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济留学日本期间（1903年2月到东京，就读于弘文学院，1906年结业。之后至1909年春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的思想状况，王兴国所著《杨昌济的生平与思想》（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一书中有比较详细的论述。该书所根据的资料除了当时一同留学日本的友人的日记和回忆文章之外，主要是杨昌济发表在由东京的湖南籍留学生杨度、杨毓麟等人主办的刊物《游学译编》上的《达化斋日记》（1903年5月出版的《游学译编》第八册，收入王兴国编《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择其要者，主要可以举出以下几点：

第一，他在出国之际，改名为“怀中”，表现出了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达化斋日记》1914年6月24日回忆道：“余前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听其西洋历史讲义，谓中国人与罗马人同，惟宝爱其文化；虽外人入主其国，苟不伤其文化，即亦安之。私心揣测，谓日人不怀好意，颇有继满洲人入主中国之思想，此吾国人所当深念也。”[4]

第二，杨昌济在日本留学之时，正是民族主义运动高涨之时。他的救国思想以教育、学问为手段。李肖聃说：杨昌济“于陈天华、黄兴交情最笃，而自言不能与革命事。日俄事起，留学生编义勇队，藉名拒俄，皆习兵操，怀中亦与焉。次日，队长宣布宗旨，怀中即谢不往，曰：‘吾自度非破坏之才，且志在学问，不能从军也。’”[5]这与他1903年发表的《达化斋日记》中的思想是一致的。曰：

欲强中国，当蓄力于小民，士大夫积其教化之功，小民各自积其学问、阅历、兴举、扩充之功。积累之久，民智大开，则勃然兴起莫能御之矣。……[吾]平生得力有二，一在力行，一在深思。力行者，体魄界之事也；深思者，灵魂界之事也。学思之功，不可偏废，而思为尤要。思者作圣之功也，圣无不通，无不通由于通微，通微由于思。汉学通显，宋学通微；顾亭林通显，王船山通微。通显者博物之功也，通微者深思之功也。深则能研万事微芒之几，博则能应天下之万变而不穷于用。[6]

法之变有二：有变自上者，有变自下者。变之自上者，速效而易迁；变之自下者，效迟而可久。今上者稍稍变矣，然而不可恃也，非不可恃也，吾不在其位，则吾无权。夫天下惟己可为恃，此尽己分、立人道者所恃之主义也。居下位之人，自当以变之自下为己任。何以变之？则舍竭力学问、竭力教化无他道矣。[7]

以“居下位之人”自任，竭力于学问、教化，旨在通过扩充自己的“学思之功”，以无形的通于古今的教化来变化有形的限于时势的法制。在此日记的结尾处，他强调：“精神一到，何事不成？苟其公忠体国，百折不回，虽布衣下士，未始无转移世运之能也。有志之士可不勉哉！”[8]

上述思想，他留学回国后得以履行且进一步加以发挥。他说：“从政治上求变，变之自上者也；从教育上求变，变之自下者也。变之自上者，速效而易迁；变之自下者，效迟而可久。高以下为基，吾宁自教育始。”并以日本的福泽谕吉和吉田松阴来这样勉励教育者：

福泽谕吉，日本之大师也，隐居教授，不乐仕进，友朋多取高位、炳大政，而视之淡如，创办庆应义塾于东京。值西南之役起，西乡隆盛以反抗政府被戮。方事之殷也，枪声隆隆震屋瓦，而福泽氏教授如常。其定识定力，有可为吾人模范者。吉田松阴之诗曰：“松下虽孤村，誓为神国干。”吾愿为有志教育之诸君子诵之。[9]

在1919年10月26日的日记中，他还重复给友人的赠言，说：“政治旋涡中诚非吾辈所应托足，无补国事，徒有堕落人格之忧。谓宜飘然远引，别求自立之道。今日之事当从底下做起，当与大多数国民为友；凡军人官僚政客，皆不当与之为缘。不当迎合恶社会，当创造新社会；当筑室于磐石之上，不当筑室于沙土之上也。吾辈救世惟赖此一枝笔；改革思想，提倡真理，要耐清苦、耐寂寞。”[10]

