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达化斋日记(校订本)》中出现的日本人46名、日文著作45部、报纸两份。著作中教育学、心理学方面占绝大多数,此外有小说1种、医学1种、政论时论3种、哲学4种。人物中除了相关著作的作者之外,还有军人、发明家,而未具体列出著作的思想家占有很大的比重。
其中有三部著作没有标明作者。下面对这三本著作及其作者来稍微加以说明。
第一,《橘英男》。1914年5月16日的《达化斋日记》里说:“阅桔英男小说。桔英男者日本陆军大尉也。水本大将要求其牺牲名誉以谋国事,乃赠资使为狭邪游。桔英男勉强为之,痛苦万状,至欲自杀。日人之重名誉、尚意气如此,此其所以能称雄于亚东也。中人几无以狎妓为可耻者,后生稍有岁入便欲纳妾,风俗之坏,实为可哀。”据考察得知,这里的“桔英男”就是侦探小说《橘英男》,作者是日本的枫村居士(即:町田柳塘),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译,1907年12月作为“说部丛书十”的一种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日文原版由读卖新闻日就社1905年4月出版。[20]
第二,《中国瓜分之命运》。日文名为《支那分割の運命》,作者中岛端,1912年10月15日(东京)政教社出版发行。中译本为北洋政法学会编译,题名为《〈支那分割之命运〉驳议》,同年12月由(天津)北洋政法学会出版。“李大钊为北洋政法学会的编辑部长,负责统筹全书的翻译、写作和出版、发行事宜,同时也是主要翻译和撰稿人员。”[21]因此,此中译本被收入《李大钊全集》。如此快速地翻译出版的目的,如“译例”所言:“此书系著者有意污蔑吾国,故译文之后,每加按语,以辟其谬。因名曰:《〈支那分割之命运〉驳议》。”又曰:“译此书者,志在普及,使人人知日人对中华之感情。故书价仅取足印费,与借以牟利者不同。”[22]
这样一本书,杨昌济的读后感如何呢?他说:“阅日本人所著中国瓜分之命运,痛言中国人之不洁;其所言苏州上海各处习惯,实有使人愧汗者。如士人书斋中置马桶对客出恭,亦余所未闻也。长沙乡间之习惯,于寝室中置尿桶,臭不可闻,余家亦素来如此;余自海外归来乃改去此恶习。”[23]又在《余改良社会之意见》一文中说:
东西洋各国,于厕亦所力求洁净。中国人居家,于此事太不注意,往往污秽狼藉,不堪入目,而相率安之,亦因居民无爱洁之美习也。近阅日人所著《中国瓜分之命运》,痛言中国人之不洁,谓时报馆之门口任出入者之溲溺,以为进步之人所行若此,其他则更何说。其所言实有使人愧汗者。……中国乡间人家往往置便具于室隅,积之旬月始行倾弃,人日夜居室内,常受秽气之熏蒸。此乃至野蛮之习,所宜立即除去者也。[24]
以上两本书,他都是站在一个教育家的立场上,与日本比较而承认中国在社会风俗、习惯上存在的种种积弊,并且呼吁要立即革除。[25]杨昌济对《支那分割之命运》中“用意别有所在”的“觇人国者”的“穷毁狂诟”自然不会没有识别,[26]但是他将这种批判作为逆耳的忠言来听取,这与他的冷静、理性的社会改革思想是一致的。如他所说:“风俗以比较而优劣见,人惟自知其短乃肯舍己从人。余对于社会之改革,固取渐进主义,非盲从欧化者。然平心考察,吾国风俗,非无远逊西俗之处,舍其短而取其长,固今日之急务也。”[27]其忧国之情和强国之策不是通过革命的方式来表现,而是通过一点一滴的渐进的社会改良来实现。
第三,《哲学大观》。此书作者建部遯吾,1898年(东京)金港堂出版。[28]建部遯吾(1871—1945)是日本社会学的开创者。1896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1898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1901年回国,到1922年一直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其后作为众议院、贵族院议员活跃于政界,受19世纪的综合社会学,特别是孔德的影响,将百科全书式的普通社会学体系化了。著作除《哲学大观》外,有《普通社会学》四卷(金港堂,1904—1918)。《哲学大观》“后序”中说:“《哲学大观》是丙申(1896年)孟夏所撰。撰者时在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哲学科,此撰实际是为应其哲学及宗教之课程而作,是在学中最后的论文。”这时他已经将“阐明社会学体系”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
