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译本《宋朝史论》由市村瓒次郎的《序》、译者的《序说并原著者王船山小传》、《凡例》及《目次》、正文组成，扉页有王船山的肖像。

日译本的文本特色及其与原著在文本上的差异，我们可以首先从译者的《凡例》中得到一个基本的认识。凡例共八条，全文如下：

一、如序说所记，本书乃译述明末清初硕学王船山著《宋论》而成。

二、欲玩味汉文简劲之长处者，应先熟读原文，不可由译文而得。本书为了尽量通达文意，不拘泥于原文的文辞句法。王船山的文章艰涩拮屈之字句不少，更觉有其必要。

三、文中有多处不知所依据的事实就难于理解者，因此在必要之处夹有小注。

四、摘一篇之大意揭于篇首，名曰小序。此非为特别必要，出自方便读者之微意。

五、原书由十五卷组成。今据体裁之便，改原文之“卷”为“章”，且个项以“节”称之。

六、原书各卷长短不一。因此本书各章也长短甚为不同，请读者理解。

七、本书尽量选取原书中与国家兴亡相关的部分，有些不相关的就省去了。因此整体篇数本书与原著未必一致。亦请读者谅恕。

八、本书之译述乃市村博士之指示，且寄来综论大观中国四千年波澜壮阔兴亡盛衰之由来的长篇序文；卷头所载原作者的肖像是平福百穗画伯根据《船山遗书》画像所摹写。谨此深谢其好意。

首先，书名由《宋论》改为《宋朝史论》，凡例一所言“序说所记”，即序说开篇的说明：“《宋朝史论》是假王船山所著《宋论》而起的书名。《宋论》由十五卷组成，评论北宋南宋三百二十年间的史迹，非首尾一贯的长篇，而是以一百一十三项事迹为题目的一百一十三篇评论组合而成。”[48]译者认为原著的内容是对宋朝“史迹”的“评论”，故更名为《宋朝史论》。以“史论”概括原著“论”的特征，已经成为学界共识，或未尝不可或未必妥当，且另当别论，但是书名的变更，也使得后学在做学术史整理时容易产生疏漏，如日本最新出版的王夫之思想研究专著中所列日文参考文献，就未见该书信息。[49]其次，为方便读者，译者在正文必要处夹有小注、每篇（节）不仅列有标题，而且篇首皆有小序说明该篇大意，这与中文刊行本多有不同。每篇有标题的，据杨坚《宋论编校后记》，有民国三年（1914年）上海会文堂书局《标目读通鉴论附宋论》本，对照各种版本，指出“惟会文堂本于全书一百一十五论皆着标题，有别于他本，遂亦据以录入本版，以便读者。”[50]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收录刘韶军译注的《宋论》，删去了每篇的标题，在每卷（章）卷首附有“题解”，没有概括每篇大意的小序。[51]

最重要的是凡例七，所谓省去与国家兴亡不相关的部分，其相关不相关的标准是什么？值得探讨。其序说中也提到：“其中有直接关系国家兴亡的，也有不是的，但是在王船山看来无不与国家兴亡有关。”[52]《宋朝史论》一共省去31篇，约占总篇数115篇的27%，省去的篇目（篇名据《船山全书》本）如下：

卷一太祖：一〇 太祖享太庙欲撤礼器而用常膳、一三 宋定妇为舅姑服及封赠本生父母之礼、一四 太祖遵杜太后传位之命；

卷二太宗：八废楚王元佐为庶人、九 太宗无嗜好惟喜读书；

卷四仁宗：五仁宗使曹后育英宗、九 韩范二公之才、一四 富弼有憾于韩琦；

卷五英宗：二 濮王典礼之议；

卷八徽宗：五杨时应诏而出；

卷九钦宗：四马伸请张邦昌复辟；

卷十高宗：三 李纲之建言、四 吕好问朱胜非之同逆、六 林勋上书请行什一之税、八 胡安国与秦桧同情、九 娄寅亮请立太祖后为嗣、一〇颁戒石铭于州县、一五虞允文甫至釆石即决战、一六 高宗内禅；

