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内藤湖南曾主张想要为当下的中国出谋划策，就要了解和利用中国古人的议论，松井等也强调要“探究中国情况”，“考究中国的国情，不可不参照中国论客之所见”。因此，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研究可谓成就斐然，对此中国学者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74]但是我们关注的对象还主要是当时日本帝国大学（特别是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中国研究的教授这类所谓大学者，而对一般的中国研究者关注不够；而且目前的研究多局限于就中国研究而论中国研究，基本未出中国研究的论域，而对其中国研究与近代日本知识建构的关系论述得还不充分。

《宋朝史论》的译者之一松井等（1877—1937）其人，如前述市村瓒次郎所推荐的那样，“长期研究东洋的史学，尤其对宋史造诣不浅”。日本学者在梳理其“东洋学的谱系”的时候，松井等也与箭内亘、今西龙、池内宏、羽田亨、和田清等英才被视为“市村·白鸟时代东京大学东洋史学出身的逸秀”。[75]松井等去世后，高桥政清撰有《松井等先生小传》刊载于《国史学》第33号。吉川弘文馆的《国史大辞典》中也有山根幸夫执笔的专门词条介绍。他1901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史学科，之后参加陆军，亲历过日俄战争，随津野第四军参加柝木城、辽阳、沙河、奉天诸战，因其战功而升到步兵中尉。1906年进东京帝国大学史料编纂所，翌年为国学院大学讲师，一直在该校任教，1920年升为教授。松井等的中国研究，与上述“兴亡史论”丛书顾问白鸟库吉关系密切。1908年1月在满铁总裁后藤新平的支持下，在南满洲铁道会社设立“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白鸟库吉为主任，当时的部员只有箭内亘、松井等、稻叶岩吉三人。[76]池内宏、津田左右吉后来加入进来。该研究的意义，白鸟从政治上、学术上都作了说明。他说：

在现代，各种事业都必须建立在确实的学术基础上，满、韩经营也固然如此。然我国民对该地方的学术研究尚属幼稚，不足以作为实际事业的指针。从我的史学专业而言，其政治史，就连其民族之间竞争的事迹也还有许多未阐明，烙印着许多民族盛衰兴亡之迹的白山黑水，有暗云深锁之感。这块土地与我国这样的半岛国家有紧密的关系，古今皆然，而且半岛上的风云变幻，常常起因于满洲之旷野，因而满洲也直接关系到我国运之消长，古今犹然。念及此，究明此间各民族竞争的真相，知悉造成现在的形势的由来，对经世家而言就不能等闲视之，而史学的如此状况，真是令人遗憾。而一般学术界也大致如此。这是我呼吁满、韩研究为当今之急务的理由之一。[77]

松井等在白鸟库吉的感召和关照下加入了这一研究行列，先后发表了《隋唐二朝高句丽远征的地理》《渤海国的疆域》《辽代在满洲的疆域》《从许亢宗的行程录看辽金时代满洲的交通路线》《金代在满洲的疆域》等论文。调查部解散后又在东京大学的《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上发表了《契丹勃兴史》《契丹可敦城考附阻卜考》《辽代纪年考》《契丹的国军编制及战术》《宋代对契丹的战略地理》《北宋对契丹的防备与茶的利用》《北宋对契丹的配兵要领》等论文。而松井的一些研究成果不仅被白鸟库吉吸收到他的朝鲜史和“塞外民族史”研究中，在中国也有一定的影响。[78]

关于松井等中国研究的经历，从其自述来看，大致经历了从一高受那珂通世的影响到进入东京大学选择东洋史作为自己的专业，毕业后从军的经验一时让他对历史研究抱有根本的怀疑，后经箭内亘介绍加入满鲜史研究团队。[79]据调查，松井等的中国史研究主要著作还有：《改订中等东洋历史》（东京：宝文馆，1915年）、《东洋文化观》（东京：国史讲习会，1922年）、《支那现代史》（东京：明善堂，1924年。1939年以《支那近代史》再刊）、《东洋史讲座·第四期前编·满洲民族盛衰的时代》（东京：雄山阁，1930年）、《东洋史讲座·第四期后编·新支那时代》（东京：雄山阁，1930年）、《东洋史概说》（东京：共立社，1930年。1934年订正增补以《东洋史要释》为书名再版）、《东洋史精粹》（现代史学大系第12卷，东京：共立社，1931年。1946年由日本图书株式会社再刊）、《支那现代思潮》（岩波讲座“东洋思潮”，1934年）、《东洋近世史2》（编著，世界历史大系第9卷，平凡社1934年）等。以上著作中的一些相关内容与文字或有重复之处，但也各具特色。其中《东洋史概说》一书是根据作者在国学院大学、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东京女子大学、陆军大学、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大正大学、日本大学、千代田女子专门学校等学校讲授“东洋史”课程的讲义整理而成，该书《序》（1930年1月）中特别指出：“在整理之际，省略了大部分的理论说明，关于这些理论上的说明，预计将来在拙著《东洋史灯》中详细论述。”[80]《东洋史概说》一书颇受好评，1934年将其加以订正增补，改名为《东洋史要释》出版。[81]松井等的著作中并没有《东洋史灯》这本书，但是在《东洋史概说》出版一年后，1931年出版了其《东洋史精粹》，从该书的前言及内容看，该书确有偏重史论的特点。而且相对于其他著作，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该书所受王船山《宋论》影响的痕迹，其他著作援引王船山论述未标明出处，此书都直接标明了。而且从二战之后该书还能得以再刊看，此书也可视为松井等的代表作。因此这里以该书为中心简要说明相关情况。