由目录可见这是一部纵论古今东西的哲学概说书,井上哲次郎在叙言中也说:“世之有志于哲学者,先就此书而了解其梗概,进而自行沉思冥想进行哲学上的考察的话,岂不可以多少享受精神上的兴味吗?”虽然杨昌济觉得“《哲学大观》稿颇难看”,[29]但是他还是仔细地阅读并作了大量的笔记。[30]从笔记的内容看,除了对哲学本身的理解,特别是“近世实践哲学”之外,关于东西方哲学思想的不同特性,如印度与希腊哲学之比较、中国与印度的异同以及西欧与印度、中国、日本思潮之不同,这方面抄录得比较多。[31]也就是说,他力图以此来把握东西哲学思想的各自特点及其发展的最新动向。
《哲学大观》对于杨昌济对哲学理论本身的把握最显著的影响,表现在他的《哲学上各种理论之略述》[32]一文中。这篇文章中对哲学理论的分类方法,与《哲学大观》中的“哲学思想的分类及批评”一节中基本相同。
此外,与杨昌济的思想关系比较密切的人物与著作,还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我们来看看他对中岛半次郎的《人格的教育学之思潮》的关注。1914年5月21日的日记中说:
《读卖新闻》载中岛半次郎《人格的教育学之思潮》云:德国窝伊疵肯[33]之新理想主义,乃助长此思潮者;此思潮乃对于现时纠纷之教化问题,社会问题,而努力为一大解释者也。依智力主义置重于教授,以方法为万能者,与依社会主义以人为当从社会之利益而教育者,乃此思潮之所反对也。甲为海尔巴特[34]学派,实验教育学派,乙为社会的教育学派。人格的教育学者著目人类情意之教育,觉醒潜于其内部内省直觉之力触其生命之根柢,使发现自立的精神生活,谓教育之中当自教授移于训练,此其对于甲派之意见也。其对于乙派之意见,则谓与其作被支配于社会之人,宁作支配社会之人,不以画一教育为然。[35]
中岛半次郎(1871—1926)是教育学家,生于熊本县。1894年毕业于东京专门学校,1900年任该校讲师。后任清朝师范学堂教督。德国留学之后,1913年任早大教授。受倭铿的强烈影响,主张人格的教育。著作有《教育史教科书》(金港堂书籍,1902年)、《人格的教育学の思潮》(同文馆,1914年)、《人格的教育学と我国の教育》(同上,1915年)、《教育の改造》(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19年)。
1914年6月3日,杨昌济在日记中又提到:“阅新到教育学术界有数书为余所欲购者,记之于此。中岛半次郎《人格的教育学の思潮》;河野清丸《モンテツソリー教育法と其応用》(同文馆1914年出版——引者);小西重直《現今教育の研究》(同文馆1912年出版);森冈常藏《教育学精义》(同文馆1906年出版。森冈常藏(1871—1944)当时为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引者)。”[36]
这里,小西重直(1875—1948)是教育学家,他190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后留学德国,师从德国美学家伏尔盖特(Johannes Volkelt,1848—1930,与李普斯一样也是移情说美学的重要理论家。他的美学代表作有《美学体系》《悲剧美学》等),回国后任广岛高师教授,1913年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授予文学博士学位。1935年玉川学园出版部出版了《小西博士全集》五卷。其教育学的特色被认为是“基于体验的实践的教育学”。1933年任京都帝国大学校长。上面提到的李普斯(Theodor Lipps,1851—1914,杨昌济译为利勃斯),将在下面论述杨昌济翻译其《伦理学之根本问题》时提及。
从人格主义、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出发来关心教育和从事教育实践,可以说是杨昌济思想的一大特色。这样就不难理解他很想看倭铿的书,他从日本购买康德和倭铿的著作[37]也是理所当然的了。人格主义、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的特点,不用说都是重视自我意识、个人意志和人格等积极向上的精神因素的作用。这些都可以从他的日记或论著中得到印证。如:
人生不能无体欲,然有理性,不以耳目口体之欲丧其仁义礼智之心,则大矣。宇宙内事皆吾性分内事,则自我大矣;非争权攘利之自我,乃济物利人之自我也。[38]
