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狩野直喜眼中的内藤湖南

从《追悼录》中狩野直喜的纪念文章来看，首先，狩野是把内藤作为值得敬佩的知己来看的。他说：

“京都文科大学成立于明治三十九年。此前不久，君于《朝日新闻》社论栏目在《朴学论》[6]的标题下，强调学问的研究必须讲求科学、实事求是。京都大学如果设立文科，希望其学问的研究以此为方针推进。我视此为知己之言，非常敬服。”[7]

其次，狩野在评价其学问时，将内藤比作宋代的王应麟一样的人物，对其学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为非常博闻强记、透彻明敏之人，不仅在专业的史学领域，还是在经学、词章、书画鉴赏方面，而且还擅长书法，众所周知，在中国来说的话，可以说是如宋代王伯厚[8]那样的人物。而且，其学问不单单局限于明白事物。而且其中有一贯的主张。决非杂学者。种种知识皆为专门之史学所活用，闻君晚年讲中国之史学史，此等如往昔所谓汉学者流仅读史类之书，以此为基础而研究中国史者所不能为。如君之有博大学问之人方有可能。此乃他们所难以企及，亦不易模仿之处也。”[9]

而对于内藤湖南成就学问之途径，狩野认为内藤虽然不是出自正统的官学之途，但也正是其新闻记者的特殊经历，成就了他“博大的学问”，为他增加了光彩，而这也正是常人难以模仿的所在。他这样写道：

“内藤君曾对我说：‘自己自年轻时开始做新闻记者，未走普通官学之途。因此读了些没用的闲书，这些在今天看来似乎也发挥了某些作用。’普通学历者，从学生时开始就没有机会读闲书，很快成了专家，更没有空去读闲书了。内藤君长期在新闻界，没有很快成为职业的专家，有读闲书的自由。这样读闲书而积累各方面的知识，等到进入大学，这些知识为君史学上活用。当然此活用也只有内藤君这样的人才可能。像内藤君这样的人，对像我们这样走官学之途的人而言，也是了不起的学者。从另一面来看，经历这种不规则的途径，更是给了他增加光彩的机会。这只有内藤君能够做到，常人到底模仿不来。”[10]

狩野直喜与内藤湖南同为“京都支那学”的奠基者，他们学问的相通、相似之处，如文史哲的贯通、重视考证而强调实事求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同情的理解等方面，早已经为其后学所道破。[11]而他们为人为学的各自特色，则有待进一步研究。

2.生活中的内藤湖南

因为《追悼录》中的作者都是与内藤湖南有亲密接触的知友门下，因此，他们所看到的内藤湖南的各个侧面，特别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相关细节，对于我们重新认识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可以增加许多鲜活的感性材料。

比如，从体态特征看，内藤在学生的眼里“短躯肥满”“疏髯”，走路稍微低头。[12]在作息时间方面，内藤湖南常常是彻夜读书、鸡叫了才睡觉，起床晚。上课一般安排在10点钟开始。这样也常常迟到。特别喜欢泡澡，而且泡的时间很长，也不搓洗，只是泡着不时地拨弄池中的热水，这样来给自己解乏。[13]

作为教师，与学生交流是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一环，内藤湖南也是如此。因为其名声与社会地位，日常各种访客不断，可以想见。为了与学生交流，他一周专门抽出一天时间（星期五）闭门谢客，只接待学生。而且是在晚上，话题从具体的解惑答疑，到各种书籍的解说，甚至历史观、人生观，经常谈到深夜十一二点，使学生感到“学问的无限乐趣”。[14]即便在平时，在与学生交流时，往往也是不愿为访客打断而任其在门外久等。其来访的客人中往往有商贾名流，穿着粗布服装的学生，想要给穿着华丽的来客让座，也多被制止，因此使学生感叹这样的先生真是“爱学士胜于爱商人”。[15]

内藤湖南对佛学的兴趣，曾经因为富永仲基的《出定后语》而在学问上大受启发。到晚年，又对佛学感兴趣了，发现了神会大师的著作，劝学生阅读。而且对《观无量寿经》有一大创见，但最终未见发表。[16]内藤晚年对佛教的兴趣，是学问上的关心，还是信仰上的关心，尚有待研究。