首先从历史观来看，松井等的思想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东洋史精粹》的前言中说：

历史，只要将事实作为事实来直书就可以了，对于事实加以所谓理论上的说明，那不是真正的历史而是史论。这种说法也有时占有很大势力。我记得也曾经接受过这方面的教导。如果被这种说教束缚，很可惜，一生就会在年代记的编纂那样的工作中过去。我的一生由于某种最为重大的动机所激发，能够改变观察历史的眼光的方向，我为此暗自窃喜。

历史，不是单独的事实的拼凑，是生活变迁的说明。与理论不理论无关，说明本身即是事实，零零碎碎地排列的事实，实际上不过是事实的表象。将这种说明加在东洋史上，这里将其命名为东洋史精粹。[82]

这种历史认识的观念上的改变，在此前一年出版的《东洋史概说》中就已经表现出来。“历史应该是对从过去到现在的事像的变迁、其流动的状态的说明。对其流动状态的说明是当今东洋史至难之事。”[83]即单纯的事实拼凑得到的只是历史的表象，只有对史实的说明、对流动的历史过程的解释，才是历史的精粹，而这也是最不容易的。在“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所进行的研究工作，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其“将事实作为事实来直书”，即注重对事实本身的考据性的研究阶段。随着他在国学院大学等学校讲授通史性的“东洋史”课程的经验积累和曾经在日俄战争中“满洲”战场上的“与皇国兴废”共生死的精神历练，即其所谓人生中“最为重大动机”的激发，他的思考不仅仅停留在历史的表象上。“不只是将过去作为过去来考察，而应该通过理解过去的事象来说明现代生活的实相。成为历史中考察对象的，都是人类生活变迁流动的样态，无视这种流动，历史学就不成立。”[84]也就是说，松井等的历史观中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历史学家需要对流动的历史现象进行理论上的说明，这种说明，即史论是历史的精粹；第二，研究过去的历史事像，是为了说明现代生活的实相，目的在于解释现实的生活，对理解现实生活有用，即治史要有经世的目的。而这两个方面恰恰都是船山史学的重要特征。如作者所言，读过王船山《读通鉴论》和《宋论》的人都“应该知道王船山是中国的史论家，尤其是兴亡史论家之白眉。”[85]船山更强调史论的经世之功。他主张：“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86]简而言之，“史无阐幽之笔”，则“不如其无史也”。[87]

而且松井等的这种历史观，也融入了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相关事象的理解与评价中。最为明显的是他对清初“考据学”的评价：

考据学实际上是清代学术的特色。回归古典是考据学的标语。探究中国古代文化是考据的目的。其学风之端绪在于排斥明代空疏的哲学观念游戏，而要求兴起对现实生活有意义的学问。兴起对现实生活有力量的学问，不要依赖书籍，而是直观我们生活的本身，必须从其生活经验中找出可以作为我们行为的信条，颜元、李塨一派就是这样主张的。有别于此，要求自身发挥古代贤人的精神，将这些贤人的见识与行为作为参考，而认为建设在我们的现实中发挥作用的学问是关键，因此古典研究是当务之急。顾炎武是这一派的开祖。忠实地研究古典，体会先贤的思想与风范，由此创造我们的生活信条，这是顾炎武的主张，其研究的结果以片段的形式留下来，就是名著《日知录》。

黄宗羲与顾炎武怀着同样的主义，认为为了了解先贤的精神研究历史非常重要。他为了以简洁而强有力的方式对先贤的精神进行说明，著作了一本《明夷待访录》。该书为中国近代革命党人所爱读，但当初并非是为鼓吹革命而写的。如果将黄宗羲作为古典研究的历史派的话，作为哲学派的大家而得到认可的是王夫之。他以宋代学者的人格修养为目的，想要将心性论和伦理说结合起来以在现实中活用，在政治评论方面也颇有见识。在《船山遗书》的丰富著作中，宋代性理研究及相同态度的论述很多，还有像《黄书》这样的国粹主义的政治论著作。该书也是近代中国革命党的爱读书之一。[88]

就是说，研究古典、考据，不是终极目的，终极目的是要对现实生活、对自己的心性修养发挥作用、形成正能量。这样评价考据学，实际上也是为他自己的研究工作加以定位并赋予意义。《宋朝史论》与《支那近世政治思潮》的译介对其潜移默化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船山史论的影响，还表现在松井等在其著作中充分吸收了王船山的一些具体观点。如松井等在批评“宋朝对北方之敌的态度，完全是甘于懦弱姑息，其迫在眉睫也只是空有骚然议论”之后，紧接着就援引王船山《宋论》中的言论：“清朝王船山讥笑说：‘无事而嬉于堂，闻变而哄于市，今古败亡之券’。此评语，真是至理名言。”[89]又如在揭示仁宗时代治世的背面已经启乱政之源，也赞成王船山的见解：

庆历之世，虽然可以享受学艺发达的余裕，但是缺乏更新多年萎缩的国势的勇气。特别是仁宗有善纳谏言的美名，重视政道之体，奖励政治上的进言献策，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忠实于政治，但实际上对多数谏言的当否不加检讨，许多场合是原封不动地就敢根据这些意见来进行制度变更。因为本来对谏言就考虑得不充分，却因此而诱发喧闹的政争，而许多人为党争而利用政论。其后，从神宗到整个南宋时代，摆弄华而不实、无责任的政论这一恶习蔓延开，整个宋朝都为政论之喧嚣及党争之烦恼所困。指出其弊害已经从仁宗时代就开始的，是清朝的王船山，他揭发了庆历治世的反面，是很正确的见解。[90]

