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8月10日，周作人在编辑自己的《艺术与生活》这本“论文集”时，特别在“自序”中说：“集中三篇是翻译，但我相信翻译是半创作，也能表示译者的个性，因为真的翻译之制作动机应当完全由于译者与作者之共鸣，所以我就把译文也收入集中，不别列为附录了。”[55]

从语言文学上说“翻译是半创作”，说“译者与作者之共鸣”，“也能表示译者的个性”，站在译者的立场而言，这种情况自然很多。但是从思想文化上说，问题或许并不那么简单。杨昌济本人对其翻译工作的性质只说是为“输入文明”、“为社会增一分精神之财产”。[56]并没有说其他。

杨昌济译自日文的伦理学方面的著作，有三种，第一种是《各种伦理主义之略述及概评》，载于1916年《东方杂志》第13卷2、3、4号，后来收入“东方文库”，1923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以《西洋伦理主义述评》出版，著者为深井安文。该文也收入王兴国编的《杨昌济文集》中。深井安文疑为深作安文（1874—1962）。深作安文为伦理学家，1900年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毕业，后为东京帝国大学教授。1916年著有《实践伦理要义》（日本学术普及会）、《伦理与国民道德》（弘道馆）。

因为未见日文原稿，译文《各种伦理主义之略述及概评》中的评语不能确认是原作者之言还是译者之言。但是从其内容看，译文中对禁欲主义、各种快乐主义（个人的、公众的、进化论的）和自我实现主义的批评与扬昌济的思想也是一致的。比如在最后评价自我实现主义时说：“从来之伦理主义，其心理学的根据概不坚固。快乐主义以感情为自我，克己主义以理性为自我，皆视吾人自我之一面为其全体。然此主义，以自我为欲望之全体系统，感情理性悉包含之，以全自我调和的活动为道德生活之要件，能脱快乐主义之弊，又不陷于克己主义之弊，较为得其中正。此乃此主义所以得多数学者之同情也。”而紧接着便言及“此主义之短处”为“其所谓自我之实现，不免有失于漠之嫌。”[57]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共鸣。

另外两种译著是《西洋伦理学史》和《伦理学之根本问题》。《西洋伦理学史》为吉田静致著（原书题为《西洋伦理学史讲义》，富山房1905年出版），1918年11月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上卷，下卷1919年春出版，上、下卷1920年再版。《伦理学之根本问题》原著者是德国心理学家、哲学家和美学家特奥多尔·李普斯（Theodor Lipps），但是杨昌济的中译本是根据日本哲学家阿部次郎的同名著作（阿部次郎著《倫理学の根本問題》“哲学丛书第六编”，1916年7月岩波书店出版）译出的。中译本1919年出版，1920年再版，其正文前有简单的序文，提到“日本阿部次郎有译本，为岩波书店所发行哲学丛书中之一种。”[58]杨昌济的这两种译著被列为毛泽东起草的“文化书社”广告（1920年11月）中经营的重要图书。[59]可见有一定的影响。

下面分别来看看这两部译著。

《西洋伦理学史》的作者吉田静致（1872—1945），是日本的伦理学家。生于长野县，1898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第二年留学德国，1902年回日本，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1909年东京帝国大学讲师，1919年以《关于伦理学原理的研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升为东京帝国大学教授。1928年任日本伦理学会第一任会长。在思想上主张人格的唯心论，自称人本主义，反对唯物论。主要著作除了上述《西洋伦理学史讲义》之外还有《伦理学讲义》（1903年育成会）、《伦理学要义》（1907年宝文馆）、《道德的理论与实践》（1929年宝文馆）、《人格的生活与现代社会》（1934年青年教育普及会）、《从伦理学看日本精神》（1934年东洋图书）等。

杨昌济翻译他在日本留学时期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吉田静致的《西洋伦理学史讲义》，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在思想上有共鸣与一致之处，原著在思想上也的确能够表现译者的个性。这种表现在杨昌济所著的《西洋伦理学史之摘录》（1919年）一文中充分展示出来。该文中介绍了卢梭的法律论、康德的人格论、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杨昌济译为“孔特”）的人道说和施赖玛赫（Schleiermacher，Friedrich Danial Ernst 1768—1834，杨昌济译为“诗来尔马哈”）的宗教论。这些思想，他认为虽然“均为古人之旧说，并非晚出之思潮。然真理不灭，积久弥新，犹有可以供人玩索之价值，故为之类记于此。”[60]可见他是持充分肯定的态度的。现录几段如下：