内藤湖南不仅对书画颇有研究，著有《中国绘画史》，而且自身的书法造诣也有相当高的水平。他不喜欢当时流行的北碑而喜好王羲之等南帖，其书画鉴赏水平也很出色。[17]这些对他而言，均为一种文人的修养。他并不崇尚职业的书家或画工，因此尽管富冈铁斋和狩野直喜都劝本田成之以画技作为立身之本，内藤湖南却并不赞成。[18]

在日常的待人接物中，前文提到内藤“平生接人宽和，未曾言人之短”。他遇事沉着而不慌乱，不纠结于他人的瑕疵而是看到其长处并加以提携帮助，甚至被说成“清浊并吞”。据松浦嘉三郎说，他听过内藤湖南骂人时用的最狠的话是：“那是毫不讲理的蠢物。”所谓蠢物并不是说人愚钝，而是指“没有自知之明而自命不凡的人。”[19]

3.书痴

内藤湖南的恭仁山庄现在还挂着林则徐的“拓室因添善本书”的字幅。恭仁山庄所藏善本，由杏雨书屋编的《新修恭仁山庄善本书影》（武田科学振兴财团1985年发行）可见一斑。

内藤湖南与书（古籍）的故事，是《追悼录》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话题。除了羽田亨撰文专门谈“作为史料搜集家的内藤湖南”之外，那波利贞、小川琢治、武内义雄、青木正儿、神田喜一郎、仓石武四郎等，所谈皆无不与书籍、史料有关。

内藤的学生那波利贞是那波活所（1595—1648，江户初期儒者）第十世孙，他与内藤直接相识，是在1909年8月中旬。当时刚任京都大学讲师的内藤，到德岛出席加藤清正三百年祭的纪念讲演会，听说那波家族藏有活所以来所搜集的许多汉籍，便特意到那波家里探访。那一年那波利贞19岁，后来考入京都大学随内藤学东洋史，的确是缘分不浅。[20]神田喜一郎初识内藤也是内藤到神田家来借印其祖父神田香岩（1853—1918）所藏的唐抄本《翰林学士集》断简。[21]而小川琢治所述内藤来访，灯下展读宋人《辋川图》（王维晚年居辋川时所画）摹本的情景很有意思，从晚上9点观赏到11点，从“皇姊图书”的藏书印研究该书收藏的经纬，从岩石的描法考察宋代皴法发明之前古法之遗存，等等，意犹未尽，还借回去观看。[22]

以书会友，不仅书在哪里便访到哪里，知友门下来了，也常常以共享最近获得的图书为乐，一一说明其价值所在，这对学生而言，不仅可以培养古籍的知识，而且对文献的选定鉴别，也是历史研究的一项基本功。[23]平时内藤湖南在家里或讲台上，慢条斯理或不修边幅，看上去无精打采的样子，如在家里袜子的纽扣也懒得扣，就任其耷拉着。但是一到搜集史料的时候，便聚精会神、不辞辛苦，像是换了一个人。羽田亨的文章这样开篇，专门讲述了1912年4月初奉命协助内藤在奉天拍摄《满文老档》及《五体清文鉴》的情况，其中的一些细节可以补内藤自身所述该事件的不足。[24]如一天羽田感冒了，内藤就亲自接替其暗室冲洗胶片的工作，累得腰酸背痛。一天要拍摄四五百来张，这样持续了两旬多，当时天寒地冻，其劳动强度与辛苦可想而知。拍摄结束时，一位陆军军官说：“这样的事让别人去做，自己在宿舍里休息好了。这好像不是学者要亲自去做的工作。”内藤湖南为什么要自己亲自去做，羽田经历了之后才领会到其重要性。他谈到以下几点：

第一，考虑到争取到允许摄影的过程，必须对此谨慎从事。第二，考虑到如果万一有遗漏，几乎不可能弥补。而且这样一页一页地本人亲自翻阅过后，可以留下鲜明的记忆，可以保留只是通过照片而得不到的史料原件的印象。进而还有要附加说明的是，当时为此事能够支出的经费实际上很少，与今天的情况——尽管今天也不是很宽裕——无法相比。[25]