还有些地方没有直接引用或注明，但明显是接受了王船山的观点，如松井等所言南宋的再度议和即金世宗与宋孝宗的相和，“实际上是南北双方士气衰弱的结果，达成的和平不过是消极的和平”[91]等等，不一一列举了。

研究者的视角与态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甚至会是矛盾的。体现在其研究成果中不同的思想主张，对当时的知识建构的作用也会有所不同。上文已经探讨了松井等的历史观的变化及其与船山史论的关系，实际上，松井等对中国的态度和认识，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起初，像日本当时许多的中国研究者和一般的社会舆论一样，他在政治倾向上表现了对日本政府的认同，如1915年9月出版的教科书《改订中等东洋历史》的结尾，他表示了对“二十一条”的赞同并主张“监视列强在中国的活动”是日本必须承担的责任与义务。[92]1922年，松井等出版了《东洋文化观》，观察中国的视角从政治、国家的侧面转换到文化、社会的方面。而且他非常重视中国社会中的个人平等观念，认为这是中国社会组织的基本观念。但是由于宗法家族制度的束缚，这种观念没有能够使独立自主的精神得到发扬。[93]虽然他在分析中国文化的具体方面时提出了种种批评，但是，从总体上给予同情和希望。他说：“中国社会饱经沧桑，长期积累和品尝了许多悲喜的经验。中国的社会已经不是深闺的处女，而是精于世故的妖妇。”[94]这种饱经沧桑的社会与深厚的文化密不可分。“中国社会的烂熟与中国文化的发达不能分开来考虑。中国社会的履历，难道不是指明了其他各国的社会应该去探寻的方向吗？中国的文化难道不就是其他各国的文化前进的目标吗？”[95]他指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中国，看上去已经不像样子，全然失去了风采，因此我们容易嘲笑其文化回转的气运如同烟消云散。要看到千年古树开花，也许还在几年之后，但是要知道这古木还牢牢地扎根在这片大地。”[96]继而他对因为政治的混乱而对中国进行所谓“国际管理”提出怀疑，主张“民国将来的命运必须由民国人士的觉醒去开拓”。[97]作为日本的历史学家，他被认为是“最先承认中国新文化运动意义的”。[98]促使他实现这种思想转变的因素虽然尚待进一步研究，如前所述，船山思想中的平等观念早已为小岛祐马阐释过，而强调“古今殊异者，时之顺也”[99]的历史发展观也是船山史论中的基本思想。松井等作为日本知识界船山著作的译介者，他们之间的思想关联无疑值得关注，可以肯定王船山的史论和史观对松井等的思想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整理和研究近代日本的中国学史，内藤湖南、白鸟库吉这些被纳入“东洋学的系谱”的“谱主”固然值得研究，但被他们的光环所掩盖了的在他们周围的点点繁星，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近代日本的知识建构中闪烁着光辉，这辉光中也掩映着中国的智慧。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日本的中国研究者，研究中国、翻译介绍中国的典籍，自身也到受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但是这与他们对现实中国的态度如何是两回事，并不能因此就认为他们一定都是无条件地主张中日友好，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松井等，他可以一方面承认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意义，肯定“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是必然的倾向”，[100]同时，他也可以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豪迈地”表示：“我松井等虽然老了，但是作为陆军步兵中尉，可以率领国学院诸君的义勇队，赴满洲为国奉公。”并且常常给学生“极为明快地解释这次事变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对国家的意义”。[101]人们经常强调学术研究要经世致用，却常常忽略了更应该思考所经何世、所致何用的重要性。作为历史研究者，不能不反思知识建构的时代性。

小结：《宋朝史论》对近代日本知识建构的启示

以上对《宋朝史论》翻译出版的背景、《宋朝史论》与《宋论》在文本上的差异以及译者松井等对《宋论》的认识、其中国研究、《宋论》对其研究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介绍与整理。《宋朝史论》只不过是近代日本庞大的“和译汉文”工程[102]的一个缩影。近代以来日本翻译中国古籍的规模之大、持续的力量之强劲、时间之长久，无论是观其大概还是仔细思量，对中国的日本研究者或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者而言，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也是一个很大的值得研究的课题。以《宋朝史论》为例，思考“和译汉文”对近代日本知识建构的意义，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文本形式的普及性。在近代日本学者（汉学家、中国研究者）、书商来中国寻访、探求、索购古籍文献的同时，用现代日语翻译汉籍使之在知识界和社会民众中普及，也蔚然成风。着力于汉籍文献的搜集，是近代日本中国研究学术水准的基本保证，至少在基础文献的使用上，近代日本学者可以达到与中国学者几乎同样、有些方面甚至更高的水平。而汉籍的大量翻译，使得小众化的、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具有了能够向社会普及的大众化的接受基础。这样就可能在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关于中国认知的知识建构的良性互动。这种互动的形成，虽说是时势使然，有识之士的诱导、推动也不可忽视。同时，维持这种互动的平衡也同样重要，既不能曲高和寡，也不能流于俗套。一些日本学者担心青年一代汉文读解能力的下降或所谓中国学研究的“地盘下沉”，都是对担心这种互动失衡的敏感认识。

