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野直喜与皮锡瑞[34]的关系，值得探讨。

这种关系最早见于《君山文》卷九《覆皮名振》，全文如下：

皮君执事承教。执事为鹿门先生文孙，彼因刊行遗书，将以一本见送，谢谢。仆十年前偶得令祖所著经学数种而读之，其于今文古文之派别、经学史学之异同，讨原究委，剖析无遗，窃叹以为清末经师冠冕。以仆所闻所见今人之治今文学者，西有井研、南有南海，然远不如令祖之经学朴茂、文章尔雅。至其体大思精、囊括古今、推理明鬯、议论平允，则又非刘逢禄、宋翔凤诸人所能企及也。唯仅窥一斑未见全豹，乃蒙厚贶，定慰调饥，感甚谢甚。再有请者，仆于令祖学术能言其一二而未审其出处事迹。倘有瘗幽之文能以一本惠仆乎？读其书而思其人，幸得如愿，感何可言。专覆奉谢，顺请台安。某顿首。

皮名振，字芋岩，为皮锡瑞次孙，皮嘉祐（著有《三礼郑注引汉制考》等）之子。生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著有《皮鹿门年谱》（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铅印本，1981年台湾商务印书馆以《清皮鹿门先生锡瑞年谱》之名，收入王云五主编的“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十六辑）。据皮锡瑞门人李肖聃[35]为该谱所作之序，可知1930年7月此谱初稿已成。《年谱》中《皮鹿门先生传略》中说：“公平生著述刊印行世者，有《师伏堂丛书》及《皮氏八种》。”对于《皮氏八种》，解释说是：“善化皮氏师伏堂近年重印《师伏堂丛书》中之经考，成《皮氏八种》一集。”狩野直喜的这封复函，写于何时，没有注明。但有以下几点可以推测：

第一，时间或在《皮氏八种》重印之后。所言“彼因刊行遗书，将以一本见送”，所“见送”或为《皮氏八种》中一本。

第二，时间或在《皮鹿门年谱》成稿之前。此复函所言“再有请者，仆于令祖学术能言其一二而未审其出处事迹。倘有瘗幽之文能以一本惠仆乎？”其所请，很可能成为皮名振完成此年谱的一种精神动力。狩野直喜的《中国哲学史》中在介绍皮锡瑞时，说：“其著述稍后传来日本，我读之觉得有趣，但在当时的中国似乎并不有名。我不知其履历，仅仅听说为某师范学校的教师。”[36]到1928年狩野直喜从京都大学退休，“中国哲学史”为其主讲的科目之一。此处的“不知其履历”与上述“未审其出处事迹”意思相同。希望进一步了解皮锡瑞，也正是他给皮名振复函的重要原因。皮名振不负所望，完成了其祖父的年谱。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皮鹿门年谱》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之花的一项成果。

第三，前述杨树达的回忆录中，1927年10月31日记载“松崎柔甫（鹤雄）托余为狩野先生购书于长沙”。“将以一本见送”或为此时皮名振赠其重印的《皮氏八种》中之一本。

中国学者最早将狩野直喜与皮锡瑞联系起来的，见于李肖聃的《湘学略·鹿门学略第二十一》中。曰：

自先生存时，书已流传人间，及其殁后，遗著及于海外。日本博士有专治先生之学者，皆言先生治经之精，或且出二王先生之上。或者谓先生力赞维新，若逆知世变，识力高出世儒。[37]

日本博士狩野直喜研究先生之书，常于京都大学为诸生讲演。[38]

