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时代及其之前王船山的著作在日本的情况如何，尚待考证。从明治时代出版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中几乎未见王船山踪影看，当时日本学界并未重视其人。[19]1903年东京博文馆出版文学士中内义一的《支那哲学史》，其中有“清初三大儒”或“明末清初三大儒”之称，从“清人理学之先驱”而论，所指三人为孙奇逢、黄宗羲和李二曲。[20]该书为“帝国百科全书”的一种（第39编），或可窥见当时日本学界的一般看法。中国学界关于明末清初代表性思想家的说法，在清末民初也有一个从“五先生”到“四大儒”，最后逐渐定位为“三大家”的曲折而富有戏剧性的过程。[21]日本的中国研究者在这个时期，也有“为中国政治”出谋划策者将明末清初顾、黄、王相提并论。如内藤湖南在1916年2月底3月初在《大阪朝日新闻》上连载《支那将来之统治》一文，曰：

在中国，自古就有许多学者作经世之论，虽皆大可参考，其在国家兴亡之际，学者受到非常的刺激，其议论尤为痛切。在明亡清兴之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这些人因为都目睹故国灭亡而为夷狄取代的惨祸，发出非常的感慨并对此进行了议论。他们的议论几乎都一致认为君主权力过大是骚乱的根源，且地方政治委以并非本地而是外乡的地方官，因此没有责任观念，不能镇抚一方是骚乱的根源，而将这种骚乱的根源都归结为人民的幸福没有基础的政治。到了清朝，国家好歹得到了治理，像这种关系到国体根本的议论也一时没有了。但到了当今这样的时势，又有必要回想起前代学者的议论。与前代尤为不同的是当今出现了与外国的关系，因此有必要考虑四周的势力，而就其国内的情况而言，无论是明末还是今天都是一样的。因此为了中国的政治，无论如何要归结到中央的组织以小政治为宜这一点上。我所说的和古人所说的都是这样的，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22]

此“小政治”何谓？其结论就是要“中国人将政治上的机关委托给外国人”，目的在于建议中国输入地理上接近的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在政治上的强大能力，来“作为中国的巡警、看守”。内藤湖南从“日本的安全”出发，在这里借助于中国古人的经世之论，为中国的安全和世界的文明开出了自以为是“行最高尚天职”的得意良方。[23]

与上述极端的政治论、时势论[24]相对应，也有学者偏重于关注其学术思想，当然主要是其政治经济思想。1918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法科和中国哲学科、时任该校经济学部讲师的小岛祐马（讲授东洋经济思想史），开始发表研究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政治经济思想的相关论文，明确地指出：“作为有清一代学问上、思想上的代表、对后世有伟大影响的学者有三位，就是《日知录》的作者顾炎武，《黄书》《噩梦》的作者王夫之，还有一位即这里要介绍其思想的黄宗羲。”[25]紧接着这篇黄宗羲的研究论文，在同年9月又刊出了《王夫之的经济思想》一文。[26]后摘录该文的主要观点，以《关于王船山的经济说》为题发表在《支那学》第三卷第三号（1922年12月）。小岛祐马研究趣向在他的《黄宗羲的政治经济思想》一文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该文的结语部分，他说：“概观上述宗羲的意见，尽管看起来包含了许多诡激思想，但在中国这种思想并不稀奇。古来支配中国思想界的儒教教义本身，原本就具有民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性质。”[27]这种研究趣向，当然与小岛祐马本人的思想，特别是他当时与河上肇的交往有关。[28]对王夫之的理解自然也受到这种趣向的影响。他说，《船山遗书》中足以体现其政治经济思想的为《读通鉴论》《宋论》《噩梦》《黄书》等。接着指出：

特别是《噩梦》《黄书》被认为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不相上下（《复堂日记》二）。但如因此而速断其与《明夷待访录》一样为高唱民本主义者就错了。其所言，与其说是政治上的根本论，不如说更多的是陈述对各种设施与组织的意见，许多地方如果不知道制度或历史的话就难以了解。其著述最近之所以在革命家之间被推重，是由于其《读通鉴论》《宋论》中以锐利的笔锋攻击夷狄的民族论讨得了对清朝有反感的人的欢喜。如果夫之在临终之际所说的我的著作不到两百年之后不可行于世，而子孙守此遗训暂不刊行的传说是事实的话，这恐怕也是因为其夷狄论中暴露反清朝的思想。下面想论述这些著作中的夫之的经济思想，没有什么特色的部分一概除去，这里仅仅就其关于均分政策的意见介绍几点。[29]