第二，文本内容的多义性。对于王夫之的著作，近代日本学者有侧重于其政治论的，也有侧重于其学术性的；有侧重介绍其史论的，也有最终重视其哲学上的贡献的。正是因为其人物与著作的多义性，使得其思想因素可以渗透到近代日本不同的思想领域，或者为大正民主主义思潮激起涟漪，或者为颇具民族主义色彩的“兴亡史论”的精神资源，在建构近代日本知识体系时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第三，文本取舍的选择性。从王船山及其著作在近代日本知识建构中的影响而言，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看，有对于一个具体文本内容上的取舍，也有对这个人物思想的不同方面的取舍，而这两个方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上面对日译本《宋朝史论》与其原著《宋论》在文本上的差异已经做了详细的说明。之所以删去那些内容，虽说直接原因是译者认为这些内容与“国家兴亡”不相关，但是译者当时对王船山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也是日本知识界的一般理解的反映。舍弃的主要内容之一的礼法、政治制度论及其中所包含的辩证思想，和经济政策论及由此所延伸出来的“极深研几”的哲理，这些与直接关系到兴亡的宋代朝廷对外关系、君臣之间的猜疑、官僚文人的空谈、党争、武备废弛等相比，当然是次要的。而当时日本知识界关心的，也是受到中国晚清社会思潮的影响，如桑原隲藏强调王夫之的著作“广泛为处于清朝末路之际的读书人喜爱，成为种族革命的原动力”。[103]王船山的《黄书》及其“排外保种思想”成为他关注的焦点。[104]

如上所述，虽然后来译者松井等将王船山作为清初考据学的“哲学派大家”，但王船山的哲学思想在昭和前期的日本学界一直没有得到重视。1924年早稻田大学出版部出版了渡边秀方的《支那哲学史概论》，提到王船山时也是就其史学方面一笔带过，而且还是在论述黄宗羲时，说到“其史学造诣之深，与王船山相伯仲”。[105]将王船山列为“硕学大儒”，也是突出其史学上的贡献，将其《读通鉴论》与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万斯同的《明史稿》、全祖望的《宋元学案》相提并论。[106]而在中国哲学史著作中将王船山单列一目的，寡闻所及，或首推宇野哲人的《支那哲学史——近世儒学》（东京：宝文馆，1954年）。该书作为其《儒学史 上卷》（同，1924年）的续篇，经历30年才出版，是知己朋友祝贺作者八十寿辰的纪念活动之一，由作者“整理旧稿，补缀缺漏而成此书”。王船山的部分是旧稿既有还是补缀而成，不得而知。作为哲学家的王船山在日本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中终于找到了一席之地。宇野哲人特别突显王船山思想中对功利主义的批判，引用其《思问录》中的“有公理，无公欲”一节，认为此语“彻底戳穿了功利主义者的弱点”，[107]我们如果联系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日本的社会状况，大概也可以说是寄托了在经历了中日关系史上最为惨烈的战争之后这位中国学研究宿耆的深意的。“苟有经世之志的有为之士，读此书而能察学术思想如何改变世态人情之所以，将与其经纶而不无少补云尔。”[108]由此，我们稍稍拉长历史的时段，便还可以从文本取舍的选择性中看到文本活用的时代性和文本再生的持续性在知识建构的重要意义。

（原载《深圳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发表时有大幅删节。）

注释

[1]此议题是2014年5月8—9日在复旦大学召开的“第六届东亚文化交涉学会”年会总议题“东亚知识的生产、规划、流通与影响”的一个分科会子题。本文在提交给本次年会的论文的基础上补充修改而成。

[2]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自序》，姜义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84、585、586页（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2007年，第263、264页）。

[3]早稻田大学出版部：《先哲遗著 汉籍国字解全书绪言》（1909年10月），见《先哲遗著汉籍国字解全书》第一卷，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26年（再版）。

[4]参见町田三郎：《漢文大系について》《漢籍国字解全書について》，收入其《明治の漢学者たち》，东京：研文出版，1998年。

[5]手头所及，中国大陆出版的代表性成果，如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2年），野村浩一著、张学锋译《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郭连友《吉田松阴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郑匡民《西学的中介：清末民初的中日文化交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万鲁建《近代天津日本侨民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孔祥吉、村田雄二男（“郎”之误植）《从东瀛皇居到紫禁城——晚清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与人物》（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李廷江编著《近代中日关系源流：晚清中国名人致近卫笃麿书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张小钢编注《青木正儿家藏中国近代名人尺牍》（大象出版社，2011年），吕顺长《清末中日教育文化交流之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等。台湾方面，有黄俊杰主编的“东亚文明研究丛书”“东亚儒学研究丛书”中的相关著作（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引进该丛书出版黄俊杰主编的“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徐兴庆主编的“日本学研究丛书”（如《近代東アジアのアポリア》，台大出版中心，2014年）等。日本方面，如竹内好、桥川文三编《近代日本と中国》（上下卷，朝日新闻社，1974年），小岛晋治、伊东昭雄、光冈玄、板垣望、杉山文彦、黄成武编著《中国人の日本人観100年史》（东京：自由国民社，1974年），小岛晋治监修《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共20卷，东京：ゆまに书房，1997年），山室信一《思想としてのアジア》（岩波书店，2001年），小岛晋治《近代中日关系史断章》（岩波书店，2008年）等。

[6]参见该学会网站（http://www.sciea.org）。创会会长陶德民在学会创立趣意书中说：“本学会是为了动态地把握东亚的文化生成、接触、冲突、变容、融合等诸现象，为了将综合的文化交涉的样态从人文学的多样的方法、以多视角的见地加以阐明，以谋求会员相互研究上的联系与交流为目的而设立的组织。”

[7]参见刘岳兵的《中日近现代思想与儒学》（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日本近现代思想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近代日本的中国观 第三卷（1840—1895）》（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