对于珍贵的史料，一定要设法与第一手的原始资料接触。对于像《满文老档》《五体清文鉴》这样的无价之宝，无法得到原本，那么无论如何也要复制到手。这种精神不能不令人感动。而对于有价的图书，内藤的态度，如小岛祐马所言：“湖南购书不论价，只要一见如意，不惜倾囊也要购得。”[26]

关于购书之事，青木正儿《湖南先生逸事》中记载有这样一件事趣事。1914、15年间，内藤湖南购宋本《史记》，一时成为议论的话题。据汇文堂说，该书最初只花十几圆从古董商那里买来，典当到神田香岩翁那里也只有三四十圆。后来香岩翁想购入，不肯而赎当，拿到东京，龟田某（据说是鹏斋之子）以百圆买下。后经十数年，文求堂以六百圆得手，而标价一千五百圆出售。北京的董康（1867—1947，法学家、法制史家、藏书家）知道之后托人向汇文堂商量购买此书。在已经商量要卖出的时候，碰巧内藤湖南来到汇文堂，听到此事，说：“此事非同小可。该书如落入中国人之手，那太可惜了。请稍候。”便与大阪某某氏商量，最终自己买下。但此前内藤湖南在文求堂看见此书时，店主说：“如果先生要，愿以千圆奉上。”据说此时内藤湖南应该是以此价拿到该书。对此，青木正儿评价说：“我曾听说先生求此书之事，只不过认为那是爱书成癖。知道了其中原委，才深为其侠气所感动。至此，才可谓真正的爱书家，实乃不逊于古人之美谈。”[27]宋本《史记》当然是中国的书，中国的书被中国人买回去，他觉得太可惜了，毅然插手此事，抢购此书。而此举在当时一些京都支那学者眼中被视为富于“侠气”之举，传为“美谈”。要是董康本人知道此事，不知作何感想。如果此事属实，那么，“董康与内藤湖南的书缘情谊”恐怕也不仅仅只有“相互信赖、彼此倚重”的“惺惺相惜”的一面；而且内藤湖南戏称董康为“文化侵略大将”，看来内藤也不只是“大力帮助他日本访书的书友”，[28]在关键的时候，也是抵制和破坏他在日本访书的急先锋。或许，在那个时代，这对于一个具有强烈的“经世意识”的“志士”型的爱书家来说，也是无可厚非的。如果说当时的“侠气”今天来看变成了一种“狭隘之气”，而当时的“美谈”今天来看变成了“笑谈”的话，这是历史开的玩笑，大概也正是历史变迁的兴味所在。

4.经世家

作为具有强烈的经世意识和志士热情的内藤湖南的形象，在《追悼录》中也展示无遗。只要读一读松浦嘉三郎的如下这段文字就可以一目了然。

三十岁前后时，占领台湾后只身赴台，为台湾统治献言献策；日露战争之际，率先倡导开战论；寺内内阁[29]时，参与外交调查会的机密，先生决非只是冷静的有批判精神的读书人。像先生这样知识欲旺盛的人，无论以什么途径，最终都会成为学者。但是在其胸底常常热心地关心国家之事，具有一股志士的热情。他考虑的不只是眼前的政策，而是东洋的将来、民族的兴亡这些富于启发性的问题。《支那论》《新支那论》这些与教室里的先生几乎无缘的著述，其意图也是这种热情迸发的结果。满洲事变发生之后，他加倍地担心满洲的将来。去年十月，他不顾以主治医为首的所有医师的反对，到满洲为日满文化协会的成立而尽力，也是出于最后的奉公之一念。回到山庄之后也事无巨细地加以指导，对满洲国的问题，甚至感到就像青年一样激动。[30]

学生经常向内藤请教时事问题和经世论，而他对时事问题的分析和经世论的展开，使学生认识到，对时事问题的兴趣，“如果不最终落实到充分了解中国的人文生活，并与之联系起来，那么对时事的理解都没有意义。”[31]这一方向的指点应该也是很有意义的。只是如果这种志士的豪情甘愿为军国主义者所御用，那么一个历史学家的良识就容易被时代的烟幕所蒙蔽。关于这一点，中国学者的论述已经很多了。[32]