文章介绍了王船山的“度民以收租，而不度其田”、尊农抑商、物价调节等均分政策，并分析指出，其特征在于“力图调和干涉主义与放任主义”，其学说中存在的矛盾是由力图调和而不能所造成的，“与许多全然立足于干涉主义的儒家相反，作为儒家的历史学者，王船山是从放任主义出发，放任主义是其出发点，而渐次倾向于干涉主义，应该说这是其特色所在。”[30]进而解释说，他之所以采取干涉主义是由于其主张经济上的平等主义，而他的放任主义又与他所主张的人类在政治上进而道德上的不平等（“天下之大防有二，夷狄华夏、君子小人也”）紧密相关。由于主张道德上的不平等进而又否定经济上的平等，小岛祐马认为这是船山经济思想在深层次上的“缺憾”，其经济思想上的矛盾是其“穷理不彻底”所致。[31]所谓经济上的平等主义，实际上是小岛面对当时日本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状况对船山思想的解读和引申。在解读船山关于王者与土地的关系的论述（《读通鉴论》卷十四及《噩梦》）时，他这样解释说：“由船山所言可见，土地乃天之所与，应为万人平等利用。虽为王者，亦不许违反此天则而独占土地。而此土地，在此前的经济状态下几乎可谓唯一的生产手段。因此，其所言进而从另一面可以看到有万人在经济上均为平等的立场。然而自由竞争的结果使得豪商大贾拥有巨富，而使贫弱之民受苦，这就极大地违反该原则，因此我认为王船山主张为政者必须实行干涉政策以救此缺陷。”[32]在王船山诞辰三百周年之际，小岛祐马通过阅读船山的相关论述，甚至感叹“被称为任凭自由竞争的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现代社会的缺陷好像在二百几十年前就已经遭到了痛击。”[33]小岛还引用王船山《读通鉴论》卷三中的一个讽喻，即“举富人子而官之，以谓其家足而可无贪，畏刑罚而自保，然则畏人之酗饮，而延醉者以当筵乎？”以此来批评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指出：“以财产的多寡来作为给予参政权的标准这样的制度，也难免同样的嘲笑。”[34]由当时小岛祐马的思想倾向来看，他所批评的王船山“穷理不彻底”主要是指其没有将平等主义贯彻到底。从这种意义上说，王船山的“民族论”“华夷论”这些“政治上的根本论”在小岛祐马看来并不是王船山思想的特色所在，船山思想的特色在于其针对具体制度、政策的史论中。小岛祐马的黄宗羲、王船山论，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儒家传统中的民本主义、均分平等思想在日本大正民主主义思潮中泛起的一丝涟漪。

几乎在小岛祐马发表黄宗羲、王夫之论的同时，“兴亡史论刊行会”策划的“世界兴亡史论”丛书出版，王夫之的《宋论》被译为《宋朝史论》（译者松井等、前川三郎）收入该丛书第一辑于1918年8月出版。一年之后，即1919年12月，该丛书第二辑又出版了松井等翻译的《支那近世政治思潮》，其内容包括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王夫之的《黄书》和节译顾炎武的《日知录》。该书凡例第一条即说明：此三书“为中国近世政治论之白眉，故合为一编名为《支那近世政治思潮》”。王船山的《宋论》与《黄书》的日文翻译，据译者凡例介绍，都得到市村瓒次郎的关心指导，后者还得到过内藤湖南的“恳切的忠告”及“畏友稻叶君山的有益的助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已经成为帝国主义阵营中的重要一员，而且力图充当侵略中国的排头兵，1915年1月18日提出“对华二十一条”，企图将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许多知识分子为此或出谋划策，或附和造势。[35]后来，一些“有志之士”组织“兴亡史论刊行会”，选译出版世界各国有关历史兴亡盛衰的“千古不磨的名著”，以鼓舞国民“兴国之意气”，促使国民自觉“盛衰之理”。船山史论中的民本思想与平等均分观念，如上所述虽然作为“中国元素”可以说也参与到了大正民主主义思潮的酿成过程中，但同时，其著作作为“兴亡史论”的世界名著被卷入了更加声势浩大的民族主义浪潮，成为促使日本所谓“国民自觉和警醒”的精神食粮和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其称霸东亚的所谓“最高尚天职”的“他山之石”。船山史论如何为日本所用，是探讨中日两国民族主义思想资源相关关系的重要素材。