[8]如《叶德辉的两个日本弟子》（《读书》2007年5月号）、《近代湘学与日本——以杨昌济为例》（方克立、陈代湘主编：《湘学》第5辑，湘潭大学出版社2010年）、“Naitō Konan and Hunan Studies”（Journal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East Asia，Volume 4 2013，中文版《内藤湖南与“湘学”》，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十五集，学苑出版社，2013年）、《狩野直喜的文人情趣——以狩野直喜与湘籍学者的交往为例》（2013年5月25—26日复旦大学哲学系主办的“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儒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魏源的〈圣武记〉在近代日本》（2014年10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4·历史学暨第五届中国古文献与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等。

[9]西顺藏：《王船山読書会二つの紹介と王船山門前の記》，载《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会会报》二（1959年2月），见《西顺藏著作集》第二卷，东京：内山书店，1995年，第142页。

[10]同上书。

[11]梁启超：《儒家哲学》（1927年讲演，周傅儒笔记），《饮冰室合集》第十二册·专集之一百三，中华书局，1989年，第62页。

[12]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年），《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82页。

[13]高燮：《湘乡曾氏刊船山遗书》（1906），高铦、高锌、谷文娟编：《高燮集》（南社丛书，柳无忌总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页。

[14]王船山：《薑斋文集》卷五·九昭，《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岳麓书社，1996年，第150页。

[15]同上，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年）。

[16]西顺藏：《王船山読書会二つの紹介と王船山門前の記》，同上《西顺藏著作集》第二卷，第143页。

[17]西顺藏：《王夫之》，宇野哲人博士米寿纪念论集《中国の思想家》（下），东京：筑摩书房，1963年；小川晴久：《王夫之》，日原利国编《中国思想史》（下卷），东京：ぺりかん社，1987年。

[18]公田连太郎译注《国译读通鉴论》（上·下，续国译汉文大成·经子史部23·24卷），国民文库刊行会，分别于1931年11月、1932年3月发行，后多次再版（如1979年，日本图书中心出版“复刻爱藏版”）。松井等译《支那近世政治思潮》收录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王夫之的《黄书》和节译的顾炎武《日知录》，作为“兴亡史论丛”第二期第九卷1919年由“兴亡史刊行会”出版。日译本的《读通鉴论》为全文翻译并注，《黄书》也是全译本。

[19]日本学界对王船山研究，朱迪光《王船山研究著作述要》（湖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附录一《王船山研究论文索引》和附录二《王船山研究著作索引》中零星可见。附录一中有“1918—1981年日本研究王船山书目（内部）/（日）高国淳//船山学术研究简报，1982.（3）”一条（第557页，“高国淳”为“高田淳”之误植）。2010年日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出版的松野敏之的著作《王夫之思想研究 : 『讀四書大全説』における「作聖之功」議論を中心にして》所列参考文献专门有一项为日本的研究著作与论文。以上两种均未提及《宋朝史论》，谭汝谦编《日本译中国图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年）收录了《读通鉴论》《宋论》与《黄书》的相关信息。

[20]中内义一：《支那哲学史》，东京：博文馆，1903年，第302、306页。此说之由来，其中引魏象枢（1617—1687，治程朱理学，著有《寒松堂集》《儒宗录》《庸斋闲话》等）之言：“平生愿见而不能得者三人，夏峰梨洲二曲也。”（第304页）中内义一（即中内蝶二，1875—1937），出生于日本高知县，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为小说家、剧作家，记者。

[21]参见秦春燕：《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22]《内藤湖南全集》第4卷，筑摩书房，1971年，第539页。书名、篇名中出现“支那”一词者一仍其旧，正文中皆改为“中国”。

[23]内藤湖南：《支那将来の統治》，同上《内藤湖南全集》第4卷，第546页。内藤湖南的中国认识，与此相关者，参见陶德民的《明治の漢学者と中国―安繹·天囚·湖南の外交論策》（日本关西大学出版部，2007年）、杨栋梁的《民国初期内藤湖南的“支那论”辨析》（载《南开学报》2012年第1期）。

[24]内藤湖南在《支那史学史》中提及：“当时的学者与顾、黄、王诸氏一样都是对时局深有感慨而著述，即所谓史论即时势论。”《内藤湖南全集》第11卷，筑摩书房，1969年，第310页。

[25]小岛祐马：《黄宗羲の政治経済思想》（《経済論叢》7卷1、2号，1918年7、8月），见小岛祐马：《中国の社会思想》，筑摩书房，1967年，第197页。

[26]小岛祐马：《王夫之の経済思想》（《経済論叢》7卷3号，1918年9月），收入小岛祐马：《中国の社会思想》一书。他还计划写作《顾炎武的政治经济思想》，因故未能完成。

[27]同上，小岛祐马：《中国の社会思想》，第216页。

[28]参见刘岳兵：《日本近代儒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该书第三章为“小岛祐马论：‘共同社会’——大同理想的再兴”。

[29]同上，小岛祐马：《中国の社会思想》，第221页。《复堂日记》卷二记载：“阅王船山《噩梦》《黄书》。皆与黎洲《待访录》相出入。”见范旭仑、牟晓明整理：《谭献日记》，中华书局，2014年，第36页。

[30]同上，小岛祐马：《中国の社会思想》，第232、234页。

[31]同上，小岛祐马：《中国の社会思想》，第234—237页。小岛祐马：《王船山の経済説に就いて》，《支那学》第三卷第三号（1922年12月），第79—84页。

[32]小岛祐马：《中国の社会思想》，第235页。又见小岛祐马：《王船山の経済説に就いて》，《支那学》第三卷第三号（1922年12月），第82页。

[33]小岛祐马：《中国の社会思想》，第227页。

[34]同上书，第228页。

[35]1914年12月14日松井等在东京地学协会的例会上发表讲演《山东省的历史地理》，讲演笔记在《地学杂志》第27年第314号、315号（1915年2月、3月）连载发表。

