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为什么要研究“船山史论与近代日本”

近代中日思想文化的交流与影响，其深度与广度、其错综复杂的程度如何，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仅从“东亚的出版与知识的建构”这个议题[1]来说，两国著作的相互翻译出版及其对知识建构的影响，就是一个大题目。谭汝谦主编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和《日本译中国图书综合目录》（同上，1981年）虽然有待完善，但已经蔚为大观。中日著作互译，由于国情不同，不同时期的状况也各不相同。择其要者言之，如在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今日欲自强，惟有译书而已”。而译日本的书又是一个捷径，如康有为说：“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其效果，甚至认为如果能够早将“日书尽译，上之公卿，散之天下，岂有割台之事乎？”[2]与中国的欲“坐而食之”以求自强、免遭宰割的境况相比，日本在日俄战争之后跻身于世界列强之中，而知识、出版界面对维新以来热衷于输入西洋新学术而置日本与中国古典于不顾的倾向，一些“有识之士”提出汉文是日本的“第二国文”，认为汉籍对于加强“伦理的信念”、培养“高尚的人格”具有重要的感化作用。[3]早稻田大学出版部出版的《先哲遗著 汉籍国字解全书》和富山房出版的《汉文大系》两套丛书[4]自1909年出版之后，一再重版，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近代日本思想文化史中西洋因素与中国因素的关系，当然不能简单地用“近代=先进=新”与“传统=保守=旧”这样的价值判断模式来理解，甚至在受影响的程度上也很难抽象地断定什么因素是重要的，或占优势的，或具有决定性的，而什么因素不是。对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具体的分析，揭示其在近代日本知识建构中的角色意义，可能会改变我们对近代日本思想文化的基本认识。中日关系，不仅是近代中国和日本两国对外关系的重要一极，也与两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形成密不可分。关于日本近代思想文化中的中国因素问题，有待分析的历史现象，还有很多。中日之间的人物往来、相互认识、思想影响，或从具体的个案（如词汇概念），或从地域交往特点，或从宏观上着眼整体，等等，方方面面的研究成果已经不少。[5]“东亚文化交涉学会”通过学术年会、期刊和著作等各种形式有力地推进了这方面的研究，[6]作为学会的一员，我在深受鼓舞的同时，也在原有思路与研究[7]的基础上，对其中国因素的细部（特别是“湘学”与近代日本）做了一些拾摭钩沉的工作。[8]船山史论与近代日本，也是这项作业的一部分。

对王船山的著作，并不带着一定的先入之见的研究目的去读，而只是凭着其“有趣”、凭着自己涌动的求知欲去读，[9]这在近代的中国和日本几乎难以做到。遽变的社会环境影响着处在这种环境中的“读书人”的心态，让人难以静下心来不是为了某种外在的需求，而只是满足于对“人的动向、感情、思考”的兴趣去读它。[10]不仅社会环境和受制于这种环境的精神状态不允许这样，而且船山学“潜德幽光，久而愈昌”[11]的命运，也与其本身的思想特征有关。清末的变法派和革命派均从船山著作中或汲取其“主张国民平等之势力，以裁抑专制”[12]的思想，或视其书为“民族主义之原动力”，[13]皆重视其“括天下得失之几，尽古今兴亡之理”[14]的史论政见。在清末民初，国家再次面临兴亡的命运，王船山“卓绝千古”的史识，“其价值至今日乃大显”[15]也是自然的事。

随着遽变的社会环境趋于平静，王船山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意义也引起了日本学者的注意，通过读解王船山而引发如下一系列的思考：“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其意义究竟何在？思想是什么？思想史是什么？研究是什么？继而旧的中国思想与新的中国思想有何关系？”[16]继而王船山终于在日本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通史性著作中开始占据一个独立的单元。[17]新中国成立之后，船山学研究在中国也随着其主要著作的重新点校出版而逐渐深化，而《船山全书》的出版，系统、全面而准确地再现了船山著作的风貌，在船山学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的研究者，无论国籍如何，身在何处，其问题意识，几乎都不外乎上述日本学者西顺藏所涉及的范围：第一，满足于研究者探索王船山这样一位有趣的历史人物的“动向、感情、思考”的个人兴趣；第二，进而从研究对象回到追问研究者自身：思想是什么？思想史是什么？研究是什么？第三，历史的维度，即通过船山学暗然而日章的命运，来探讨旧的中国思想与新的中国思想有何关系。不出研究对象即王船山、研究者自身、中国思想史（旧的与新的）三个方面。

从东亚文化交涉学的视角来看，作为一个日本思想史研究者，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力图拓宽研究的时空视野，探讨船山学与近代日本的关系，阐明船山著作在日本翻译出版的背景、其著作在翻译成日文时译者在文本上作了哪些处理、与原著有哪些差异并力图分析这种差异的意义，讨论这种差异是单纯出自译者的主观判断还是与当时日本思想的普遍状况相关等等，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近代日本的翻译著作对近代日本知识建构的某些机理。王船山的《宋论》《黄书》《读通鉴论》这些重要的史论著作都被译成了现代日语，[18]本文只是以《宋论》的日译本《宋朝史论》为中心进行考察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