关于“兴亡史论刊行会”的情况，我们可以从该刊行会刊行书目第一卷《世界史论进讲录 附录 近世列强史论·政治学说史论》（兰克著，村川坚固译，1918年2月出版）书后所附材料——《兴亡史论刊行之旨趣》《刊行书目》《编辑顾问及翻译者》中了解相关情况。

“大正六年九月”所拟《兴亡史论刊行之旨趣》，全文如下：

其盛也玉楼花笑，其衰也残壁草悲。身处历史之长河，静观一国之兴亡、一世之盛衰，谁能没有朝云暮雨之感慨？

且不说远古之事，当今旷古之大战，使大大小小多少民族陷入战乱的漩涡中。既有小国之衰亡，也有大国之革命；既有旧民族之衰退，也有新民族之兴起；全世界之时运正处在一大转机中。实际上，我等于最近数年之间、过去数十年，或自我等祖先数百年以来，也遇到许多大事。这次战乱产生，所遗留下来的问题还有很多，国家民族的前途岂能掉以轻心。苟立于此，有兴国之意气、有深谋远虑的国民，才能在国际上作为优者而兴起，否则只能作为劣者而灭亡。历史反复，可为鉴戒。如此，吾等新兴国民，岂能不追踪兴亡之迹、研究盛衰之理，取他山之石以攻我之璞哉！

在此我们新设“兴亡史论刊行会”，广搜古今东西论述国家民族兴亡的世界名著，加以选译编纂成十二卷的一套丛书，以提供给社会各界。虽觉自不量力，所幸得到学界大家的热诚指导与援助，才逐渐选定书目。皆为千古不灭之大著，在给予绝大的国民自觉与无限的国家教训方面，确乎兴国史丛之权威。加上翻译也是斯学之巨腕，以期将原著的面貌鲜活地呈现出来。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艺美术、哲学宗教，彼此纵横交错，且相互关联、相互照应，作为国民知识之宝库，蔚然成为我文坛之奇观。

先哲曰：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宜深为自觉自励也。兴亡史论刊行会成，谨仰大方君子之赞襄云尔。

其《刊行书目》所列十二卷著作如下：

第一卷 《世界史论进讲录》，兰克（Ranke，Leopold von）原著

第二卷 《凯撒时代罗马史论》，拿破仑三世（Napoléon III）原著

第三卷 《俄罗斯史论》，克柳切夫斯基（Kliuchevskii，Vasilii Osipovich）原著

第四卷 《法兰西革命史论》，史坦恩（Stein，Lorenz Jacob von）原著

第五卷 《英国膨胀史论》，西利（Seeley，John Robert）原著

第六卷 《普鲁士勃兴史》，特赖齐克（Treitschke，Heinrich Gotthard von）原著

第七卷 《君主经国策·韬略提要》，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Niccolò）、若米尼 （Jomini，Antoine Henri）原著

第八卷 《英国宪政论》，白芝霍特（Bagehot，Walter）原著

第九卷 《欧洲思想史》，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原著

第十卷 《宋朝史论》，王船山原著

第十一卷 《史论丛录》（上），诸大家原著

第十二卷 《史论丛录》（下），诸大家原著

将王船山的《宋论》与马基雅维利、兰克等世界著名思想家和历史学家的著作放在同一个系列中，无疑对于日本知识界了解中国的史论著作具有很大的推介意义。这里不可能逐一分析入选的前十卷著作每一卷作品及其作者各自的思想特点与倾向，但是在选编之际，如上述“旨趣”中所言“作为优者而兴起，否则只能作为劣者而灭亡”的“优胜劣败”论，无疑是“绝大的国民自觉与无限的国家教训”的重要指针。如编辑顾问中的东京帝国文科大学教授、文学博士、社会学家建部遁吾（1871—1945），就主张社会有机体论与社会进化论，而第八卷的作者白芝霍特（1826—1877）也是英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代表人物。