[36]《李大钊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46、147页。

[37]如佐藤信渊（1769—1850）在1823年著《宇内混同秘策》，扬言：“愚蠢的满奴都能掠取支那，何况以皇国的兵粮、大铳、火药的神威能不成为其后继者吗？十数年间统一支那全国，也不在话下。”（鴇田恵吉編：《佐藤信淵選集》，東京：読書新報社出版部，1943年，第414頁。）参见刘岳兵：《近代日本中国认识的原型及其变化机制》，《历史研究》2010年第6期。

[38]市村瓒次郎：《中華民国の前途》（1913年5月25日汉文学会讲演），收入其《支那论集》，东京：富山房，1916年，第165—166页。

[39]编辑顾问主要还有东京帝国文科大学教授文学博士箕作元八（1862—1919，西洋史学者，著有《西洋史講話》《仏蘭西大革命史》等）、东京帝国文科大学教授文学博士村川坚固（1875—1946，西洋史学者）、陆军大学教授司马亨太郎（1862—1936，德语学者，曾任东宫御用官、学习院教授）、早稻田大学教授北昤吉（1885—1961，北一辉的弟弟，思想家，著有《柏格森哲学的解说及批判》《从哲学到政治》等）等。“兴亡史论刊行会”的代表者为松宫春一郎（1875—1933，毕业于学习院，供职于外交时报社，同时为1920年开始发行的“世界圣典全集刊行会”丛书——“兴亡史”的姊妹丛书——的代表）。

[40]市村瓒次郎：《支那歴代史観=諸民族の盛衰と漢文化の変遷》（《宋朝史论》序），王船山著，松井等、前川三郎译：《宋朝史论》（序文），兴亡史刊行会，1918年，第21—22页。（1931年作为“世界兴亡史论”第九卷由平凡社再版。）

[41]同上，《宋朝史论》（序文），第1页。

[42]同前，《宋朝史论》（序文），第20—21页。

[43]市村瓒次郎：《中華民国の前途》（1913年5月25日汉文学会讲演），收入其《支那论集》，东京：富山房，1916年，第188页。

[44]市村瓒次郎：《平和と戦争》（1914年11月孔子祭典会讲演），同上《支那论集》，第316、317页。原文有着重号。

[45]伊东忠太、杉村广太郎：《阿修羅帖》第3巻，东京：国粹出版社，1921年，No.233。

[46]同前，《宋朝史论》（序文），第13—14页。

[47]同前，《内藤湖南全集》第11卷，第309、310页。马彪翻译的中文版《中国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42页的译文：“对于宋何以亡国的原因，他认为主要在于宋制度只对内部有猜疑心，而没有去考虑外部夷狄所致。”这一句虽然是接着王船山的原话的解释，但是译文中“他认为”为译者所加，是要表示这是内藤湖南对王船山的理解，但是从逻辑上看，内藤湖南的这句解释与所引王船山的原文“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并没有什么严密的内在关系，因此这里的解释更多的是内藤的意思，是内藤这样认为。“他认为”是译者主观所为，反而容易引起误会。

[48]同前，《宋朝史论》（序说并原著者王船山小传），第1页。此处说113篇（项），通说为115篇。该序说列举各卷篇数中，谓“第八卷徽宗（五项）”、“第十卷高宗（十五项）”，各少一项。

[49]同前，松野敏之：《王夫之思想研究 : 『讀四書大全説』における「作聖之功」議論を中心 にして》。

[50]见《船山全书》第十一册，岳麓书社，1996年，第348页。

[51]刘韶军译注：《宋论》（上下），中华书局，2013年。

[52]同前，《宋朝史论》（序说并原著者王船山小传），第1页。

[53]王夫之的礼学思想，参见陈力祥：《王船山礼学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宋代礼制，参见陈戌国：《中国礼制史 宋辽金夏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一章“赵宋礼仪制度”）。

[54]参见王云云：《王夫之礼学思想的特色——以“濮议”论为中心》，《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55]《宋论》卷一，《船山全书》第十一册，岳麓书社，1996年，第36—37页。

[56]《谭献日记》，中华书局，2014年，第66页。

[57]《黄书》宰制第三，《船山全书》第十二册，岳麓书社，1996年，第508页。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著、松井等译《支那近世政治思潮》，东京：兴亡史刊行会，1919年，第107页。

[58]《黄书》慎选第四，《船山全书》第十二册，岳麓书社，1996年，第522页。同上，松井等译《支那近世政治思潮》，第127页。

[59]《黄书》宰制第三，《船山全书》第十二册，第519页。同上，松井等译《支那近世政治思潮》，第122页。

[60]《宋论》卷十，同上，《船山全书》第十一册，第229页。

[61]《宋论》卷十二，同上，《船山全书》第十一册，第275、276页。

[62]《宋论》卷十二，同上，《船山全书》第十一册，第276页。

[63]同前，《宋朝史论》，第219页。

[64]同前，《宋朝史论》，第145页。

[65]同前，《宋朝史论》，第212页。卷八—四“徽宗与蔡京”的小序也用了“痛论”一词：“……痛论君臣相戏而不顾国事，即便不出现像女真那样的劲敌，宋朝的衰运也不可避免的道理。”同上，第343页。还有卷九—二“空谈亡国”的小序也用了“痛论”一词。“宋人不审敌方意图，又无确乎奋发之勇，徒弄口舌之空论而不顾防卫之实务，遂招致大祸。本论痛论其所以。”同上，第360页。