卢梭《民约论》为法兰西大革命之原动力，……易言以明之，法律者，人民意志之发表也，无法律则不能有真自由。此皆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不可不家喻户晓之大义也。爰标出之于此，为海内人士正告焉。[61]

康德谓人格乃有绝对之价值者也，与其他种种事物之价值大不相同。……有绝对价值者，其自身即为目的，而不为他物之方便。如斯之物，非可以他物互易者，为如斯之自己目的者即人格也，此乃真可尊敬者也，有无条件之品位价值者也。[62]

人人尊重自己之人格，又尊重他人之人格，始能有真平等、真自由，重人格而不重幸福，乃有道德之威严。此乃伦理学上正大之学说也。[63]

孔德之哲学，实人道之哲学也，人道实彼之社会学之对象也。彼谓社会之各成员，不可不相团结为一有机之组织，分配各人之适当之职分，分业而营社会之官能。人必生于人道之中，又必赖人道而始能生活。孔德谓此人道为一大物。人道者实自人类相互之交涉而结成之一大精神生活也。贡献于普泛之秩序之完成过去、现在、未来一切人类之结合，即人道也。此人道有二本质之属性：结合性及永续性是也。[64]

人道之思想既已极乎广大矣，而宗教之思想又有其高深者焉。诗来尔马哈之宗教论，实能直触宗教之本质。邵尧夫诗云：“廓然心境大天伦，尽此规模有几人，我性即天天即我，莫于微处起经伦。”东西古今之贤哲，各有会心，读之可使人意广焉。诗来尔马哈谓依存之感情，决非萎靡自己之意，与卢梭所言服从法律决非屈服，其意正同。张横渠曰：“以我视物则我大，以道体物我则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于道，大于我者，容不免狂而已。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乎身，则藐乎其卑矣。”横渠之所谓道，与诗来尔马哈之所谓绝对相似。不立我则无本，执我又失之不广。此主张人格论者之所不可不知也。[65]

自由、平等、人格、人道，这些观念在杨昌济看来，都是人间的大道、正道，是不灭的真理。

再来看看《伦理学之根本问题》。

在《西洋伦理学史之摘录》一文论述康德的人格论时，杨昌济谈到了《伦理学之根本问题》的作者。他甚至用了比介绍康德思想更多的篇幅来介绍利勃斯。他说：“康德此论（即人格论——引者）实为其伦理学说之中坚。德国晚近有利勃斯者，亦继承其说而发挥之。利勃斯重人格之价值，反对利己主义、幸福主义、功利主义。谓吾人所有根本之动机，于利己感情之外，复有利他感情焉，更有自己之价值感情与同情之人格价值感情焉”等等。[66]也就是说，在杨昌济看来，他所翻译的《伦理学之根本问题》一书的原作者，是继承和发挥了康德人格论伦理学说的人物。对此，中国的学术界似乎并不太注意，我们现在对李普斯的了解，与他的伦理思想相比，其审美的移情说似乎更加有影响。[67]

上面提到，此《伦理学之根本问题》中译本的原本是阿部次郎的著作。那么阿部次郎是何许人？他为什么要“著”一本这样的书呢？

阿部次郎（1883—1959）是美学家、哲学家、评论家，生于山形县。1907年以《斯宾诺沙的本体论》为毕业论文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1909年成为夏目漱石的门下生。1914年出版《三太郎的日记·第一》。1916、1917年先后在岩波书店出版了《伦理学的根本问题》《美学》。1922年留学欧洲，次年回日本，任东北帝国大学教授，主持美学讲座。是日本大正时代教养主义、人格主义的代表人物。1922年岩波书店出版了其代表作《人格主义》。在日本，阿部次郎是李普斯思想的主要译介者。[68]

阿部次郎在《倫理学の根本問題》一书的“凡例”中，称李普斯是“现代哲学家中在思想上给予自己影响最多的人”，是“自己哲学上的‘老师’”。他翻译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能够有助于日本的思想界“整理混乱的概念、唤醒昏睡的良心、驱逐物质的功利的打算、唤起对人格的威严与崇高的热情。”这本书是根据李普斯的著作Die ethischen Grundfragen，2Aufl.而写成的，用他在《人格主义》的序中的话说，《倫理学の根本問題》是对李普斯伦理学的“缩译”。他在“缩译本”的“凡例”中说，这个缩译本虽然不是表述自己的个人见解，但也是通过李普斯说出自己想说的东西，他说在这个意义上该书也是他自己的伦理学。但是，有一点尤其值得注意，那就是他在“凡例”中所作的特别的申明：