卷十一孝宗：一 符离之溃、二 孝宗奉养高宗；

卷十二光宗：一孝宗急传位于其子、二 朱子请行经界法；

卷十三宁宗：三 朱子祧庙之议、四 蔡元定之窜死；

卷十四理宗：一真德秀魏了翁讼济王竑之冤、二 史弥远请录儒先子孙授以山长、四 史嵩之毒杀徐元杰刘汉弼杜范、五 起复史嵩之之众议、六 刑具之酷始于宋末；

卷十五度宗 恭宗 端宗 祥兴帝：一 文天祥奉太后命如元军。

对以上这些被译者删去的所谓与国家兴亡“不相关”的内容进行分析整理，大概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第一，礼法、政治制度论。如卷一的第十、十三、十四篇、卷四第五篇、卷五第二篇、卷十第九、十六篇、卷十一第二篇、卷十二第一篇、卷十三第三篇，第十四卷第六篇，占所删除内容的近三分之一强。

第二，经济政策论。如卷十第六篇、第十二卷第二篇。

第三，德行、道义、人才、学问及社会关系论等。作为儒家知识分子，这一类论述与政治、经济方面的论述紧密相关，既具有独立意义，也可以说是前面两类论述的基础。这类论述在对于持道德史观的儒家知识分子而言，是理所当然的，未删去的部分中也还有大量类似的论述存在，故对此存而不论。

这里只是简要地介绍前面两点的相关情况。

礼法、政治制度论[53]所占的篇幅最多，大部分与皇室相关。如卷一所删去的三篇全部是礼制方面的内容。传统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礼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如元代学者陈澔所言：“前圣继天立极之道，莫大于礼；后圣垂世立教之书，亦莫先于礼。”（《礼记集说》序）《宋论》中直接论述礼制的篇目都被删去，而以卷一最为典型。从卷一中删除的三篇来看，《宋论》中关于礼制的论述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1）对具体礼制事项的评价。如对宋太祖欲撤礼器而用常膳之事，一方面批评其“卒然而撤之，卒然而复之，义不精而典礼不定，过矣”，强调祭祀典礼之事“非可以意之偶发而废兴之”。尽管“其易之之情、复之之心，则固诚有于中憬然而不容抑者存也。”又如对尹拙等提出的“妇服舅姑斩衰三年”，批评其有“渎典礼”，是“变而失其正也”；而认为李昉提出的“后父母亡，得封本生父母”这种对古制的改变，是“变之正也”。再如在传位问题上，评价宋太祖说：“以己期人，虽公而私；观之不达，虽智而愚；乃以不保其子弟，不亦悲乎！”当然，像卷五的“濮王典礼之议”，更是关系到宋代宗法观念与传承制度的一次大讨论（“濮议之争”）。[54]

（2）对礼法制度及其变化发展的原则性与时代性的论述。如王夫之解释“礼从其朔”时，强调“朔者，事之始也；从之者，不敢以后起之嗜欲狎鬼神也。”同时在解释“礼，时为大”时，又强调“时者，情之顺也；大之者，不忍于嗜欲之已开，而为鬼神禁之也。”[55]无论什么观念或制度，王船山都强调“古今相酌，而古不废今”，既反对“舍今以从古”，也反对“执古以律今”。对礼之可变与不可变、革与因的关系，他强调“大伦之正”是不可变的，而在具体细节上，只要情理相协，就要与时俱进。谭献为《宋论》的思想特征总结了两句话：“曰仁心为质，曰设身处地”，[56]可以说是深中肯綮。

王船山有“陋宋”之说，宋之所以“陋”，之所以“耻”，进而之所以亡，就是因为统治者“惟己之意欲”而动，“惟己之意欲”就是“私”，没有掌握好政治制度的原则性与时代性之间的平衡。所以王船山在《黄书》中说：“圣人坚揽定趾以救天地之祸，非大反孤秦、陋宋之为不得延，固以天下为神器，毋凝滞而尽私之。”[57]就是要在“私”字上开刀，“革陋宋鬻贩之私，则大公行矣。”[58]强调“中国财足自亿也，兵足自强也，智足自名也。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休养厉精，土佻粟积，取威万方，濯秦愚，刷宋耻，此以保延千祀，博衣、弁带、仁育、义植之士甿，足以固其族而无忧矣。”[59]