第三，杨昌济已经掌握了一些西方自然科学的知识，并能够加以运用来观察和解释社会生活。简而言之，1903年所发表的《达化斋日记》的基本思路可以说是从自然科学的力学原理出发，而最终引申出“人之力莫大于心”与“精神一到，何事不成？”的结论。这时他的所谓个性解放、以民为主的变法思想都是就上述意义而言的。

除此之外，我认为杨昌济在日本留学期间还有以下几件事值得注意。其一，据李肖聃言：“怀中居东时，与友人立中国学会，入会者杨度、周大烈、方表及熊祟煦、杨树达数辈。”[11]其二，李肖聃又言：“怀中居东时，暇日率其徒友讲论不辍。一日偕余入小石川植物园，坐石上从容语曰：‘君好博览而不读程朱书，终为无本。日人所著《宋学概论》，君未见耶？’”[12]其三，根据杨树达回忆，1907年10月，他“从杨怀中（昌济）借得王国维《静安文集》读之”。[13]从以上三件事可以看出，留日期间的杨昌济除了学习日文、英文、普通中小学课程及教育学等专业课程之外，一直关注中国学研究的状况及其在日本和中国的新进展。《静安文集》是王国维在1905年汇集自己在《教育世界》杂志上所发表的文章[14]及其诗稿而刊行的一本著作。它在引进西方哲学思想以及借用西方哲学观念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进行理论分析方面的原创性贡献已经无须在此多言。那么，《宋学概论》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其作者是谁？杨昌济为什么要将此书推荐给朋友？

《宋学概论》，小柳司气太著，（东京）哲学书院1894年出版。《宋学概论》是怎样一部著作，从帝国大学汉学教授岛田重礼的评语、哲学教授井上哲次郎的序及其自序中可见一斑。

岛田重礼评曰：“斯篇所论虽有未精处，其于濂洛一派讨原究委、脉络分明，了如指掌。黉课繁杂中能有此著，其立志之笃而用功之勤，可以想见也。”

井上哲次郎的序中感叹：“甚哉汉学之衰也，读孔孟之书者，则尚或有之。至修宋学者，则寥寥如晓天之星。然以余观之，宋学亦一种之哲学也。虽时有不合于真理者，而又非无所西人未道破。苟有志于哲学者，岂不讲穷焉而可乎哉。属者小柳司气太君著宋学概论以示于余，余读之，凡关哲学者，蒐猎综叙，简而得要、备而不烦，历历可以征宋代思想之发达也。”

作者小柳司气太（1870—1940），1894年毕业于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学科选科，该书的用意他在“自序”中说得很明白：

古我先王采禹域之学术以润色国家之教化，尧舜之道、洙泗之统，在日东精华之邦，灿然具备，菅江之两家，以宿儒任献替之职，赫赫功勋长照汗青。当斯时，虽有儒教，未有儒学者也。其后至德川氏以不世出之睿智，知马上不可治天下。于是金革未熄，注心坟藉。林道春受业于藤惺窝，以参帷幄。一代之大典兹定焉。洛闽之学术兹起焉。岂啻我朝之叔孙通而已哉。其后中江氏之于姚江、伊藤氏父子之于古学、物氏之于古文辞，虽醇驳互出，优劣不均，学识超卓，震耀后世。若夫至白石之经济与山阳之文章，亦一代之杰也。三百年之间扶植纲纪，人以勇健、国以富强。当斯时虽有儒学，未有儒教哲学者也。明治中兴，百度更革，规仿欧米法律制度，以至文学宗教滔然杂入，使我国人左顾右视，不暇采摘。其喜新奇好雄诞者，以东洋之学为无可观者，以东洋之教为无可听者。一唱百和，邪说暴行荼毒天下，甚于洪水猛然矣。……儒学非空疏之学也，支那之文明非萎靡凋衰也，儒者之所教非消耗元气者也。……世人之诋讥无忌惮者，犹在门墙之外论宫室之丑美欤。是以今日之有志者，就支那学术之中取类于近世之所谓哲学者，而假其名，盖欲仿泰西学术之分类，以资世人之研究也。于是儒学再变而儒教哲学之名始起焉。然则谓之儒教、谓之儒学、将谓之儒教哲学，唯由其时势之变迁而异其称呼耳。至其所基，依然不出尧舜之道、洙泗之统也。倾日余翻宋代诸儒之书，多会意者，即沿流溯源，叙述其大旨，虽略而未详，庶几使乱麻得正其绪，以知儒教哲学之美于世欤。呜呼，余悲托空名于文笔，徒向世人而说儒教哲学之名也颇切。儒岂好用哲学之称哉？抑亦不得止也。何日得明尧舜之道以复洙泗之统乎。