其中“日本博士有专治先生之学者”所指何人，或是否确有其人，尚待考证。[39]而所言狩野直喜研究皮锡瑞的著作，由狩野给皮名振的信函可见；“常于京都大学为诸生讲演”，由狩野的弟子整理其讲稿所成的《中国哲学史》中有专门论述皮锡瑞一节可以见证。但是，据收录在《星庐日录》中李肖聃给皮崇俭（皮名振之侄）的信函中甚至提到，皮锡瑞“声名达于寰中，遗书行于海外，狩野以兹成业，弟子诵义无穷”。[40]“弟子诵义无穷”之所指，或许可以看作对狩野直喜的弟子小岛祐马标点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在日本出版[41]之事的评价，而“狩野以兹成业”，含义有些模糊，如果此言有将皮锡瑞的著作（学术思想）视为狩野直喜学问成就的基础的意思的话，强调得似乎有些过头。虽然狩野直喜推崇皮锡瑞“于今文古文之派别、经学史学之异同，讨原究委，剖析无遗，窃叹以为清末经师冠冕”。盛赞其学问“体大思精、囊括古今、推理明鬯、议论平允”，这些称赞虽非虚言，如果将这种赞美之词理解为会心的期许，理解为“同心相见稀”的知己之言，理解为一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或许更加妥当。皮锡瑞和狩野直喜的经学思想关系究竟如何，这个问题留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通过上述狩野与湘籍学者的诗文交往或学术交流、互访宴请等活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情趣盎然的文人狩野直喜的形象，特别是他在迎接中国宾客时，为了表示敬意而“易中国服马褂长衫接待”的情景，颇值得回味。当然，要全面理解其人文情趣，大而言之尚需对其世界观、人生观、中国文化观作进一步的探索；小而言之，亦需对其现实生活中的交往情况，至少对其汉诗文进行全面的分析。而值得注意的是，狩野直喜作为身处近代日本社会遽变的大时代中一名“帝国大学”的教授，他的文人情趣中虽然有对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所描述的理想境界的追求，并有“不是渊明不折腰”的诗句，[42]但是《君山诗草》中也能够看到“神州男子气如虹”或“天兵百万度关河”、“天兵今已度汾河”之类体现那个时代特色的“豪迈气概”。[43]对历史人物的思想情感需要作历史的分析，这是不言而喻的。

（原载于吴震主编：《全球化视域下的中国儒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孔学堂出版社，2015年。）

注释

[1]1948年4月弘文堂刊行的《东光》第5号为“狩野直喜先生永逝纪念”特辑，参照其中小岛祐马《通儒としての狩野先生》、仓石武四郎《シノロジシトの典型》、吉川幸次郎《先師と中国文学》、宫崎市定《歴史家としての狩野博士》、铃木虎雄《君山先生との唱和》等。

[2]参见江上波夫编《東洋学の系譜》（大修馆书店1992年），砺波护、藤井让治编《京大東洋学の百年》（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2年）。

[3]参见严绍璗的《日本中国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刘岳兵的《日本近代儒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的相关章节（严绍璗著作的第八章“近代日本中国学早期古典研究的学术流派”中第一节为“实证主义学派——以狩野直喜、内藤湖南与‘支那学社’为代表”，刘岳兵著作的第五章为“狩野直喜论：中国古典解释学的现代复兴”）。1912年狩野直喜游学欧洲之际，王国维有长诗《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开篇即有对狩野直喜之学“归宗于儒”的评价，曰：“君山博士今儒宗，亭亭崛起东海东。平生未拟媚邹鲁，肸蠁每与沂泗通。自言读书知求是，但有心印无雷同。”（王国维：《观堂集林》，见谢维杨、庄辉明、黄爱梅主编《王国维全集》第八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38页。）狩野直喜著、周先民译《中国学文薮》收入王晓平主编的“日本中国学文萃”中，201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有利于中国学者对狩野学术思想的了解。

[4]参见近年来发表的《叶德辉的两个日本弟子》（《读书》2007年5月号）、《杨昌济的思想与日本（上、下）》（《船山学刊》2010年第2、3期，此文上、下篇合编以《近代湘学与日本——以杨昌济为例》为题刊于方克立、陈代湘主编：《湘学》第5辑，湘潭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Naitō Konan and Hunan Studies”（Journal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East Asia，Volume 4 March 2013）、《内藤湖南与“湘学”》（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十五集，学苑出版社，2013年4月。）

[5]仓石武四郎：《シノロジシトの典型》，同前《东光》第5号，第13、15页。

[6]吉川幸次郎：《先師と中国文学》，同前《东光》第5号，第24页。

[7]《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7卷，筑摩书房，1975年，第269、274页。