阅刘生大让修身笔记,摘录于此:道德者克己之连续,此语最精;东京高等师范伦理教授吉田静致云:人有习惯我(现在我)、理想我(将来我);人须破除习惯我(克己),实现理想我(成己)。理想我既实现,又成为习惯我;然理想进步者也,故克己须连续。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即此意也。[39]
道德教育在于锻炼意志。人有强固之意志,始能实现高尚之理想,养成善良之习惯,造就纯正之品性。意志之强者,对于己身,则能抑制情欲之横恣;对于社会,则能抵抗权势之压迫。道德者,克己之连续,人生者,不断之竞争。有不可夺之志,则为无不成矣。”[40]
昨日为生徒讲待奴婢之道,因言凌磨幼媳亦中国社会中至惨之事,所当极力防止,庶合于人道主义。[41]
余尝分读通鉴为三大类:一曰世界的理想,二曰国家的主义,三曰个人的精神。第一类又分为二子目:曰世运、曰礼教。究古今之变,通天人之际也。第二类又分二子目:曰立法、曰行政。第三类又分二子目:曰启天良、曰练心才。余最重个人的精神,又重行政与世运;因立法之事,今昔情势不同,船山所论多有已成明日黄花者。礼教之事,以今日眼光观之,亦有不免属于迷信者,吾人当分别观之。[42]近世伦理学说中有三种主义,其一为自然主义……其二曰绝对主义……其三则曰人本主义,谓人生之行为有目的,而其目的乃己身自由意志之所决定。第三说则今日欧美伦理学说上新倾向也。自然主义又谓之惟物论,绝对主义又谓之绝对惟心论,人本主义又谓之人格惟心论,夫子言欲仁仁至,盖实为人格惟心论,孟子、陆、王均此派也。[43]
等等。其所言简易明了,无须多加解释。但是,值得注意的上,上述这些只是杨昌济思想的一个方面。其思想中社会的因素和物质的因素也不可忽视。
他曾经在《教育学讲义》(1914年)的“教育之目的”一章中,详细介绍了“海尔巴德之学说”,说“海氏以作出受道德的观念之支配而服从其命令之人为教育之目的”。他批评海氏的道德观念(内心自由、完全、好意、正义、报酬)“其多数但有形式而无内容”,因此适合此观念的行为未必都是善。不仅如此,杨昌济进而分析指出:“今即让一步,谓海氏之目的皆有内容,适合之之行为即为善,然造服从道德的观念之意志,不可云已尽教育之目的。盖虽道德上毫无可非难之人,若此人缺乏生活于社会必要之知识技能,则其命运果如何乎?如此之人,不赖他人之助则不能一日生存于社会之中。夫造不能独立生存于社会之人,而以为教育之目的,此大不可也。海氏[排]除社会实际之生活而说教育之目的,故有如此之偏见。教育之目的,不可不以社会实在之生活为标准而决定之。”[44]杨昌济在日记中也说道:
曾文正谓经济之学,当以能树人能立法为主。余谓改良社会之物质生活,能为百年之计者,乃是真人才。……平江昔年有一县令,福建人,始教其民种薯,开后世无穷之利,县人立庙祀之,号曰薯老爷。其称号鄙俚可笑,然其人实可敬服。[45]
同时,他强调“有公共心之个人主义”。他在《教育学讲义》中说:“个人不可无公共心,此社会生存发达必要之条件也。公共心盛,则社会隆盛;公共心薄,则社会衰微。盖公共心不仅为社会生存发达不能缺者,根本的言之,无公共心则社会不能成立。”因此,他认为“教育当养成于必要之时牺牲自己利益之精神,又不可不养成有确信、有主张之人,不可不养成有公共心之个人主义之人。”在他看来,“为社会牺牲自己之利益与维持自我,又非两不相容,故养有公共心同时有主张之人,乃可能之事。”由此,他的结论就是:“吾人必能维持自我,始得成为思想感情之上无伪且强健之人。国家必得如此之人始能强大。然不伴以公共心之个人主义,则于社会为危险。个人主义与公共心既可以相结合,故教育不可不作成有公共心之个人主义之人。”[46]
对社会的、物质的因素的重视,与杨昌济的“以变之自下为己任”的思想也有关联。而这方面的意识在1919年之后表现得尤其突出。晚年他关注社会主义思想[47]和“世界劳动者之趋势”[48]都是“今日之事当从底下做起,当与大多数国民为友”的思想的表现。1919年10月25日在记录自己所想念的“伦理学讲义之内容”时,他将“劳动神圣、勤工俭学”列在首位。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大问题,但是由此得出杨昌济“对马克思学说,早有深刻之认识”[49]的结论恐怕未必妥当,因为他这时尽管接触到一些社会主义思想,但是他本人的思想终究是一种以人格主义为基础的民主的改良主义。这从以下两段话可以得到说明:
近世教育学者之说曰,人属于一社会,则当为其社会谋利益。若己身之利益与社会之利益有冲突之时,则当以己身之利益为社会之牺牲。虽然牺牲己之利益可也,牺牲己之主义不可也。不肯抛弃自己之主义,即匹夫不可夺志之说也。吾国伦理学说,最重个人之独立。观历史之所载,经训之所传,莫不以死守善道为个人第一之义务。臣之于君、子之于父、妇之于夫,照吾国昔圣贤之理想,皆有委身以事,爱敬终生,效死勿去之义。然忠臣、孝子、贞妇之志,有非其君、其父、其夫所能夺者。……卑幼者自由之意志、独立之人格,尊长者固不可蔑视之。人有自重知耻之心,乃能以进德修业相尚,过度之压制,故非训育之所宜也。[50]
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一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没有阶级、一切竞争的自由、平等、和平、幸福的新社会。我们改造的方法是:向下的——把大多数中下级的平民的生活、思想、习俗改造起来;渐进的——以普及教育作和平的改造运动;切实的——一面启发他们解放要求的心理,一面增加他们的知识,提高他们新道德的观念。我们改造的态度:是研究的——根据社会科学的原理,参考世界各国已往的改革经验;是彻底的——切实的述写,批评社会的病源,极力鼓吹改造的进行,不持模棱两可不彻底的态度;是慎重的——实地调查一切社会上的情况,不凭虚发论,不无的放失;是诚恳的——以博爱的精神,恳切的言论,为感化之具。[51]
另外,《达化斋日记(校订本)》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浮田和民值得关注。1914年9月25日的日记里写道:
日本近日新出之学者有二人:一为浮田和民,一为新渡户稻造。有人谓新渡户乃俗学,浮田氏则真有学者之价值,其学说必为将来日本社会中之一大势力。余得其新著之书名曰‘新国民之修养’,观其题目,皆余所欲研究之事,想阅之必有所得也。[52]
浮田和民(1859—1946)是基督教徒,1879年毕业于同志社英语学校,1886年应新岛襄之请任同志社政法学校讲师,后来留学于美国耶鲁大学,任东京专门学校和后来的早稻田大学教授。1909年任当时日本非常有影响的综合性杂志《太阳》的主干,在言论界、思想界和学术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思想中帝国主义因素与立宪主义、人格主义因素紧密相关,他所提出的“伦理的帝国主义”,既有基于生存竞争的进化论而为殖民主义辩解的一面,同时又有强调帝国主义的“自由性格”和“伦理价值”,以道德、人格、自由等文明的要素对帝国主义的野蛮的侵略性加以限制的一面。其独自性正是表现在他所强调的“自由性”与“伦理性”上,而与此相应,他的这一方面思想为他赢得了日本大正民主主义先驱的美名。也正是这一方面的思想引起了杨昌济思想上的共鸣。
杨昌济与日本的密切关系,从他的日记来看,读报是一个重要的途径。日记中出现的中文报纸主要是《时事新报》,上面有不少关于日本的报道,而且他的日记也是刊登在这份报纸的副刊“学灯”上的。他读的日文报纸有两种,即《读卖新闻》和《东京朝日新闻》。而后者出现的频率最高,几乎每天必看。他在1915年2月22日的日记中说:“东京朝日新闻已有十数日堆积案头,此大不可,此后报来时当立即看之。”[53]读报,不仅是“求世界之智识”的自觉要求,也是实践自己所倡导的一种教育理念。他在《教育上当注意之点》中专门提出“报章杂志”一项,说:
人不可一日不看报章杂志。报章杂志乃世界之活历史也,即皆自我之实现也。日日看报,则心目中时时有一社会国家之观念,而忧世爱国之心愈积而愈厚,且得有种种之常识,积累久之则深明世故,可以应无穷之变,投其所向而无不如志。此真精神知识之营养,如饭食之不可缺者矣。王船山曰:“存君亲民物于我而恒不失物,存我于君亲民物而恒不失我。”日日看报,即所以存君亲民物于我也。苏东坡曰:“良工使手习知其器,器习知其手,故不至一旦扞格而难操天下之大器也,若非常运用之,则必至一旦扞格而难操矣。”云云。此大器今虽不得运用之要,不可怠于观察,怠于观察则懵于时势,一旦有事则必至有手足无所措者,不可不加深察也。世界活历史为有机的一大团体,生生而变化,血脉贯通,日日观察之,则相互之关系、必致之因果一一显明,而此一大物者乃其为我有矣,乐莫大焉。[54]
可见,读报不只是与增长知识有关,而且是直接与世界观、历史观相联系的一件大事。使自己活在“生生而变化,血脉贯通”的“世界之活历史”中,大而言之,一方面可以培养世界的眼光,一方面又可以养成社会国家的观念而增进爱国之心;小而言之,积累种种常识,可以深明世故以应无穷。的确是乐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