当时日本思想界的状况，由李大钊在1919年2月1日出版的《国民》杂志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的《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可见一斑。此文开宗明义：“日本近来有一班人，倡大亚细亚主义。我们亚细亚人听见这个名辞，却很担心。倡这个主义的人，有建部遁吾、大谷光瑞、德富苏峰、小寺谦吉等。”强调两点：“第一，须知‘大亚细亚主义’是吞并中国主义的隐语。”“第二，须知‘大亚细亚主义’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总之，“这‘大亚细亚主义’不是和平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是日本的军国主义；不是适应世界组织的组织，乃是破坏世界组织的一个种子。”[36]而取代清朝成为统治中国的后继者，也是日本近百年来一些所谓“兴亚的大先觉者”梦寐以求的心愿。[37]当时日本正欲以优胜劣败的原理为侵略中国正名，而王船山论宋朝之亡，恰好影射了他们对民国时期中国身处重患且已积重难返的诊断。[38]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宋论》入选了该丛书。

入选该丛书中的中国史论著作虽然只有如上《宋朝史论》和《支那近世政治思潮》两册，却有两位东京帝国大学东洋史教授担任该丛书的顾问，即北方民族及西域史研究开拓者白鸟库吉（1865—1924）和东洋史学开拓者市村瓒次郎（1864—1947）。[39]如前所述，市村瓒次郎与这两本书的推选有关，特别是《宋朝史论》，他说：“‘兴亡史论刊行会’曾想收录一部中国的史论，委托我来选择，我指定王船山的《宋论》，且推荐松井、前川两人作为翻译者。因为松井氏长期研究东洋的史学，尤其对宋史造诣不浅；而前川氏汉文素养深厚。今此翻译已成，特草一篇《支那历代史观》以代序文。”[40]该序文《支那历代史观=诸民族的盛衰与汉文化的变迁》是这样开篇的：

游禹域，入燕京（北京），登城门之高楼，近观宫殿之参差，远望川原之萦绕，怀古思今，感慨必油然而生。辽、金、元、明、清及现代竟然在同一块土地上相继建都，可征契丹、女真、蒙古、汉人等诸民族之兴亡盛衰也。然同一块土地而经历历代兴亡者岂独燕京为然？长安如此，洛阳如此，金陵（南京）、汴京（开封）亦莫不然。而在这些土地上频频更换其国主，说明中国经历过多少次的易世革命。而其间一贯穿古今的汉文化犹存，实近乎一大奇迹！今于此以各民族的兴亡为经、以汉文化的消长变迁为纬，考察中国四千年的历史大势。[41]

考察的结果在序文的最后一段，曰：

过去压迫汉民族的周边外族虽然在武力上处于优势，但是在文化上常常劣于汉族。因此，外族在用武力征服汉族的同时，其文化却被征服了。然而，现在在汉民族周围压迫而来的民族，已经不是以前的女真族，也不是蒙古族或回藏民族，而是无论在武力还是文化上都远远卓越于汉族的欧美诸民族，他们以富强的实力、利用海陆交通之便，在欧洲大战之后而杀到东亚地区，其影响首当其冲的不能不说是汉民族本土的中国。因此，对于汉民族的前途与汉文化的将来，不能不抱有很大的悬念。汉文化存则汉民族有，汉文化灭则汉民族无。中国虽然经过四千余年的变迁、拥有多民族盛衰消长的历史，但依然使人觉得是中国这个国家的继续，其原因就在于贯穿于各个时代的汉文化犹存。在这片国土上，最近的当务之急难道不是与文化上最类似的武强的民族相互依赖相互扶助对抗欧美诸民族，以图保护其民族保持其文化吗？若不然，而徒学远交近攻之旧策，如果真重蹈宋朝与蒙古联盟的覆辙，他日不仅危及汉民族国家的独立，汉文化的存续也甚至值得怀疑了。由此可见，中日提携亲善，不单是为了日本，也是为了汉民族、汉文化。[42]