[8]《大正丙寅初夏邀饮夏王二君南禅寺天授菴，凤冈祭酒有作，夏和之，予亦用其韵》，《君山诗草》，第7页。“夏君”待考。该诗中有夹注曰：“夏君山东人。”接着有《赠夏君用其登天王寺诗韵》两首中，有夹注曰：“君精音律，尤好古琴。”同上《君山诗草》。

[9]狩野直喜：《君山诗草》，第12—13页。白坚与日本的关系，参见高田时雄的《李滂と白堅——李盛鐸舊藏敦煌寫本日本流入の背景》（高田时雄编：《敦煌写本研究年刊》创刊号，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7年。该文“补遗”“再补”“三补”，见该刊第2号2008年、第6号2012年、第8号2014年）；钱婉约：《白坚其人其事》（《中华读书报》2013年12月4日）。

[10]诗曰：“寒云寥廓雁呼群，盃泛黄花酒正醺。古寺有尼护遗像，空山无鹿到孤坟。诗草留得千秋业，气节传来百代文。胜会偏欣邀远客，半林枫叶对斜曛。”狩野直喜：《君山诗草》，第13页。其详情可参见高田时雄《李滂と白堅（補遺）》中的“《四翁乐群图》中的白坚”一节（高田时雄编：《敦煌写本研究年刊》第2号，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8年，第186—187页）。

[11]杜甫《梦李白》诗中有“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之句。

[12]狩野直喜：《君山诗草》，京都中村印刷株式会社承印，1960年8月，第8页。

[13]即日本五山文学的代表作家中岩圆月（1300—1375）的《日本书》，该书主张日本皇室为吴太伯的子孙。

[14]“那珂久世”为那珂通世（1851—1908）之误。“石黑浪六的《天地开辟史谈》”待进一步查实。

[15]陈尔靖编：《王芃生与台湾抗日志士》，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5年，第459页。《山海经》中“海内北经第十二”有如下记载：“盖国在巨燕南，倭北，倭属燕。”

[16]王芃生：《一个平凡党员的回忆与自我检讨》，见陈尔靖编：《王芃生与台湾抗日志士》，第301页。

[17]以下所引自《莫哀歌草》者，均见陈尔靖编：《王芃生与台湾抗日志士》，第409—414页。

[18]日本学界研究文章，参见景慧：《楊樹達の文法学——「馬氏文通」との比較を中心に》，宇都宮大学外国文学研究会编《外国文学》（42），1993年8月；鸟井克之：《楊樹達「高等国文法」》，关西大学文学会《文学论集》第42卷第1号，1992年10月。

[19]“树达年几志学，获侍坐隅，饫习绪论，殆逾卅载。……树达忝厕门墙，未穷涯涘，望若止于兴叹，传业邈其难期。……民国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长沙受业弟子杨树达敬撰。”参见杨树达：《郋园全书序》（《积微居文抄》，杨树达文集《积微翁回忆录·积微居诗文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3—84页）。

[20]上海古籍出版社：《〈杨树达文集丛书〉出版说明》（2006年12月），《积微翁回忆录·积微居诗文抄》（杨树达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页。

[21]杨逢彬：《〈积微翁回忆录〉重版后记》，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02页。

[22]张贻惠（1886—1946），字少涵，物理学家、教育家。曾留学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

[23]马幼渔（1878—1945），名裕藻，字幼渔，音韵学家、文字学家。曾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东京帝国大学。时任北京大学教授。

[24]参见前述《东光》第五号中收录的小岛祐马《通儒としての狩野先生》。作为“儒学家”的狩野直喜的学问特点（对日本及中国传统儒学的继承、经学家和思想家之间、解释与欣赏之间、学术与政治之间），请参见前述拙著《日本近代儒学研究》。

[25]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4页。

[26]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寅恪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60、261页。

[27]曾运乾（1884—1945），湖南益阳人，字星笠，音韵学家。有《尚书正读》《音韵学讲义》等著作。

[28]唐仲冕（1753—1827），字六枳，号陶山，乾隆五十八年（1793）进士。陕西布政使、陕西巡抚。著有《仪礼蒙求》（钱大昕、孙星衍序）、《周礼六官表》、《陶山文录》、《陶山诗录》等。其父唐焕（字瑶章，号石岭），乾隆六年（1741）举人，著有《尚书辨伪》（姚鼐序）、《克己斋四书》等；子唐鉴（1778—1861，字栗生，号镜海），为曾国藩之师，学宗朱熹，著有《朱子学案》《朱子年谱考异》《唐确慎公集》《国朝学案小识》等。