自己并不全然信奉李普斯的学说的意义上的李普斯的学生。在许多地方，因为李普斯的断定使得我自己的主张变得犹豫了。这样，在李普斯那里并不那么重要的问题，我发现了比李普斯所说的还要重大的若干问题。举一个例子来说，我对于“动机”的相互矛盾与人性的“恶”，就不能够持有李普斯那样乐观的见解。深入这个问题时，自己恐怕就不得不通过李普斯而出其外了。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李普斯和我之间在思想上有若干的距离。我的这种工作是代辩“老师”的思想的弟子的工作。

这也许是阿部次郎之所以不以“译”而以“著”的形式来给自己的“工作”定位的理由所在。

需要说明的是，阿部次郎的上述《人格主义》一书，不仅在扉页上印有“献给已故特奥多尔·李普斯先生”的题词，而且在“序”的开篇直接明了地表明写作该书的原委，是“作为对李普斯的《伦理学的根本问题》的补充说明”而写的。《人格主义》这本书，虽然是作为李普斯的伦理学的补充说明而写的，但是他特别在“序”中强调，在这里“全然没有夹杂将李普斯的学说作为一种学说来注释的动机。而主要关心的是，为了在与他的思想有共鸣之处尽可能地予以鲜活的表现，将自己所相信的东西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述。”因此他说：“就这本书是在李普斯的灵感下完成的这一点——大概是说在传达李普斯的根本精神这一点上，是他的东西。但是在我自己的思索、体验与读书构成此灵感的具体内容这一点上，全然是属于我自己的。在缩译《伦理学的根本问题》时，我绝对避免了混入自己的见解，但是在这本书里我想以自己的见解贯穿始终。”

如果天假以年，杨昌济也许会同样写出属于自己的、同时也必然是中国式的“人格主义”著作来？

结语：杨昌济思想的再认识

但是，天不假年，1920年1月17日，50岁的杨昌济病逝了。一个如此“操行纯洁、笃志嗜学”的哲学家、教育家，“殁后遗族尚无以自存”而不得不以同人集资的形式来“俾其遗孤子女略有所依恃”。真是令人感慨万千。实际上，这与他的思想也是吻合的。他这样说过：

有财以分人，有力以助人，固仁爱之实事，然犹不若有道以教人之所及者远也。盖分财助力，虽与人以物质的幸福，以道教人，则与人以精神的幸福也。孟子亦曰：“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王船山曰：“天地既命我为人，寸心未死，亦必于饥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者留吾意焉。”亦言人宜求精神的幸福。不当徒求物质的幸福也。方望溪谓“朋友之道，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为第一义，而患难相助、有无相通，抑为其次”，正是此意。[69]

因此，从这种意义说，他又是幸福的。因为这种生活方式是他的自觉选择，是他践履自己的思想信念的表现。

后世对杨昌济的思想的评价，影响最大的是其学生毛泽东。他说：

教员中给我最强烈的印象的就是一个英国留学生杨怀中，过后我和他非常友好。他教伦理学。他是一个观念主义者，同时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心力》。那时我也是一个观念主义者，我的文章大受杨教授的赞赏。给我那篇文章一百分。[70]

毛泽东回忆他在长沙求学期间（1912—1918年）的思想状况时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71]在一定意义上，这或许也可以看作是“早期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杨昌济思想的一种写照。

对此，曾经与他一同留学英国的章士钊的评价更深入一步。他说：

君（指杨昌济——引者）待己严而待人宽。人与之交，持态率难脱敬畏二念，其平生得力处在宋明诸子。宗旨既定，广涉欧西伦理，一例以程朱义法绳之，偶或几讥为唯心主义，而君不顾也。[72]

曾经与他一同留学日本的李肖聃则说：

怀中于三十以前既已博究儒先之书，十余年中又益求英日学者之说，固有得于时代之精神，而其心光湛然，力抗流俗，而浩然有以自得于己，则友朋皆莫及也。[73]