5.大学教授

作为一个大学教授，能够在每一个领域具有奠基之功并与同道开创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派，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成功并令人羡慕的大学教授了。内藤湖南应该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大学教授。

教授的最本质工作，应该是在课堂上授课。内藤湖南因为不是正统的官学出生，而是京都大学不拘一格将其从新闻记者的岗位调进大学的，因此为了适应授课的新岗位，内藤湖南还是非常用心学习和探索的。据西田直二郎[33]回忆，内藤1907年刚刚进入京都大学不久，开始讲授“清朝建国史”时，因为课上用了很多难懂的满洲语，引起了一些学生的议论。西田这样说道：

有一次国史专业的学生M君半开玩笑地说：“听先生讲课，如坠五里雾中。”这与其说是其讲义难懂，不如说是听到的一切都是新鲜的，如某种神韵飘渺。即便如此，先生也可能是在意这句话了，后来问到：“哪位教授上课讲得好？”此后不久，哲学科的大教室中，有谷本富[34]教授的“教育学及教授法”的课时，内藤先生突然开门进来，在教室中靠近火炉的地方坐下来，听教育学的讲义。谷本教授这时以雄辩天下第一自任，自称其教育学的讲义本身就是其教授法的体现。内藤教授即为观摩而来。讲台上的谷本教授越来越得意，声音也更大，就这样讲授了示教授法之范的教育学。讲义期间，不时地从高高的教坛上往下看，还问道：“怎么样？谷本的讲义不错吧？”而内藤教授，一边将手伸向火炉，一边童颜绽放，满面笑容地仰视着讲台。[35]

谷本教授的讲授固然精彩，而谷本教授课上内藤教授的单纯的笑容，对于学生而言，岂不是一种更好的启示心智、愉悦心性、丰富心灵的滋养？一种饱满的人性光辉，绽放在内藤的脸中，映照在学生的心里。

正如丹羽正义所言：“对于浅学不才的我而言，与其说先生是稀有的海内硕学，不如说先生就是作为人的先生。他交给我读书的方法、思考问题的方法，教给我所谓人生和世界。（中略）关于司马迁、杜佑、章学诚，多次听先生谈到。其人之亡，同时也成绝学。这些人的学问与先生的学问一脉相传。其点点滴滴不时地通过口传恍惚记住了。正是这一滴半滴，对我而言乃生命之粮。”[36]其学问与人性、人格，作为一个大学教授，他在哺育后学上的确师德可嘉。

在教室里，内藤的风采如何呢？可以说是非常严谨而循循善诱，朴实无华而富于启发。松浦嘉三郎这样回忆：

在教室里，先生实际上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恐怕听讲的人谁都会有深刻的印象。一般是穿着带有家徽的和服，平时的和颜悦色，到教室里变得十分谨严。上课跑题，或情绪激昂之类，一概没有。也不是那种读教案式的照本宣科，而是与平时谈话的调子无异。学生时代聆听过古代史，后来又听了特别讲义的史学史。先生将包袱皮中的一抱参考书一一打开并排放在桌子上，以极为缓慢的语调，很有顺序地给我们讲解，不知道时间是怎么过的，经常是一点钟才吃午饭。……讲到得意之处，会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脱离参考书，静静地面向一旁，进行构想，同时极为有序且平易地给我们讲述从其巨大的头脑中流出的如同山泉一样滚滚不尽的思绪。[37]

武内义雄亦曰：

先生的讲义不是章节分明的照本宣科，总是带着许多书到讲台上，一边翻着这些书籍，一边一点一点地讲解。虽是很质朴的讲义，但充分显露了该博的学问与深渊的见识。认为是非常致密的考证吧，又有透彻的概观；不时地还会暗示：这在学界尚未有充分的研究，如果以如此手段加以研究必定可以得出有意思的结果。授业门生的研究出自这种暗示的，我认为不少。[38]

当然作为教师，课下与学生的交流也是其生活中的重要一环，这方面已经在前面论及，不再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