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支那学”的代表人物狩野直喜（1868—1947），在其弟子、后学的眼中被视为“通儒”“经师”“中国学家的典型”“文学鉴赏家”“文人”等，[1]学行风貌，各异其趣。后来被笼统作为“东洋学家”定格在日本的学术史中，[2]很少有人从更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视角来对其进行研究。反倒是中国学术界，将其还原到近代日本的历史语境中，作为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学家”或“儒学家”，展开了系统的研究。[3]由于本人近来对“近代湘学与日本”这一课题的关注，[4]想重拾十年前狩野直喜研究这一课题，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角度，通过探讨其与“湘学”的关系，以期推进对其学术思想的认识。具体而言，通过探讨狩野直喜与近代湘籍学者的交往、分析其对湘籍学者学术思想的评价，特别是他与皮锡瑞经学思想的关系，不仅可以窥见狩野直喜思想性格和学术特点的某些方面，而且对于重新认识湘学、全面观察中日近代学术思想交流史也可以提供一些有意义的视角。本文旨在探寻他与湘籍学者交往的一些历史事例，发掘近代中日学术交流史上的一些史实，为重新认识狩野直喜之学和湘学提供一些相关的实证基础。

“京都支那学”的两位重要奠基者狩野直喜与内藤湖南，都是近代日本的大儒，其学问、人格又各有特点，或表现仁者、文人情怀，或显示智者、志士的特色；或强调内圣，着力于为己之学，或侧重于经世、讲求外王之功；或以经师名世，或以史学见长；各有千秋。这种差异虽然是相对的，但是在重功利讲实效的现代社会，狩野直喜之所以没有得到相应的关注与重视，与他的学问特点或许不无关系。而且以往对狩野直喜的研究也主要是将其作为中国学“研究者”而去阐发他的学术贡献与地位，而很少将其作为中国文化的“鉴赏者”“体验者”甚至“追慕者”，换言之，即很少有人看到其有如中国传统“读书人”“文人”的一面。狩野的这一方面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他对中国典籍的态度及其他的汉诗文中。

狩野直喜对中国典籍的态度，用仓石武四郎的话说，就是永远读不够、永远不满足。他解释说，狩野之所以对阅读汉籍如此执着，就是“要想知道中国人所认为的美之为美、趣之为趣之所在，因为身处中国之外，其目的并非要使中国的人吃惊”。一言以蔽之，仓石认为，对狩野而言，“中国与其说是研究的对象，不如说是灵魂的故乡”。[5]狩野所开创的中国学的方法，其可以逻辑地把握的部分，可以传授于其弟子与后学，但是其“味觉”，即其趣味与情怀，无法再现。[6]尽管如此，通过观察他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交往事迹以及欣赏他留下的汉诗文，或可得其文人情趣之一鳞半爪。其汉诗文结集分别有1959、1960年由“门人合钱刊”行的《君山文》《君山诗草》。1959年8月吉川幸次郎发布《征刻狩野君山先生文集启》，决定在同年12月狩野逝世13周年忌时刊行其汉文六十篇，“督工校字幸次郎且服其劳，刊资25万元宜赖门旧合钱为之”。《君山文》九卷于12月如期出版。1960年8月《君山诗草》亦由中村印刷株式会社印行。吉川在《君山诗草跋》中写道：“先生之业固在于经，其《君山文》犹有意问世，诗尤余事，故录之不勤，遗珠犹多也。去年12月13日先生13周忌辰，门人合钱刊《君山文》，今有余赀刊诗草。”[7]《君山文》卷九为致中国人的信函，他们分别是罗叔言、王静安（两封）、朱家宝、柯凤孙、皮名振、廉泉、江叔海、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中国会员、黄頵士。《君山诗草》中相关的中国人有升吉甫、夏君[8]、王芃生、傅芸子、白坚、王静安、王逸塘（揖唐）。狩野直喜或京都支那学者与罗振玉、王国维的交往已经有不少研究成果，白坚与日本学者的关系，近年引起中日学者的关注，[9]而《君山诗草》中题为《庚午晚秋乐群社友会于一乘寺村之诗仙堂，时民国白山夫坚以事在洛，亦修简招之，句中远客即指山夫》的诗篇，[10]可以为1930年（庚午）白坚在日本提供确证。本文仅以《君山文》中《覆皮名振》、《君山诗草》中的《次王芃生留别韵》以及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中有关狩野直喜的记载为中心，大体按照与狩野直喜直接交往的先后次序进行叙述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