作者是站在儒学的立场上，力图用近代西方哲学的方法来整理传统的儒学思想遗产，使传统的儒学思想以“儒教哲学”的形式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以“使乱麻得正其绪”，目的在于“明尧舜之道以复洙泗之统”。因此在他看来，儒教、儒学和儒教哲学的名称虽然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异，其实质都是一样的，“依然不出尧舜之道、洙泗之统”。

《宋学概论》一书出版于甲午战争即将爆发之际，在普遍认为儒学为空疏之学、中国文化已经萎靡衰落之际，作者力排众议，不仅对儒学和中国文化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且力图在新时代使之焕发出新的活力，这对于中国人、特别是对于“竭力学问、竭力教化”、欲通过“变学术”以“强中国”的杨昌济而言，其所引起的共鸣自不待言。而且，《宋学概论》中对新时代的儒者所应该具备的素质、应该运用什么方法来对发展传统思想都提出了具体的意见。书中说道：

我虽然说儒者的本色是政事家而非哲学家，但是今日的儒教已经非昔日的儒教，如果有要求纯然的学术思辨的人来学习的话，也就自然不能不与昔日的儒者有所不同。应该以充分的分解（即分析——引者）力和综合力将其名为空理和称为高远之处加以推论辨明，以此来阐明儒教的发达与组织从而揭示其价值如何。[15]

儒教经过三个时代（小柳所谓第一创始时代，第二训诂时代，第三理学时代——引者）而得到两种研究法。这两种各有得失。汉学的研究法虽然着实而少失古义，其弊在流于固陋、陷入繁琐。宋学的研究法其利在于将儒教的真理融于心中而直接有所领悟，但是动辄失于空论妄驳，以至于一无所获。因此研究儒教想要求其完备的话，需两法兼用。但是现在要对儒教进行哲学的思辨，这样就要舍弃汉学的研究法而用宋学的研究法。这是因为前者作为纯粹的文学而可重视之处很多，但是研究哲学这种义理之学，就不能不靠宋学了。[16]

这些思想对杨昌济的启发或与他上述所言“学思之功，不可偏废，而思为尤要”的思想暗合一定令他兴奋不已。而书中言及的康德、黑格尔、笛卡儿、莱布尼兹、叔本华等这些陌生的哲学家的名字与他熟悉的朱熹、王阳明等相提并论，由此所受到的知识上和思想上的新鲜刺激也是不言而喻的。

在借用西方哲学观念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进行理论分析方面，《宋学概论》与《静安文集》可以说是分别在日本和中国学术思想界具有开创意义的代表性著作。杨昌济所受到的影响是巨大的。[17]他说：

今以新时代之眼光，研穷吾国之旧学，其所发明，盖有非前代之人所能梦见者。吾人处此万国交通之时代，亲睹东西洋两大文明之接触，将来浑融化合，其产生之结果，盖非吾人今日所能预知。吾人处此千载难逢之机会，对于世界人类之前途，当努力为一大贡献。王君静安尝论国学，谓战国之时，诸子并起，是为能动之发达；六朝隋唐之间，佛学大昌，是为受动之发达；宋儒受佛学之影响，反而求之六经，道学大明，是为受动而兼能动之发达。今吾国第二之佛教来矣，西学是也。乃环视国人，不特未尝能动，而且未尝受动，言之有余慨焉。吾之所望者，在吾国人能输入西洋之文明以自益，后输出吾国之文明以益天下，既广求世界之智识，复继承吾国先民自古遗传之学说，发挥而光大之。[18]

而输入西洋文明，日本是一个重要的中介。杨昌济说：

西洋之名著，译成日文者亦复不少。吾辈纵不能读西文所著之书，但能通晓东文，即不患无钻研之资料，所患者无求学之志耳。中国人士游学日本，通晓和文者甚多，谓宜利用其所长，间接求之东邻，以为发达文明之助。[19]

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他是如何来充分利用这个中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