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达（1885—1956），湖南长沙人，语言文字学家，在中国语法学、修辞学、训诂学、古文字学、经学等领域均有建树，200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其著作修订、增补，汇成《杨树达文集》十七种出版，其《高等国文法》等著作在日本也具有广泛的影响。[18]他早年问学于叶德辉门下，[19]1905年留学日本，后肄业于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对西方文法学和语义学最有会心，自言：‘我研究文学的方法，是受了欧洲文字语源学的影响的。’故其学问因融合中西学术传统而显示出自己鲜明的特色。”[20]据说其用汉英两种文字书写的留日日记现存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21]1911年回国，先后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湖南大学等校任教。这里根据北京大学出版社重版的《积微翁回忆录》（以下所注页码皆出自该书），摘录其中与狩野直喜交往的文字如下：

【1925年5月25日】“日本狩野直喜博士寄赠景印《元杂剧三十种》。”（第17页）

【1927年10月31日】“访日本狩野直喜、服部宇之吉两博士于北京饭店。松崎柔甫（鹤雄）托余为狩野先生购书于长沙。余为购寄，附呈《汉书补注补正》一册于先生求教。先生复书致谢，于余书奖饰备至。前年先生来京，余以事忙未及往谒。先生嘱张少涵[22]致意于余。此次先生来京，马幼渔[23]见先生，先生又问及余。今日往见，先生誉余书不已。余昔留学京都，时先生任京都大学教授，每日过先生之门。于因言：‘先生如此过奖，盖出自激励后进之意云尔。’先生曰：‘此殊不然。’因言平生最喜读《汉书》，爱之不忍释手。向尝治英、法文学，文章之工，未有若《汉书》者。盖超出各国小说之上云。以此知先生确有真知灼见，非其他日本人所能望也。”（第22—23页）

【1928年4月】“日本狩野博士（直喜）来京。廿二日余往访之，赠以《汉书札记》六卷。博士以影宋《曲礼疏》卷子报余。盖博士六十寿时，门下诸君印行为纪念者。余于《汉书》，嗜读之而已；博士赞余为班氏功臣。日前柯凤荪先生称余为集《汉书》之大成。皆前辈奖掖后进之辞，非余所克当也。”（第25页）

【1928年5月10日】“余宴狩野直喜博士于宣南春饭庄。他客除日本人桥川时雄、小平总治外，为陈寅恪、陈援庵、林砺儒诸君。寅恪以晚不能返清华，宿于余寓。”（第26页）

【1930年4月23日】“日本狩野博士来书，盛称《周易古义》之美，盖前辈奖藉之意也。”（第31页）

【1930年6—7月】“日本人用庚子赔款招学界同人往其国旅行。”

7月3日，“访狩野君山博士。久待不出，方怪之。既出，则易中国服马褂长衫接待中国宾，以为敬也。一见。博士极称余《周易古义》之美。旋导游京都大学图书馆，见所藏唐人写《玉篇》残叶及《白氏文集》、宋本韩柳文集及《元龟》残本。博士云《元龟》为我国所无，宫内省图书寮亦有一部云。又有日人海保元备著《尚书汉注考》稿本，皆珍籍也。旋赴花山天文台参观，晚赴博士宴，十时别归旅舍。”（第32页）

从上述杨树达的回忆来看，与狩野直喜的交往，内容涉及互赠著作、互访、互相宴请、代购图书，特别记述了狩野对杨树达的关心和对其著作《汉书补注补正》《周易古义》的称赞、对中国学者的尊敬等。狩野直喜对晚辈杨树达的关心、称重和尊敬，这一方面表现了狩野谦虚、博大的儒者风范，更重要的是对杨树达学术业绩的肯定。可以说是近代中日文人之间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的一段佳话。

就学术倾向而言，能够接受西方近代学术的影响、擅长考据而不贬性理之学，可以说是二者共同的特点。狩野直喜曾以“考证学”自许，但他不是狭隘的经学家或考证学家，而是在坚持经学的立场的同时，通晓各方面的学问，是当之无愧的“通儒”，[24]如王国维所言，是一代“儒宗”。杨树达在1940年代已被誉为中国“训诂小学之第一人”，他自己也表示：“余于训诂校勘之学，受高邮王氏之影响颇深，故所著书，颇有相类似处。”[25]1942年12月25日，陈寅恪（1890—1969）在《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中，赞曰：“先生平日熟读三代两汉之书，融会贯通，打成一片。”并在当时的乱世之中期待：“一旦忽易阴森惨酷之世界，而为清朗和平之宙合，天而不欲遂丧斯文也，则国家必将尊礼先生，以为国老儒宗，使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太学。”[26]被誉为“国老儒宗”的杨树达，博通群经诸史，其心仪之学，从其好友、音韵学家曾运乾[27]去世之际，对清代以来湘学发展所作的一段评述中可以略窥一斑：

湘士在有清一代大抵治宋儒之学，自唐陶山（仲冕）[28]承其家学（父奂，曾有辨伪《古文》著述），余存吾（廷燦）[29]游宦京师，两君颇与戴东原之学接触；陶山之子镜海（鉴）仍折归宋学。乾嘉之际，汉学之盛如日中天；湘士无闻焉。道光间，邵阳魏氏治今文学，承其流者有湘潭、长沙二王氏，善化皮氏；皮氏尤为卓绝。然今文学家，不曾由小学入；故湘籍学者承东汉许、郑之绪以小学音韵训诂入手进而治经者，数百年来星笠一人而已。[30]

这与从考证学入手而治经学的狩野直喜的学术志向也是一致的。他们都推崇皮锡瑞之学，又都不迷信其学。杨树达翻刻过皮锡瑞的《师伏堂笔记》，[31]又在1939年12月19日记道：“阅皮鹿门先生《春秋通论》，大体平实，而亟称刘逢禄书，似为偏见，刘书实无可取也。”[32]而狩野直喜对刘逢禄（1776—1829）“重新以何休的解释力图将公羊学贯彻到底”的为学态势，评价说：“其学力虽可嘉，其正否自当别论。”并明确表示“不能认可其说”。[33]但是，即便如此，他在其《中国哲学史》中还是不惜重墨，以仅次于朱熹，而几乎与顾炎武、黄宗羲相当的篇幅对其做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