以上是与杨昌济同时代的人对他的思想的认识。毛泽东对其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性质的界定对我们从整体上认识杨昌济的思想特征无疑是一种重要的参照。而将杨昌济的思想立足点放在儒学，特别将“宋明诸子”“程朱义法”作为其思想既定的宗旨，同时也看到他“广涉欧西伦理”“益求英日学者之说”这种“有得于时代之精神”的方面，应该说都是很有见地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杨昌济的著作不断得以整理出版，这本身无疑就是杨昌济研究的重大成果，同时也为我们重新认识杨昌济的思想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王兴国是新时期杨昌济研究的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他的《杨昌济的生平与思想》一书至今还是我们了解杨昌济的必读著作。在哲学思想上，王兴国认为杨昌济的世界观的基本倾向是客观唯心主义的，认为“他是倾向于宋学，特别是程朱学派的客观唯心主义”[74]；同时，在伦理思想上认为他“与宋儒分道扬镳”。[75]将哲学思想与伦理思想分别进行深入的探讨，这对于深入推进杨昌济的思想研究也很有启发意义。

《杨昌济文集》和《达化斋日记（校订本）》出版之后，日本学界也开始注意杨昌济思想研究。[76]日本学者的研究从总体上说更加注意研究杨昌济在思想中如何表现出东西方文明的冲突和融合的特点，而且注意研究宋明儒学中程朱和陆王在杨昌济思想中作为两个基本的轴心的不同作用，认为杨昌济的“死”具有力图周旋于东西两种思想的冲突而被“闷死”的象征意义。这样从动态的思想融和与冲突的方面来考察，也无疑为我们重新认识杨昌济提供了一个可贵的视角。而本文只不过是对其在与日本思想的“融和”过程中的相关问题进行的初步考察而已。

（原载于《船山学刊》2010年第2、3期）

注释

[1]本文是根据2008年8月27日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讲演提纲整理而成的。刘岳兵《叶德辉的两个日本弟子》（《读书》2007年第5期）和拙著《中日近现代思想与儒学》（北京：读书·新知·生活三联书店，2007年）序言。关于这一问题，还可以参考张晶萍《叶德辉与日本学者的交往及其日本想象》（《厦门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2]李肖聃《杨怀中先生遗事》中说：“怀中居岳麓时，本为王葵园弟子。其后留学日本，吴提学庆坻请葵园为学务公所议长，留学生訾其顽固，拟电阻之，欲列怀中名，怀中不可，曰：‘吾不能以弟子而攻师也’。及葵园卒，怀中挽之云：‘著述晚尤勤，故国沧桑人已老；师生谊犹昔，麓山灵爽鉴兹心。’可见其用意之厚。”（见王兴国编：《杨昌济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77—378页。）

[3]王兴国：《杨昌济的生平与思想》，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3页。

[4]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校订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7页。此日日记从王船山思想出发论述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及世界主义的关系，是杨昌济思想的重要反映，录于此。曰：“船山一生卓绝之处，在于主张民族主义，以汉族受制于外来之民族为深耻极痛，此是船山之大节，吾辈所当知也。今者五族一家，船山所谓狭义之民族主义不复如前日之重要；然所谓外来民族如英法俄德美日者，其压迫之甚非仅如汉族前日之所经验，故吾辈不得以五族一家，遂无须乎民族主义也。吾国圣贤之教，本取世界主义，故恒谓吾国为天下，因世界尚未交通，中国独立于亚东，环其国者不过小国及游牧之部族，文化不得比于上国，故人民无民族思想。今则万国交通，时势大变，不得不暂舍世界主义而取国家主义。康南海谓今日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即为此也。”在赴日留学途中，据同行的朱德裳的日记记载：“阅《支那教育问题》，此杨度与嘉纳（嘉纳治五郎——引者）问答之词，至为透辟，怀中先生推许甚至。”由此，杨昌济被认为已经“开始接受种族革命的思想”。（1903年2月8日，朱德裳《癸卯日记》，载《湖南历史资料》1979年第1辑。见王兴国：《杨昌济的生平与思想》，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6—47页。）

[5]李肖聃：《杨怀中先生遗事》，王兴国编：《杨昌济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78页。

[6]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游学译编》第八册），同上《杨昌济文集》，第24页。

[7]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游学译编》第八册），同上《杨昌济文集》，第28页。

[8]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游学译编》第八册），同上《杨昌济文集》，第28页。

[9]《教育与政治》（1913年），同上《杨昌济文集》，第45页。

[10]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校订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98页。