这里的建议可谓与内藤湖南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即中国要保持国家独立，必须与文化上类似、军事上强大的日本“相互依赖相互扶助”。虽说是“相互”，而实际上他诊断由于中国“陷于重患”，“前途堪忧”，“如果汉民族能够自觉，或许能够发挥出一大势力来，若不然，中华民国的前途不容乐观。那么日本国民至少要激励汉民族，必须要暂且使其国家得以维持。”[43]他认为日本应该有更加远大的理想和目标：“既然已经与列强为伍，就应该进而成为列强的霸者。”他清醒地认识到在列强对峙的时代，其优胜劣败的战争不可避免，“以和平为手段而废止列强的战争，完全是空论；必须要有以战争为手段达到和平的目的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觉悟。”[44]以战争为手段而获得的和平，能否在世界实现孔子所谓的“仁”的理想？一个世纪过去了，至少市村的以战争为手段的“觉悟”在现在来看也不过落入了另一种“空论”。1917年2月28日，法国公使代表日、英、俄等协约国七国照会中国外交部，答应中国与德国绝交加入协约国之后，将以善意对待中国所提出的条件。对此事，市村瓒次郎以“支那引入问题”为标题，有两句非常犀利的评价，曰：“可得而亲则可得而疎，可得而利则可得而害。”[45]只要列强争霸、优胜劣败的形势在，亲疏、利害都随时可能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以这种争霸之心来理解宋代兴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解释呢？市村瓒次郎在序文中有一段关于宋代的论述，他指出：

宋代为了矫正唐末五代以来藩镇武断之弊风，推行尚文的政治，结果虽然使得汉文化得到明显的发展，但是文弱之余弊更有甚者。不仅震怖于契丹的威胁，对西夏的入侵也无计可施，只能甘于不时地签订屈辱的讲和条约。神宗与王安石之所以改革制度谋求富强之策，就是出于对外雪耻。然而改革最终失败，没有什么效果。而此时，宋代的文化愈益发展。唐代以来长期支配思想界的佛道二教，其势之所及，进而影响到儒教，于此形成了道学即儒教哲学。其濂洛关闽诸家，活用佛、道思想来解释儒教的经典，使儒教呈现复活的曙光，表现出一种活泼的气势。他们通过儒教建立一种宇宙观、人生观，其自信有不与他者相容之风。以此联系到政治问题，便成为党争的远因。此前旧法派与新法派之相争，此后主战派与讲和派之相攻，虽然情况复杂，亦不能说与学风无关。而此一胜一败，徒有害于汉民族的统一，也使国家的基础发生动摇。[46]

把宋亡的教训归结为尚文、文弱，认为由于文化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学派，成为政治斗争（“党争”）的远因，最终损害了民族的统一、动摇了国家的基础。这与王船山在《宋论》中的分析关系如何，下面还将论及。

顺便我们再看看内藤湖南对王船山《宋论》的认识。这主要反映在他的《支那史学史》中。他曾经在1914—1915、1919—1921和1925年三次讲授这门课程，后来以第二、三次的授课内容为蓝本整理出了这本著作，而且该书有了中文译本。在“清朝的史学”一章中以人物立项的，只有“黄宗羲与浙东学派”“顾炎武”“王夫之与胡承诺”“徐乾学及其门下（一）（二）”，可见他对王夫之的重视。在谈到《宋论》时，他概括说：“宋之所以亡中国，是因为宋朝的制度主要针对内部的猜疑心，而没有去考虑外部的夷狄所致。宋一统天下之际，嫌忌地方有兵权，而将其收归中央，这是宋灭亡的原因。”“若宋在平天下之际，充分备兵力于北方，选用人才委以重任，而君主没有猜疑之心的话，就不会被契丹侵略、被女真**，被蒙古所亡了。”总之，内藤湖南强调“宋朝是因为对内的猜忌心，却让外国夺取了天下。”[47]

尚文、文弱、党争、猜忌心，这些解释，是否会影响到对《宋论》的日文翻译？日译本的《宋朝史论》与原著在文本上有哪些差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