其次，被删去的经济政策的论述，也是《宋论》中非常精彩的部分。经济政策的核心，也是要以民心民情为本，要以变化的时势为依据，不能食古不化、不能搞教条主义。卷十高宗的第六篇“林勋上书请行什一之税”中说的就是以“先王之法”为名而不顾时代变化的实际情况，其祸害之惨“足以杀天下而亡人之国”。[60]同样，被删去的部分中还有王船山对朱熹“请行经界法”所提出的类似的批评：“朱子知潭州，请行经界法，有诏从之。其为法也，均平详审，宜可以行之天下而皆准，而卒不能行。至贾似道乃窃其说以病民，宋繇是亡，而法终沮废。”为什么会如此？王船山的分析非常精辟独到。他认为那些“思而可得、学而可知”的道理，还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运用到复杂的实际生活中往往行不通。“古人之教我以极深研几之学，而我浅尝而燥用之，举天下万民之情，皆以名相笼而驱入其中，故曰‘罔’也。”[61]“极深研几之学”来自对“天下万民之情”的反复体察，学问的深奥精微之处才能逐渐显现。而不能简单粗暴地将“天下万民之情”装进抽象空虚的“名相”中就了事。

《礼记·礼运》中说：“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对此，王船山解释说：“人情者，非一人之思所能皆虑，非古人之可刻画今人而使不出于其域者也。乃极其所思，守其所学，以为天下之不越乎此，求其推行而准焉，不亦难乎！”[62]对真理的追求，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好的政策，不是千古不变的教条，只有不断地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因地制宜、顺势而为、实事求是，这块“人情之田”才能春华秋实，硕果累累。这些国家治理的根本理念怎么会与“国家兴亡”无关呢？

《宋朝史论》中，除了整篇删去之外，也有删去某些篇目中几句或整段的情况，不在此一一列举了。

在文本上与原著的差异，除了删除的部分之外，每篇前面增加的“小序”也值得注意。一方面如译者所言是“出自方便读者之微意”，通过这些“小序”可以看到译者的态度。纵观各篇“小序”，其写法特点可以归为以下几类。第一，以“本论”概括大意，不出现原著者王船山的名字；第二，直言王船山对相关问题是如何论述的；第三，虽然不一定出现原著者王船山的名字，但是以“骂”（卷四—八，“科举之诗赋优于其策问”。“厌恶成为宋朝大弊的言论纠纷之余，以至于骂到科举的策问”[63]）、“痛骂”（卷三—六，“宋初之宽政”。“痛骂极端的勤俭精励主义”[64]）、“痛论”（卷四—七，“宋对西夏的失策”。“痛论当时宋朝的弱势”[65]）、“颂扬”（卷六—八，“章惇的功劳”。“章惇虽为奸人无疑，但就其征讨湖北的蛮夷传播中国的文化一事而言，解释完全应该作为其功劳加以颂扬的缘由”[66]）、“惋惜”（卷七—二，“元祐诸公不通理财”[67]）、“论破”（卷八—三，“宋对于童贯及辽金的态度”。“虽谓靖康之祸本于童贯之愚策，而宋之弱势非自徽宗朝始，而由来于宋初以来之积弊，揭穿了当然招致败亡之不幸、亡国之祸不可免的秘密。”[68]）、“喝破”（卷二—七，“九世同居非美事”。“喝破其伪善”[69]）等表现强烈情感色彩的词汇来转述王船山的态度。

如此增删，其意义何在呢？这与译者松井等对王船山史论的评价是紧密相关的。如前所述，《宋朝史论》的译者松井等为该书写了一篇《序说并原著者王船山小传》（以下简称《序说》）。《序说》一方面充分肯定了王船山的学术可与其同时代被仰为一方宗师的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李颙等大家相比肩，而且作为史论家，特别是“兴亡史论家”，王船山更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佼佼者。同时也结合《宋论》指出船山史论以下三个方面的缺点并表示一种同情的理解：