[11]李肖聃：《杨怀中先生遗事》，同上《杨昌济文集》，第379页。

[12]李肖聃：《本校故教授杨怀中先生事迹》，同上《杨昌济文集》，第375页。《杨昌济文集》中将“宋学概论”误植为“宋学概况”，王兴国所著《杨昌济的生平与思想》第58页的引文为“宋学概论”。

[13]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页。

[14]收入文论十二篇，为《论性》《释理》《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红楼梦评论》《叔本华与尼采》《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书叔本华遗传说后》《论近年之学术界》《论新学说之输入》《论哲学家及美术家之天职》《教育杂感》《论平凡之教育主义》。

[15]小柳司气太：《宋学概论》，哲学书院，1894年，第4页。

[16]同前，《宋学概论》，第9—10页。

[17]杨昌济1914年5月28日日记：“余曾见静庵文集，不以文学家许之。”见《达化斋日记（校订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4页。由此可以推测他当时更加重视其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的方面。

[18]《劝学篇》（1914年），同上《杨昌济文集》，第202—203页。王国维在《论近年之学术界》（刊于1905年《教育世界》93号，收入《静安文集》）中说：“诸子九流各创其学说，于道德、政治、文学上，灿然放万丈之光焰。此为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自汉以后，（中略）学界稍稍停滞矣。（中略）自六朝至于唐室，而佛陀之教极千古之盛矣。此为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然当是时，吾国固有之思想与印度之思想，互相并行而不相化合；至宋儒出而调和之。此又由受动之时代出，而稍带能动之性质者也。自宋以后，以至本朝，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见王国维《静庵文集》，新世纪万有文库，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12页。）

[19]《劝学篇》（1914年），同上《杨昌济文集》，第201页。

[20]神田一三：《商務印書館版“説部叢書”の成立》，见清末小説研究会编：《清末小説》（2002）（通号25）。

[21]《李大钊全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60页（《〈支那分割之命运〉驳议》题注）。

[22]《李大钊全集》第一卷，第263页。

[23]《达化斋日记（校订本）》（1914年5月3日），第38页。《支那分割之命运》中说：“余又尝入一士人室，见其方踞溺器于室内而溲也。余背而遇之，彼乃目礼余，且操不完全之日本语曰：‘今晨安否？’余掩鼻竟去，不禁失笑，其风流脱俗，有如此者。”《李大钊全集》第一卷，第303页。

[24]《杨昌济文集》，第208页。

[25]如他在《教育上当注意之点》（1913年）中说：“吾国人有一极大弊病，即不洁是也。衣服不洁，口齿不洁，体肤不洁，器具、书物不整，随地唾涕，当道便溺，浴室、厕所尤为不洁，较之西洋日本，真有自惭形秽者。无怪乎西人自以为文明，而谓吾国人为野蛮也。试观汉口、上海之洋街皆宽平洁净，而一入中国人街道，则狭隘拥挤，秽污不洁，相形之下，判若天渊。而彼处居民，终古如斯，毫不知变。此真可为叹息者矣。”见《杨昌济文集》，第47页。

[26]1915年2月27日日记：“午停（即柳午停——引者）信言：日本此次要求，乃大隈重信辈十年以内所倡言不忌者；吾国之人熟视无睹，或笑为吹法螺，今日乃竟现诸事实矣云云。外人之谋我者著著进步，而我之所以自卫者毫无进步，甚可忧也。”（《达化斋日记（校订本）》，第153页。）在1915年3月1日日记中说：“吾国人对于强邻之压迫，常以退让为事，驯至成为顽钝无耻之国，乃塞尔维亚、比利时之不若，亦可痛矣。”（同上。）又在1915年5月10日写道：“中日交涉以昨日了结，虽未大失主权，然损失甚巨，此国民之耻也。”（同上，第177页。）

[27]《杨昌济文集》，第205页。

[28]本书除了井上哲次郎的“叙”和作者自己的“后序”之外，分成序说（第一、历史哲学及哲学史，第二、人类思想的发展）、叙述（第一、希腊哲学，第二、中世的教学，第三、近世哲学，第四、婆罗门教学，第五、佛教，第六、中国的教学，第七、日本的思潮）、总览（第一、哲学思想的分类及批评，第二、最近哲学思想之大纲）和附录（第一、学问之大观，第二、明治思想的变迁，第三、思想家年表，参考书目）四个部分。