[66]同前，《宋朝史论》，第293—294页。“论人之衡有三：正邪也，是非也，功罪也。正邪存乎人，是非存乎言，功罪存乎事。三者相因，而抑不必于相值。”（《船山全书》第十一册，第173页。）该篇中提到：“谓沙漠而北，河、洮而西，日南而南，辽海而东，天有殊气，地有殊理，人有殊质，物有殊产，各生其所生，养其所养，君长其君长，部落其部落，彼无我侵，我无彼虞，各安其纪而不相渎耳。”（同上，第174页。）对此《宋朝史论》未有论及，而当代有论者将其作为“与少数民族保持互不侵略、相安无事的关系”的论据，认为王船山在这里“提出了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民族关系的新认识。”（王嘉川译注《宋论》前言，中华书局，2008年，第3页。）

[67]“知国计通理财应为大臣之责务，以不知不通为高洁，此误解尤其不对。王安石不通而为小人误，攻击王安石的元祐诸公亦不知，与王安石无异。如同两盲相触相骂，而为元祐诸公惋惜。”同前，《宋朝史论》，第305—306页。

[68]同前，《宋朝史论》，第336页。

[69]同前，《宋朝史论》，第85页。卷十一—二“南北讲和之真相”小序中也用了“喝破”一词，曰：“南宋之孝宗与金世宗同时在位，南宋的乾道元年即金的大定五年，两国讲和，废原来的君臣之礼，称宋帝为侄、金帝为叔。自此南北交争久绝。后世中国论者谓二帝为宽仁之君，故有如此成果。对此王船山喝破了两国同样面临不能活跃的内情，结果，这里蕴含了两国同时衰亡的前兆。”同前，《宋朝史论》，第430页。

[70]同前，《宋朝史论》（序说并原著者王船山小传），第3—4页。

[71]同上，第4—5页。

[72]《宋论》卷十四，《船山全书》第十一册，岳麓书社，1996年，第320页。

[73]参见韩东育：《“仁”在近代日本史观中的非主流地位》，《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该文收入其《道学的病理》一书时有删改，书中明确指出：“由于日本以‘忠’为道德之绝对，而以‘孝’为‘忠’之从属，所以，它与以‘孝’为绝对而以‘忠’为相对的‘革命’思想的发源地——中国，截然不同。”韩东育：《道学的病理》，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71页。相对、绝对之说，或因道德主体为国家、个人之不同亦可另当别论。

[74]如李庆的《日本汉学史》共五部，第一部“起源和确立”（1868—1918）、第二部“成熟和迷途”（1919—1945）、第三部“转折和发展”（1945—1971）、第四部“新的繁盛”（1972—1988）、第五部“变迁和展望”（1989—），201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一并出版；严绍璗的《日本中国学史稿》，2009年作为阎纯德、吴志良主编的“列国汉学史书系”的一册由学苑出版社出版；此外 可参见钱婉约的《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胡宝华编著的《20世纪以来日本中国史学著作编年》（中华书局，2012年）等。

[75]中嶋敏：《市村瓚次郎》，江上波夫編：《東洋学の系譜》，東京：大修館書店，1992年，第26页。

[76]白鸟库吉：《後藤伯の学問上の功績》，《白鸟库吉全集》第十卷，岩波书店，1971年，第387页。白鸟库吉监修《满洲历史地理》第一卷，丸善株式会社，1940年复制版（1913年初版）田中清次郎的《序》。“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的开设，一说为1906年。白鸟库吉《满鲜史研究の三十年》，同上，《白鸟库吉全集》第十卷，第405页。

[77]白鸟库吉：《〈满洲历史地理〉序》（1913年），同上，《白鸟库吉全集》第十卷，第449—450页。

[78]金毓黻1934年完成的《渤海国志长编》的《征引书录》中列有《满洲历史地理》和《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对前者，特别提到：“其中与本编有关者，即为松井等所撰渤海之疆域一篇。此书通体皆精，又附图中之渤海时代疆域图，亦余取以入本编，且加以修正者也。”见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东北史所标点，吉林：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翻印，1982年，第602页。其1932年4月30日日记记载：“撰《渤海国志征引书录》，凡得九十五种。译《满洲历史地理·渤海之疆域》一篇，日本松井等所著也。”（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四册，辽沈书社，1993年，第2816页。）1938年12月27日日记中特意引《三十国春秋》作者萧方等的名字来议论松井等的名字，说：“方等岂能单用方字，此盖误以为等字为若干人同撰中语，故刊去之。近倾日本有松井等研史学颇有声，引之者称曰松井，亦由此而误也。”（同上《静晤室日记》第六册，第4261页。）可见当时其声誉已经影响到中国学界。

[79]松井等：《その人その顔——「蒙古史研究」の跋に代へて——》，箭内亘《蒙古史研究》，东京：刀江书院，1930年，外篇，第25—30页。

[80]松井等：《东洋史概说》，东京：共立社，1930年，序，第2页。

[81]金毓黻在1934年5月8日日记中记载：“日本松井等氏撰《东洋史概观》，东京市共立社书店出版，松井氏邃于东洋史，此作当甚可观。”（同上《静晤室日记》第五册，辽沈书社，1993年，第3312页。）此处书名《东洋史概观》当为《东洋史概说》之误，松井等的著作中没有《东洋史概观》。

