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湘学的发展，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出现了像曾国藩、魏源、郭嵩焘、谭嗣同、宋教仁等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开风气之先或引领时代潮流的人物。近代湘学的意义历来为人们所关注。重实理、识时务、求革新是近代湘学的重要特点。湘学的发展既有其“无所依傍，浩然独往”、“奋然自异”的创造性的一面，近代以来，随着各种形式中外交流的不断加强，湘学的影响在波及海外的同时，近代湘学的发展也具有了国际性的视野和开放性的特征。而日本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针对欧美列强的入侵，日本和中国一样曾经面临着同样的历史命运。魏源的《海国图志》成为幕府末期日本人了解世界的重要文献，从日本与美国、英国、俄国等欧美列强签订亲善条约的1854年之后的一、两年间，在日本公开出版的训点翻刻和翻译的《海国图志》就达20种之多，为处于邦家之急的幕末日本知识分子认识英、美等欧美各国的真相，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近代中日学术思想交流史，从互动性和交融性方面着眼，还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而近代湘学与日本的关系，充分体现了交流双方的互动性和交融性的特点。

我曾经从一个侧面探讨过叶德辉与日本学者的交流及其在日本学界的影响。[1]而杨昌济（1871—1920）也是近代湘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1898年在岳麓书院读书，“为王葵园（王先谦）弟子”。[2]1903年开始游学海外至1913年归国，其中在日本留学达六年。回国后主张学以救国，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北京大学任教。被认为是“早期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3]本文从杨昌济留学日本期间的思想状况、《达化斋日记（校订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中出现的重要日本学者与日文书刊及其译自日文的伦理学著作三个方面来探讨杨昌济的思想与日本的关系，旨在深入分析杨昌济思想形成中的相关因素及其作用，从中也可以看出近代湘学之守持传统和走向现代的开放性特征。