[29]《达化斋日记（校订本）》（1914年6月1日），第37页。

[30]1914年7月5至10日日记。见《达化斋日记（校订本）》，第49—53页。

[31]如：“西欧思潮为理论的哲学的，印度思潮为信仰的宗教的，中国思潮为学问的社会的，日本思潮为实行的国家的。”见《达化斋日记（校订本）》，第51页；《哲学大观》，第284页。值得注意的还有，杨昌济将《哲学大观》中关于王阳明学说的论述加以整理，录下：“王阳明学说之要：第一心即理，第二知行合一，第三致良知。良知之性质有四：一、良知者先天的存在，而后天的发现；二、良知者普遍于万人也；三、良知者，理也，道也，而其尤简明者也；四、良知者普遍于宇宙万有者也。”见《达化斋日记（校订本）》，第51页；《哲学大观》，第236—240页。

[32]收入《杨昌济文集》第274—343页。

[33]窝伊疵肯，现在多译成欧肯，或倭铿（Eucken，Rudolf 1846—1926），德国哲学家。

[34]海尔巴特，又译成赫尔巴特（Herbart，Johann Friedrich 1776—1841），德国的哲学家、教育家和心理学家。

[35]《达化斋日记（校订本）》，第32页。

[36]《达化斋日记（校订本）》，第38页。

[37]《达化斋日记》1914年6月2日记载：“阅东京朝日新闻，……内有窝伊肯（即倭铿——引者）之书，颇欲得之。”（《达化斋日记（校订本）》，第38页。）又1914年12月16日记载：“桑木严翼、天野贞祐共译“カント哲学序说”（桑木严翼、天野贞祐译，康德著：《哲学序说》，东亚堂，1914年——引者），一元五十钱，小包料十二钱；安倍能成“オイケン大思想家之人生观”（安倍能成译，倭铿著：《大思想家之人生观》，东亚堂，1914年——引者），三元五十钱，送费十六钱。”（同上，第138页。）

[38]《达化斋日记（校订本）》（1914年10月9日），第94页。

[39]《达化斋日记（校订本）》（1915年3月27日），第165页。

[40]杨昌济：《论语类钞》，见《杨昌济文集》第69—70页。

[41]《达化斋日记（校订本）》（1915年4月11日），第171页。

[42]《达化斋日记（校订本）》（1915年4月12日），第172页。

[43]杨昌济：《论语类钞》，见《杨昌济文集》第82页。

[44]《教育学讲义》（1914年），见《杨昌济文集》第114页。

[45]《达化斋日记（校订本）》（1914年9月13日），第81页。

[46]《教育学讲义》（1914年），见《杨昌济文集》第122、124、125、126页。杨昌济1914年3月18日记说：“近闻人言，今日民国唯有一我，除我外别无他物。盖言今日唯有自私自利之可言，他可不必顾也。此诚代表社会心理之言，可哀可惧！人惟自私自利而无爱社会爱国家之心，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此种议论，生心害政，真有烈于洪水猛兽者。”《达化斋日记（校订本）》，第28页。

[47]1919年10月31日记录：“李守常谓日本武者小路实笃是一思想大家，又谓吉野作造、界（堺之误——引者）利彦、室伏高信、河上肇，皆日本学者中之杰出者。”（《达化斋日记（校订本）》，第201页。）1919年11月3日记录：“十月廿七日时事新报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史，安部矶雄自社会主义研究会时代以至今日，抱社会主义之理想，始终不变。木下尚江信仰基督教社会主义。明治34年安部矶雄、木下尚江、河上清、幸德秋水、片山潜、西川光次郎创立社会民主党，被禁，改为社会主义协会。”（同上，第203页。）

[48]《达化斋日记（校订本）》（1919年10月24日），第195页。又1919年11月12日记载：“十一月六日东京朝日新闻，纵断组合之危险性，劳动组合约有五种：一般的劳动组合、职业的劳动组合、原料的劳动组合、产业的劳动组合、佣主单位劳动组合。”（同上，第209页。）

[49]曹典球：《杨昌济先生传》（1958年），见《杨昌济文集》第386页。

[50]《论语类钞》，见《杨昌济文集》第70—71页。

[51]《达化斋日记（校订本）》（1919年11月4日），第205页。在这段文字前，日记中有“十月二十九日时事新报 新社会出版宣言”。这篇“宣言”可以代表当时杨昌济本人的思想。

[52]《达化斋日记（校订本）》，第87页。浮田和民：《新国民の修養》，群书堂书店1914年出版。

[53]《达化斋日记（校订本）》，第151页。

[54]《教育上当注意之点》（1913年），见《杨昌济文集》第49—50页。

[55]周作人：《艺术与生活·自序一》，据199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故事会图书馆文库：学者讲坛从书本”。