其一，以伦理道德作为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非平正的事实论，有为议论而议论之嫌。此乃中国史论家难免的通弊，因为王船山奉程朱之学，与其说王船山是史论家，不如说经学家才是他的本分。如果知道中国史学与经学难以分离，应该就不会只去责备王船山了。其二，其论法稍稍偏于矫激，有过多交织慷慨之气之嫌。这是因为时势激**，王船山观察其所处明朝的没落，作为身处战乱漩涡为生死挣扎的人，自然会受制于自己的感情，托古人的故事以泄露胸中的烦闷。其三，作为题材或论据的历史事实有缺乏正确性之嫌。《船山遗书》的编者亦谓“先生博极群书，下笔千言，无暇翻阅，间亦记忆偶误”（欧阳兆熊《重刊船山遗书凡例》，《船山全书》第16册，岳麓书社1996年，第421页——引者），凭记忆而引证事实，难免有误。编者又谓因为怕“欲改之则与本意不符，竟置之”（同上），当如此然，即便于事实有一些误解或曲解，也不难知道王船山的论旨之所在。[70]

道德史观、情绪化的偏激、史实的错误，从重视历史的客观性的角度而言，这些都是致命的缺点。但是如序说所言，王船山更是一个经学家，他有自己的史学思想，作为思想家而言，译者注意到“其论旨可玩味处颇多”，“有不少非中国人不能着眼的很有价值的论点”，并强调指出：

中国有中国固有之事，不可以外国之事例加以推测。对此，中国论客之着眼亦有出乎吾人想象之外者。想要由中国的历史来考究中国的国情，不可不参照中国论客之所见。中国的史论家的论法论旨与欧美的相比，显得散漫，缺乏平正，以此为理由而一概排斥中国史论家的见解，这是研究中国历史还没有入门的表现。阅读《宋论》时，要暂且放下只是批评其缺陷的态度，体会其奇警且着实的论法论旨，可为探究中国情况助一臂之力。[71]

研究中国历史要注重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特点、关注中国历史学家的相关论述，不能用外国的事例或理论妄加推测，这种研究态度是难能可贵的。

《宋朝史论》的译者在文本上的增删，就是为了突显王船山的道德史观、慷慨之气和“奇警且着实的论法论旨”。从内容上看，市村瓒次郎与内藤湖南所强调的文弱与内耗这些导致宋亡的原因，在《宋朝史论》中得到进一步加强。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译者强调船山史论中的情绪化因素，并同情地理解为是时势与个人生命体验使然。但是对王船山“身处战乱漩涡”经过“生死挣扎”而得出的许多闪耀理性光辉和饱含人性智慧的宝贵思想，以无关国家兴亡为理由而舍弃了。正如译者所言，这些删去的部分“在王船山看来无不与国家兴亡有关”，因此，译者所谓的“不相关”，其实不过是与日本的兴亡不相关而已。上述删去的有关礼制特别是皇室的典礼和具体礼法制度，与日本的情况大不相同，而且经济政策也与日本的社会大相径庭。《宋朝史论》作为“兴亡史论”丛书中的一种，其目的如前所述，自然是为了鼓舞日本国民“兴国之意气”，使日本在优胜劣汰的盛衰之理中占据不败地位。因此对于有违于此的思想必然是避之犹恐不及、删之犹恐不快的。如王船山对那些“恻隐之心亡，而羞恶之心亦绝”的“不仁者”，批评其“立身扬名、移孝作忠之说，皆唯其口给以与人相啮蹄，复何所忌，而尚可与之正言乎？”[72]这些论述当然在删除之列。在近代日本国民道德体系和“万世一系”的“皇国”史观中，忠孝关系正与王船山所批评的“移孝作忠”若合符节。[73]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向“成为列强的霸者”迈进中的近代日本，不等到自我膨胀的梦想破裂，是很难有如船山批评的“陷于禽兽之阱”的自我觉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