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悼录》由1934年4月9日内藤湖南的遗像、其《病中读尔雅》的笔迹和序、《内藤湖南先生略历》、《内藤湖南先生著述目录》以及十七篇追悼文章组成。十七篇追悼文按照顺序分别为：

狩野直喜：《内藤君を偲んで》；

冈崎文夫：《内藤先生の思ひ出》；

青木正儿：《湖南先生逸事》；

丹羽正义：《先生を懐ふ》；

松浦嘉三郎：《志を抱いて逝かせらる》；

石滨纯太郎：《僕の憂鬱》；

新城新藏：《欽若昊天 内藤博士の思ひ出》；

那波利贞：《内藤先生を憶ひ奉る》；

仓石武四郎：《雪屐尋碑録の跋に代へて》；铃木虎雄：《内藤博士の近什》；

小川琢治：《内藤湖南先生の追憶》；

本田成之：《湖南先生と余》；

武内义雄：《湖南先生の追憶》；

神田喜一郎：《内藤先生を憶ふ》；

羽田亨：《史料蒐集家としての内藤博士》；

小岛祐马：《湖南先生の『燕山楚水』》；

梅原末治：《内藤先生を憶ふ》。

十七篇追悼文的作者中有十一人被收入江上波夫编的两本《東洋学の系譜》中，[2]都是日本近现代中国学研究的重镇。而其中狩野直喜与内藤湖南同为京都“支那学”的奠基者，其他均为其门下知友。在同时代的“京都支那学”者眼中内藤湖南的总体形象如何呢，这从《追悼录·序》中的一段文字可见一斑。曰：

“昭和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内藤湖南先生卒。我等同人哀痛何堪。先生以绝伦之资，笃学好古，并包六艺，贯穿百家，特于乙部之书用力最深。学问之渊博、识见之高迈，盖前古匹俦者稀也。尝从事操觚之业，挥笔于东都浪华。议论压时流，文章仰山斗。后奉职于京都大学，主讲席十有七年。所说富于启迪，史眼不逊班马。平生接人宽和，未曾言人之短。尤用意于奖掖后进，耳提面命，谆谆不倦。是以诸生慕其德，皆以为恩己殊厚。”[3]

就学问而言，对其史学（“特于乙部之书用力最深”、“史眼不逊班马”）尤其赞佩。而松浦嘉三郎在文中提出“内藤学”的概念，而指出“支那上古史”和“支那史学史”为“内藤学的核心”。[4]“内藤史学”作为一个专有名词不知出自何时、由何人提起，寡闻所及，1956年京都大学文学部出版的《京都大学文学部五十年史》中这样评价内藤湖南的学问：“（内藤湖南）教授的学问从古代到现代，并且在史学史、绘画史、考证学、思想史诸研究领域皆有新的开拓，而且打破了此前以王朝为单位的所谓断代史研究，以发展的眼光来把握复杂的中国史，其学风创造了内藤史学的一个体系，在今天仍然绽放着不灭的光辉。”[5]把内藤史学作为一个独特的学问体系来看待，并充分肯定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这在《追悼录》中已经初见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