[29]余廷灿（1735—1798），字卿雯，号存吾，乾隆三十二年（1767）进士，任翰林院检讨，兼三通馆（清代修书馆名，乾隆三十二年开设）纂修。著有《存吾文稿》等。

[30]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1945年1月20日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5—156页。

[31]“皮鹿门先生《师伏堂笔记》三卷止有铅印本，流播不广。余为付刻，且序之，是月刻成。”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1930年1月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0页。

[32]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9页。

[33]狩野直喜：《中国哲学史》，岩波书店，1953年，第632页。

[34]《中国历史大辞典》中的词条“皮锡瑞”解说如下：皮锡瑞（1850—1908）清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字鹿门，一字麓云。光绪举人。曾主讲湖南桂阳龙潭书院、江西南昌经训书院。中日甲午战争后，极言变法不可缓，并谓改政必先易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任南学会会长，讲演学术，贯穿汉、宋，融合中西，言保种保教必先开民智，论抵拒洋人通商传教之法，述孔子改制、变法兴国之事。遭顽固派肆言诋毁，遂赴江西，仍主讲经训书院。戊戌政变后被革去举人，遂回原籍，杜门著述。后出任长沙定王台图书馆纂修。博通群经，崇尚今文，慕西汉传述今文《尚书》之伏生，署所居名“师伏堂”，人称“师伏先生”。著有《五经通论》、《经学历史》等。另有《师伏堂丛书》、《师伏堂笔记》、《师伏堂日记》、《皮氏八种》等。（郑天挺、吴泽、杨志玖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音序本）上，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1942页。）研究皮锡瑞的专著，中国大陆有吴仰湘《通经致用一代师——皮锡瑞的生平和思想研究》（岳麓书社，2002年）。台湾近年出版有高志成《皮锡瑞〈易〉学述论》（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1年）、何铭鸿《皮锡瑞〈尚书〉学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0年）。

[35]李肖聃（1881—1953），早年问学于皮锡瑞。1904年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等校求学，1911年归国。1913年梁启超任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李肖聃为其文字秘书。后任湖南大学教授，著作有《湘学略》（1946年初版，国立湖南大学铅印本）等，后结集为《李肖聃集》，收入“湖湘文库”，岳麓书社2008年出版。毛泽东有一首《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李淑一即为李肖聃之女。

[36]狩野直喜：《中国哲学史》，第646—647页。

[37]《李肖聃集》，第99—100页。

[38]同上，第103页。

[39]盐谷温在《东亚研究》（第三卷第二号，1913年2月）发表的《湖南老儒とその選著（二）》论及皮锡瑞，首先简明扼要地介绍了皮锡瑞的履历：“皮锡瑞先生，字鹿门，其读书之堂曰师伏堂。湖南善化人。同治十二年癸酉科拔贡，光绪八年壬午科举人。历任江西经训书院山长、湖南优级师范、高等学堂之主讲。光绪戊申正月身故，享年六十岁。”并指出：“其学兼通汉宋，入南学会主唱变法进取主义。其言曰：‘弟所学本兼汉宋，服膺亭林船山之书。素主变法之论，今讲已十余次，所说非一端。其大旨在发明圣教之大，开通汉宋门户之见；次者变化开智，破除守旧采挛之习。如是而已。’可以察其学风。曾著醒世歌，其中有言：若把地球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居中央谁四旁？盖欲破夷夏之防而合内外之教。”又说：“皮氏学兼汉宋，其说极为平正稳健，绝无叶氏纵横武断之迹。为初学者之好指针。”

[40]《李肖聃集》，第388页。

[41]皮锡瑞著、小岛祐马点：《经学历史》，京都汇文堂，1917年。

[42]《君山诗草》，第10页。

[43]《君山诗草》，第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