[82]松井等：《东洋史精粹》（现代史学大系第12卷），东京：共立社，1931年，前言，第1页。

[83]松井等：《东洋史概说》，东京：共立社，1930年，序，第1页。

[84]同前，松井等：《东洋史概说》，第1页。

[85]同前，《宋朝史论》（序说并原著者王船山小传），第3页。

[86]《读通鉴论》卷六，《船山全书》第十册，第225页。

[87]《宋论》卷二，《船山全书》第十一册，第65页。

[88]同上，《东洋史精粹》，第267—268页。松井等接着写道：“以上诸大家对明代，特别是明末学问陷入极为空疏的观念游戏感到不满，追求对现实能发挥作用的学问，而向古典来探求这种学问。他们都遭遇了明末清初不安定的时代，目击了满洲人的入侵，因此自然有一种紧张的气氛，同时提出了强有力的主张。”（同上，第268—269页。）松井等的《东洋史讲座·第四期前编·满洲民族盛衰的时代》（东京：雄山阁，1930年，第86—87页）、《东洋史概说》（东京：共立社，1930年，第222—223页）及其增补版《东洋史要释》（同前，1934年，第147页）中的论述，用语或基本相同，或稍微简略，但是都没有如《东洋史精粹》中明确指出考据学是清代的学术特色。松井等翻译的《支那近世政治思潮》附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家的小传，分别根据张穆的《顾亭林年谱》、黄炳垕的《黄梨洲先生年谱》和《船山遗书》所附《船山先生行状》而成（《支那近世政治思潮》第397—398页作“黄垕炳”，“当以黄炳垕为是”。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增订本）》，中华书局，2010年，第31页）。

[89]《东洋史精粹》，第186页。引文见《宋论》卷四，《船山全书》第十一册，第128页。此处“今古败亡之券”后原文还有“可不鉴诸！”，未引。《宋朝史论》，第218页。

[90]同上，《东洋史精粹》，第188页。《宋朝史论》第四章第二节“仁宗的盛治及其反面”，第176—183页。

[91]同上，《东洋史精粹》，第193页。见前注释所示《宋朝史论》第430页的小序。《宋论》卷十一中论述说：“乾道元年，和议再成，宋与女直无兵革之争者四十年。论者谓二主皆以仁恕宅心，而天下咸被其泽。呜呼！此偷安之士，难与虑始之民，乐怀利以罢三军，而不恤无穷之祸。流俗之言一倡，而天下交和，夫孰能听之哉？宋之决于和，非孝宗之心也。孝宗嗣立以来，宴寝不忘者兴复之举，岂忍以割地终之。完颜雍雄心虽戢，然抑岂有厌足之欲，顾江左而不垂涎者。故和者皆其所不得已，而姑以息民为名。贸贸者从而信之，交起而誉之，不亦愚乎？宋与女直，相枕而亡，其几兆于此矣。”见《船山全书》第十一册，第266页。但是市村瓒次郎在《东洋史统 卷二》中试图为议和者“正名”，说：“后世将南宋主张讲和的人物都视为卖国贼，未免稍失极端。只有明代丘濬与清代赵翼的评论与多数意见不同，我认为颇为切合实际，有其稳当之处。”接着引出王鏊《震泽纪闻》中的丘濬之语（“宋家至是亦不得不与虏和，南宋再造桧之力也”）和赵翼的“以和保邦犹不失图全之善策”（《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六）等论述。见市村瓒次郎：《东洋史统 卷二》，东京：富山房，1940年，第685—686页。

[92]松井等：《改订中等东洋历史》，东京：宝文馆，1915年，第147—148页。

[93]松井等：《支那社会思潮》，《岩波讲座世界思潮》第四册，岩波书店，1928年，第78、89页。

[94]松井等：《东洋文化观》，东京：国史讲习会，1922年，第130页。

[95]松井等：《东洋文化观》，第131页。

[96]松井等：《东洋文化观》，第132页。

[97]松井等：《支那现代史》，东京：明善堂，1924年，第278页。

[98]山根幸夫：《松井等》（词条），国史大辞典编辑委员会编：《国史大辞典》第13卷，吉川弘文馆，1992年，第91页。

[99]《宋论》卷一，《船山全书》第十一册，第45页。

[100]松井等：《支那现代思潮》，《岩波讲座东洋思潮》第九卷，岩波书店，1934年，第43页。

[101]高桥政清：《松井等先生小传》，《国史学》第33号，1937年12月。

[102]除前文提到的《汉文大系》《汉籍国字解全书》之外，重要丛书还有《国译汉文大成》（国民文库刊行会）、《续国译汉文大成》（同上）、《注解全译汉文丛书》（至诚堂）、《有朋堂文库汉文丛书》（有朋堂），战后有《新释汉文大系》（明治书院）、《全释汉文大系》（集英社）、《中国古典文学大系》（平凡社）、《中国古典新书》（明德出版社）、《中国的古典》（学习研究社）等等。详细情况请参见“中国古典丛书内容简介”的网站http://www.rockfield.net/kanbun/congshu/。这也只是一部分，比如1910—1912年玄黄社出版的田冈岭云译注的“和译汉文丛书”等。具体书目可参见前述《日本译中国图书综合目录》，基本集中在分类表中的“120中国·东洋思想”和“220中国·亚洲”部分。

[103]桑原隲藏：《斯の如く支那を観る》，载于《时事新报》1920年2月9日—13日。此文未收入《桑原隲藏全集》，亦未见于《桑原隲藏著作目录》（《桑原隲藏全集》第五卷，岩波书店，1968年，第551—561页）。

[104]桑原隲藏：《歴史上より観たる南北支那》（收入1925年出版的《白鸟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见《桑原隲藏全集》第二卷，第27、67页。

[105]渡边秀方：《支那哲学史概论》，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24年，第654页。

[106]同前，渡边秀方：《支那哲学史概论》，第653页。

[107]宇野哲人：《支那哲学史——近世儒学》，东京：宝文馆，1954年，第354页。

[108]同上，宇野哲人：《支那哲学史——近世儒学》，序（1954年9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