。著作有《困学纪闻》《玉海》《论语孟子考异》《汉制考》《六经天文编》《通鉴地理通释》《深宁集》等三十余种。——据《中国历史大辞典》“王应麟”条目。

[9]《追悼录》，第31页。

[10]《追悼录》，第32页。

[11]参见小岛祐马：《開設当時の支那学の教授たち》，载京都大学文学部：《京都大学文学部五十年史》，1956年，第435—437页。

[12]《追悼录》，冈崎文夫，第33页。

[13]《追悼录》，青木正儿，第39页。

[14]《追悼录》，松浦嘉三郎，第46页。

[15]《追悼录》，冈崎文夫，第35页。

[16]《追悼录》，本田成之，第72页。

[17]参见陶德民编著：《内藤湖南と清人書画—関西大学図書館内藤文庫所蔵品集—》，大阪：関西大学出版部，2009年。陶德民编：《大正癸丑蘭亭会への懐古と継承―関西大学図書館内藤文庫所蔵品を中心に―》，大阪：関西大学出版部，2013年。

[18]《追悼录》，本田成之，第72页。

[19]《追悼录》，松浦嘉三郎，第47—48页。

[20]《追悼录》，那波利贞，第58—60页。

[21]《追悼录》，神田喜一郎，第78—79页。

[22]《追悼录》，小川琢治，第70页。

[23]《追悼录》，武内义雄，第75页。

[24]参见内藤湖南等著，钱婉约、宋炎辑译：《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中华书局，2006年。钱婉约：《内藤湖南奉天访书及其学术意义》，《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第六辑，中华书局，2008年。

[25]《追悼录》，羽田亨，第84页。

[26]《追悼录》，小岛祐马，第89页。

[27]《追悼录》，青木正儿，第38—39页。

[28]钱婉约：《董康与内藤湖南的书缘情谊》，《中华读书报》2012年4月18日。

[29]寺内正毅（1852—1919）于1916年10月—1918年9月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

[30]《追悼录》，松浦嘉三郎，第51页。

[31]《追悼录》，冈崎文夫，第35—36页。

[32]参见杨栋梁：《民国初期内藤湖南的“支那论”辨析》，《南开学报》2012年第1期。实际上，1960年宫崎市定在谈到其师内藤湖南时就已经指出：“到最后还对现实的政治抱有兴趣，这恐怕也是利害参半的事。”他特别强调：“这一点对我们这些不及先生（内藤）才识的后生而言，是必须认真反省的。”（《京大学园新闻》1960年5月9日“师”栏，引自《宫崎市定全集》第24卷，岩波书店，1994年，第233页。）明确批评“过深介入政治”是内藤学问的局限性之一。（同上，《宫崎市定全集》第24卷，第248页。）

[33]西田直二郎（1886—1964），文化史学家。1910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国史学科，1919年任该校副教授，1924—1946年任教授。主要著作有《日本文化史序说》（1932年）、《京都史迹之研究》（1961年）、《日本文化史论考》（1963年）等。

[34]谷本富（1867—1946），日本近代的教育家。时任京都帝国大学教育学教授法讲座教授。明治20年代介绍德国的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1776—1841）学派的教育学，著有《科学的教育学讲义》《实用教育学及教授法》。后来主张新教育，即强调个别教育，且重视道德教育、宗教教育。到1913年因京都大学的“泽柳事件”辞职，在京大任教九年间，其主要研究成果结集为《大学讲义全集》出版。参见京都大学文学部：《京都大学文学部五十年史》，1956年，第268—269页。

[35]西田直二郎：《史学科創設のころの歴史学を思う》，京都大学文学部：《京都大学文学部五十年史》，1956年，第462—463页。

[36]《追悼录》，丹羽正义，第40页。

[37]《追悼录》，松浦嘉三郎，第46—47页。

[38]《追悼录》，武内义雄，第73—74页。

[39]《追悼录》，松浦嘉三郎，第52页。

[40]《追悼录》，武内义雄，第77页。

[41]王国维：《致内藤虎次郎 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日》，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十五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88页。

[42]周一良：《日本内藤湖南先生在中国史学上之贡献——〈研几小录〉及〈读史丛录〉提要》（燕京大学历史学会编《史学年报》第2卷第1号，1934年9月），《周一良集》第4卷，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70页。

[43]同上，《周一良集》第4卷，第476页。又说：“诸篇结论，自今观之，容有待商榷者，然先生治学之途径与态度，这永足为吾人楷模也。”同上，第470页。

[44]《周一良集》第4卷，第4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