[56]1915年4月5日日记：“昨译儿童侦探，今译斯宾塞尔感情论，此为余译英文书之始。输入文明，乃通晓西文者之责任，此后当屏除他事，努力为之；多出一部书，即为社会增一分精神之财产。”见《达化斋日记（校订本）》，第170页。

[57]见《杨昌济文集》第272页。

[58]2008年7月5日晚我给长沙王兴国先生电话，谈到杨昌济研究。他告诉我正在编辑杨昌济著作集，作为湖湘文库的一种。说到将其两种译著也收入著作集中，他提到正在为《伦理学之根本问题》是译自德文还是译自日文而拿不准。我说从《达化斋日记》中每日看一句德文——1915年6月1日：“因近日劝人治英文，遂从昨日起复治德文；每日看一句，即作为未间断”（《达化斋日记（校订本）》，第179页）——推断，不可能译自德文。王兴国先生给我读了中译本目录之大概，与我手头阿部次郎的同名著作相同，便断定是译自此书。王兴国先生慷慨地答应寄给我杨译本的复印件，7月15日我收到此复印件（未见版权页），非常感激。在此文发表之际，再次对王兴国先生的无私关爱表示衷心感谢。中译本初版的时间根据王兴国《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所附《杨昌济年谱》。

[59]《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537、542页。

[60]见《杨昌济文集》第362页。

[61]同上，第358页。值得注意的是，杨昌济1914年5月13日日记说：“严幼陵辟卢梭民约论甚有理，亦救时之言也。”（《达化斋日记（校订本）》，第29页。）这指的是严复发表在1914年2月《庸言报》（第25、26期合刊）上的《〈民约〉平议》。严复在此文最后说：“总之，卢梭之说，其所以误人者，以其动于感情，悬意虚造，而不详诸人群历史之事实。”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340页。

[62]《杨昌济文集》，第358页。

[63]同上，第359页。

[64]《杨昌济文集》，第359—360页。

[65]同上，第361页。

[66]同上，第358页。

[67]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第十八章“‘审美的移情说’的主要代表”中对他（译名为“立普斯”）有比较详细的介绍（《朱光潜美学文集》第四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641—651页）。

[68]他除了缩译其《伦理学的根本问题》之外，还在1917年根据其移情说著有《美学》（岩波书店），都收入“哲学丛书”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仅从发行的版次上可以看出。笔者手头的《伦理学的根本问题》是1921年9月25日的第26版，《美学》是1920年10月10日的第26版）。

[69]《达化斋日记（校订本）》（1915年5月20日），第178页。

[70]斯诺录、汪衡译：《毛泽东自传》（1937年，黎明书局），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影印版，第127页。《西行漫记》的董乐山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中还记有：“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的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第121—122页。）李方准、梁民译的《红星照耀中国》（鹈鹕版，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中也大致相同：“他非常强烈地信奉他的伦理学，并力图鼓励他的学生立志做一个正直善良，讲道德，对社会有用的人。”（第107页。）后两个译本中都指出：毛泽东的《心之力》是在杨昌济的影响下，读了蔡元培所翻译的伦理学著作之后，受此启发而写的。杨昌济教授是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对这篇文章大加赞赏的。而这里所说的蔡元培翻译的著作就是指他翻译的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而蔡元培翻译的《伦理学原理》，也不是直接译自德文原著，而是从日本学者蟹江义丸解说的著作翻译过来的。杨昌济曾经用此做教材。参见《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276页（注释（1））。

[71]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125页。

[72]章士钊：《杨怀中别传》（1963年），见《杨昌济文集》，第388—389页。

[73]李肖聃：《杨怀中先生遗事》，见《杨昌济文集》，第379—380页。

[74]王兴国：《杨昌济的生平与思想》，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3页。

[75]同上，第111页。

[76]主要论文有：近藤邦康《楊昌済と毛沢東——初期毛沢東の“土哲学”》（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第33卷第4号，1981年11月）、近藤邦康《楊昌済の“下からの変法”の思想》（《中国学论集：伊藤漱平教授退官记念》，汲古书院，1986年）、岩間一雄《東西文明の“融合”と衝突——最後の変法派·楊昌済》（《岡山大学法学会雑誌》第49卷第3、4号，200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